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没有痛苦？别看走得很安详，其实痛苦程度远远超出想象

每次听到“安乐死”这三个字，不少人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个画面：

一个老人或病人静静地躺着，周围是家人温柔的陪伴，医生轻轻地调好仪器，几分钟后，病人仿佛进入了梦乡，安详又宁静。

这样的画面，确实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这是一种充满尊严、没有痛苦的离开方式。

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那些“走得安详”的外表背后，是否隐藏着难以言说的挣扎与折磨？

我国虽然禁止安乐死，但在上世纪80年代，还是发生过一次，1984年陕西汉中的一间病房里，病人夏素文躺在病床上，腹部异常肿胀，呼吸困难，每次翻身都像被刀割了一样痛。

她被诊断为肝硬化腹水，医生摇头，家人心碎，她的儿子王明成接到电话后，立刻从外地赶回，连夜守在病床边。

两年后，夏素文病情加重，她对儿子说，自己不想活了，请求王明成帮她解脱，王明成强忍眼泪，找到主治医生蒲连升，一个劲儿地请求给母亲结束痛苦。

蒲连升一开始坚决不同意，说医生的职责是救人不是送人走，可王明成四次三番地求他，还签下免责声明，那一晚，蒲连升终于动摇了。

他给夏素文注射了一支药剂，几分钟后，夏素文离开人世，神情平静，这是中国第一例公开的“安乐死”，但代价却是沉重的。

夏素文的大女儿得知真相后，愤而将医生告上法庭，很快，蒲连升和王明成都被关押，法院开始审理，这场官司一打就是五年，1991年，蒲连升被判无罪释放，但医生的名誉彻底毁了。

英国男子西蒙，2015年被查出患有渐冻症，医生说他最多还能活两年。

众所周知，渐冻症是一种残酷的病，身体逐渐瘫痪，最后连吞咽和呼吸都做不到，人活着却像被困在冰块里。

西蒙决定去瑞士安乐死，他拍下了纪录片《How to Die: Simon’s Choice》，记录了自己最后的旅程，他在生日那天躺在安乐死诊所的床上，亲手推动了输液开关，几分钟后，他平静地走了。

但镜头里，他的母亲几乎昏倒，妻子哭得撕心裂肺，而这部片子一播出，舆论哗然，有人赞他有勇气，也有人质疑。

2018年，日本女性小岛美奈也选择了去瑞士安乐死，她患的是多系统萎缩症，一种慢性神经退化疾病，她在病情迅速恶化前，决定提前结束生命，在临死前几天，她和姐姐在瑞士旅游，拍下了最后的纪录片。

按下注射按钮的那一刻，小岛美奈脸上带着笑，四分钟后，她停止了呼吸，姐姐站在一旁，泪流满面，回国后，她说自己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刻，心里的遗憾和痛苦无法用语言表达。

台湾的傅达仁，是知名的体育主播，2018年，他在瑞士实施安乐死，过程极为公开，他穿上礼服，录了一段124秒的视频，向朋友和观众道别。

他在视频里面带笑容，看似潇洒，可谁能知道，他在做出这个决定前，经历了多少夜不能寐的挣扎？

纵观这些案例，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的选择表面平静，实则背后是巨大的身心痛苦与挣扎。

更重要的是，这些人都去了一个地方—瑞士，因为瑞士是目前少数几个允许“外国人安乐死”的国家。

瑞士的“解脱组织”已经有超过11万名成员，每年协助上千人结束生命，可看似“合法”的背后，依然充满争议。

组织提供的方式包括药物注射、气体窒息，甚至还研发出“安乐死胶囊”，患者躺进去按下按钮，舱内充满氮气，几分钟内死亡。

听上去“安乐”，但真实的过程远没有那么理想，以药物注射为例，很多使用的是氰化物，这种药剂剧毒且致死过程迅速，但伴随的却是头痛、窒息、器官衰竭，甚至脸部发紫，口中散发出苦杏仁味，死状十分惨烈。

还有人使用安眠药和麻醉剂组合，先让人昏迷再让呼吸停止，很多人以为昏迷就不痛了，其实过程中肌肉抽搐、面部扭曲、呼吸困难，死前的几分钟依然是挣扎。

在荷兰，安乐死早已合法，2003年就有7000多例合法实施，但即便如此，社会争议从未停止。

有人担心这会被滥用，甚至成为谋财害命的工具，一旦制度启动，谁来监管？谁来判断一个人“真的想死”？

在中国，这条路还远未开放，法律明确规定，安乐死属于故意杀人，就像蒲连升医生的案例，即使出于同情也难逃法律制裁。

国家强调，生命权神圣不可剥夺，不能因为痛苦就轻易终结，也不能把决定权交给别人。

1988年，中国某电台播出安乐死专题讨论，结果近九成听众支持合法化，说明国人并非对安乐死完全排斥，只是担心滥用，担心背后隐藏的黑暗。

有人说，安乐死是对人性尊严的尊重，也有人说，那只是逃避痛苦的手段，可无论出于哪种理由，都不能忽视它背后的法律、伦理、心理、社会影响。

今天的技术发展也让安乐死更加“科技化”，比如“安乐死过山车”，通过高速旋转让人脑部缺氧快速死亡，虽然还未投入使用，但这种设计的出现足以说明，现代人对“如何死”越来越在意。

但问题是，技术越先进，手段越多，人的心理准备反而越来越不充分，选择安乐死的人，真的都准备好了吗？他们的亲人，真的都理解了吗？

中国目前还没有开放安乐死，很多人因此觉得我们落后，其实恰恰相反，正因为我们更加慎重，才不轻易开启这扇门。

安乐死，不只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道社会、法律、伦理的综合难题。

每一个案例的背后，都藏着无法言说的痛苦，每一个“看似安详”的离去，都可能是一次深沉的挣扎。

人类对于死亡的理解，永远不该建立在技术和快捷的基础上，而应建立在尊重、理性与制度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