1986年未婚妻嫌我收废品，扭头嫁给书记儿子，却没想我能日进斗金

1978年，由于缺乏学习天赋，我决定入伍追求自己的发展。然而，由于学历问题，我未能通过提干，只好无奈复员回到家乡。正当我为没有技能而苦恼时，一位战友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踏上了捡垃圾的道路。

后来，当我想迎娶妻子的时候，女方见到我这贫困的样子，还以为我只是一个收废品的人，于是对我嗤之以鼻，最终选择嫁给了大队书记的儿子。然而，两年后，她却求我帮助她的孩子。

我成长在南方一个农村，小时候和其他小孩一样调皮捣蛋。我的母亲在生产队挣工分，而父亲则负责清点收获，主要是管仓库的工作。

家里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我排在其中。小时候，家庭条件与其他人差不多，尽管父亲在生产队管仓库，但他是个比较守规矩的人，对待家人也一样，从不搞投机取巧的事情。

因此，家里勉强够吃，但生活仍然不能懈怠，毕竟我们六个孩子都需要吃饭。

随着我们渐渐长大，开始上小学。学校就在村里，走十几分钟路就能到。每天早上两节课，下午两节课，放学后就得回家帮忙。这种规律几乎是每个农村家庭小孩的共同经历，大多数小学都会上，至于上到几年级就因人而异，有些不幸的孩子，甚至在二年级还没读完就被父母叫回去帮忙了。

我认为读书的机会非常珍贵，小时候就有这种认识。因此，我对每次上课都格外珍惜，每节课都认真听讲。

在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中，大姐、哥哥和我拥有一些学习天赋，而其他人似乎都无法安心学习。弟弟尤其喜欢玩耍，而二姐和三姐在小学毕业后选择回家帮忙。相比之下，大姐、哥哥和我升入了初中。

初中的学科相比小学更加复杂，我的学业似乎遇到了瓶颈，成绩开始下滑，注意力也不再集中。大姐依然保持着出色的表现，担任班长和课代表，而哥哥则一般般，在班级中属于中游水平。

初中毕业后，成绩优秀的大家纷纷升入高中，而我和哥哥则选择了回家帮忙，加入了生产队。由于年纪较小，我们得到的工分自然比其他人少，毕竟按劳分配。

在生产队工作了一年多，大姐上高中依然能够领到津贴。那时，我们兄弟几个都对她的生活羡慕不已。而我和哥哥则在地里辛勤劳作，一天的收入还不到一毛钱。如今回想起来，有些许后悔。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村接到了大队发来的入伍通知。得知参军有津贴，我和哥哥都跃跃欲试，争着要去。然而，参军的名额有限，最终只有我哥和少数几个被选中，而我却因为年纪太小而落选。

哥哥去了部队后，家里的活计基本上都落在我和两个姐姐身上。白天我忙着下地挣工分，晚上还得回家做手工活。那段日子虽然辛苦，但生活却很充实。

1978年，我再次迎来了征兵通知。今年我依旧通过了兵检，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入伍通知书。在家人的欢送下，我踏上了去部队的火车。当时，每个月参军可以拿到6块钱的津贴，比我在生产队干活挣的还要多一些。然而，部队生活不自由，而且训练强度很高。刚开始的日子里，整天在山里来山里去，一身泥巴。好在进部队前我干了两年的农活，身体锻炼得还算结实，勉强能撑得住。

在部队的生活颇为有趣，因为我们都是五湖四海来的人。经过一个星期的锻炼后，一些城市来的同志开始痛苦地呼喊着要回家。然而，这只是在宿舍中发发牢骚，他们心里还是明白的，不可能当逃兵。

在部队，我结交了许多好朋友，也了解到了外面世界的不同。我对很多事情都充满好奇，在勤务和公差中都积极参与，对其他战友友善相处。指导员看到我写字不错，于是安排我去干文书工作，于是我在文书岗位上干了一年。

第三年，我被任命为班长，负责带领新兵。周围的战友都对我羡慕不已，认为我能力强，领导还有意培养我，并表示提干肯定能过。

然而，提干并非易事。到了第四年，连长虽然推荐我去提干，但他提前告诉我，因为我的学历较低，通不过的可能性很大。他的初衷是让我去锻炼一下。

于是，我参加了提干考核，最终成绩确实如连长所说，我在学历一项上表现不佳，其他方面都优秀。然而，由于学历在考核中所占比重较大，我最终未能成功提干。

1982年，我感觉在部队中已经没有继续提升的可能性，于是选择了复员回到家乡。回到家乡，一家人都为我欢呼，我向父亲坦白了提干未果的事实。父亲沉默了一会，然后拍拍我的肩膀说没有关系。

哥哥和我一样，甚至连班长都没当上就复员回家了。目前，他在家帮忙，未来的打算还不明确。

大姐的情况就好多了，高中毕业后找到了一份小学老师的工作。二姐和三姐加入了生产队，弟弟则在父亲身边帮忙。看起来，父亲有意培养弟弟接手他的工作。

在家待了一段时间后，收到了一封河源战友的信。他说他在家也没什么活干，听说东莞现在需要大量劳动力，提议我一起去看看。

说实话，他的建议来得非常及时。在部队得到的津贴，除了给了家里一半，自己手头还剩下四十多元。经过与父亲商量后，他同意我出去闯荡，家里的大门永远敞开，失败了就回来。

1982年，我带着为数不多的积蓄，来到了东莞。在车站与阿峰（河源战友）会合后，我们计划着如何先养活自己。

那一年，我们两个曾在工厂工作，也做过苦力，甚至差点被人骗过。当时市场非常热闹，逛街时我发现很多东西家乡都没有，于是灵机一动，为何不批发一些回去卖呢。

决定冒险一试后，我们凑了身上所有的钱，进了一批日常用品，背到了老家卖。在乡下，我们几个村来回摆摊，卖的都是些牙刷、杯子、锅碗瓢盆、毛巾等生活用品。出乎意料的是，不到一个星期，我们的货就卖完了，因此也赚到了人生中第一笔钱。

后来我们用这个方法屡试不爽，通过差价赚了两千多元。然后因为同行越来越多，我们便放弃了这个项目，开始寻找其他的商机。

一次逛街时，我注意到一个大哥经常拉着人力车到处收购别人不要的废品垃圾。对此我感到非常不理解，大哥听说我是外地人后，便悄悄地告诉我，纸皮和塑料都可以卖，而电器等还可以卖废铁，甚至还有一些贵金属。

低价收购，自己再进行分类整理，再以较高的价格卖给原料商，通过赚取差价实现盈利。这个行当我非常熟悉，于是找上了阿峰，我们选择了一个稍微偏远的城市，首先租下了一个小摊位，然后开始利用人力车四处收购废品。平时还会翻找垃圾桶，因为毕竟捡到了就是宝贝。

很快，附近居民的废品被我们收购一空，而我们的积蓄也转化为一仓库的废品。在整理好后，我联系了原料商。由于是第一次合作，交易量也不稳定，于是价格被压低了不少。好在不用亲自送货上门，省去了不少麻烦。

刚开始，我们并没有赚取多少钱，主要是因为还没完全适应这个行业。随着时间推移，周围的居民也得知了我们的摊位位置，他们纷纷将废品拉到我们的摊位卖。阿峰只好留在摊位等待顾客，而我则推着人力车去更远的地方寻找更多的货源。

后来，我发现依靠这种零散的、不稳定的废品收购方式对收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我决定将目标转向那些稳定产出废品的工厂。然而，许多工厂对我们这两个小小的废品收购商置之不理。

最终，我约见了一家小型企业的后勤经理，他负责废品处理。为了赢得这笔生意，我提出将利润的60%作为条件，让经理答应将废品只供给我们。

我至今仍然记得，当我把钱递给经理时，他开心的笑容，还搂着我的肩膀称兄道弟。虽然我心里有些感叹，但为了生意，我也只能笑脸相迎。

有了这家公司的支持，我接下来还成功地取得了周边几家小型厂家的合作，尽管好处没有那么丰厚了。

1985年，生意越做越红火，我和阿峰决定租用一个更大的仓库，并投资购买了一辆二手的货车，每天的收入呈现指数级的增长，甚至连摩托车也成了我们的座驾。

在离家四年之际，除了最初倒卖生活用品时回过一次老家，后来都没有再回去。直到1986年春节，我和阿峰安排人看守仓库，亲自回老家一趟。

回到家后，我特意穿上一套西装。家人们一看到我这副意气风发的样子，纷纷夸奖我赚到了不少钱。然而，我并没有忘记家人，为每个人都买了贴心的礼物。

家人见我已经不小了，还没有婚嫁，于是决定帮我物色对象。第二天，他们甚至拉来了村中的佳丽。村里的人都说她貌美，但经过几年在城市的历练，我的眼光早已变得更为挑剔。尽管我穿着西装，但眼见我家的房子仍是那种简陋的瓦房，有些人以为我挥金如土。

由于村中的生产队已经取消，美凤（村花）询问我从事何职业。看到她脸上的嫌弃表情，我不由得说出了自己是捡垃圾、收废品的身份。没想到美凤听后，露出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接着无耐地找了个借口溜了。

她其实并不了解，在仓库里，我还有两万块钱的废品没有处理掉。

两天后，我听到母亲说，那位名叫美凤的女孩竟然和书记的儿子订婚了。父母感慨万分，觉得名气确实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安慰我说，不要灰心，世界上还有很多合适的女孩。我无奈地笑了笑，告诉父母暂时不用太过担心。

在家呆了一个星期后，我给阿峰打了个电话，催促他尽快回城，一同投身奋斗的行列。于是，我们再次投入了废品的处理工作中。

一年后，我邂逅了小怡，她是一家粉碎厂老板的女儿。由于老板年事已高，决定让小怡接管工厂的事务。在相处的过程中，我们逐渐熟悉，眼中也渐渐有了对方的身影。最终，我们走到了一起。

1988年，我和小怡开着村里首辆轿车回到乡下举行了婚礼，场面异常热闹，鞭炮声不绝于耳。这时，大家都知道我在城市有所成就。

新婚的第二天，美凤带着泪水来找我，请求帮助救她的孩子。原来，孩子出生后不久就生了病，但她丈夫工作不稳定，家里也没什么积蓄，无法支付医疗费用。

尽管我知道借出去的钱可能无法收回，但出于对孩子的同情，我还是借给了她300块钱。

随后，我决定在城市安定下来。本来想把父母接到城市与我一起生活，但他们还是喜欢和乡下邻居聊天，不愿离开。只好花钱在乡下重新建了一栋三层小楼，让父母住得更舒适。这样，过年时我们就可以带着孩子一起住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