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洁琼遗物中见到的清廉风骨

（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吴宏英

　　去过雷洁琼位于红霞公寓的住所的人都知道，雷老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时就居住在这里，一直到2011年去世。我作为民进中央的工作人员曾经走进过这所房子，看到屋子里被老旧家具挤得满满当当。雷老的清廉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雷老去世后，这所住房连同其中的大部分家具全都交回国家，只有少量属于她个人的家具，以及家中的藏书、纪念品、文稿、证书等遗物，由她的亲属捐赠给民进中央。因为工作关系，我有幸接触到这些遗物。

　　雷老的遗物，没有什么名人字画、古玩收藏，只有见证人生的清风痕迹。比如，苏州的民进会员送给她的一副“苍松古柏铁石老梅”的对联，她一直悬挂在客厅中。

　　雷老的遗物，没有什么珍稀昂贵的礼品，只有朋友间的友谊和对后辈关怀的见证。比如，体现她和周恩来、邓颖超之间交往的纪念瓷盘、花瓶和花；体现她和冰心友谊的寿星婆瓷像等。还有她所关心的聋哑学生去看望她时带给她的手工、她和学生后辈的合影相框等。这些纪念品中，唯一的“贵金属”，就是雷老在南加州大学硕士毕业时获得的银瓶奖奖杯。但是雷老在客厅茶几上，长年摆放的却是永远盛开的紫荆花、盛世莲花——香港、澳门回归的纪念品。这是她参与香港、澳门基本法起草的见证。

　　雷老的遗物，没有贵重古老的硬木家具，只有满是使用痕迹的普通家什。这些家具材质普通，做工朴实，年代也不够久远，大多数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物品。由于会史展陈的需要，前年我们曾将其中品相最好、最适合展出的一件家具——雷老的书桌进行修复展陈。文物修复的技师告诉我们，这张看上去宽大厚重的书桌，材质不过是普通的松木，而且由于长年使用，已经出现了断裂、残缺、裂隙、变形、漆层破损脱落等问题。还有一件梳妆台，三个拉手已经坏掉了两个，用绳子代替。如果说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家具，那就只有一个20世纪40年代的铁皮箱，里面贴着的红色纸条写明是好几个学生一起送给雷老的。

　　雷老的遗物，没有充满先进科技的生活用具，只有寻常物品。晚年陪伴雷老的轮椅可以说是她日常生活中最常用到的生活用品。在一个已经有了电动轮椅甚至智能轮椅的时代，这辆轮椅，却还只是一辆普普通通的手动钢制四轮轮椅，品牌“上奥”和生产厂家“上海轮椅车厂”，在当时是国企出品、质量可靠的，但到今天已经“查无此人”了。这辆轮椅在雷老去世后遗赠给陪伴她多年的秘书使用。

　　雷老的遗物，没有什么古籍善本、珍稀版本，只有伴随她一生的社会学、政治、法律、教育等专业著作和文史类书籍。雷老爱书，雷老遗物中最多的也是书，有8000多册，且基本都是她一生治学研究中用到的专业书籍和文史读物。其中，当然不乏名家的签名赠书，如社会学界的林耀华、费孝通、瞿同祖，历史学界的侯仁之等，他们是雷老在燕京大学的学生。还有不少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科学类进步书籍，如生活书店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马叙伦题名、李平心的《各国革命史》，中国文化投资公司发行的郭沫若著作等，让我们仿佛回到了她和民进前辈一起创立民进、投身爱国民主运动的时代。新中国成立后，雷老担任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教授兼副教务长，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以她的学术声望和社会地位，向她赠书的学者和友人很多。每次收到书，雷老都会认真阅读并且提出恳切意见，回信给作者，这些回信的底稿依然可见。雷老分外珍视这些书籍。在雷老留下的大量研究资料卡片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鞋盒和一个药品盒，里面放着的图书卡片，时间最晚的已经是2010年。虽是秘书的字迹，但是依然向我们展示出雷老将这些书籍当成了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

　　雷老的遗物，没有印刷精美的信笺，只有普通的稿纸，记录了时代的变迁。年代久的，有燕京大学的竖排稿纸，雷老用它写下了《三十年来中国妇女运动的总检讨》；改革开放初期用的普通稿纸，纸质薄而透，连下一页的字都显得很清楚。再后来有了《民进》会刊稿纸、中国民主促进会稿纸，但是也都很薄，和当时普通的公用稿纸没有什么区别。雷老的字迹很有特点，她的每一个字都是写得认认真真，在稿纸上写得满满当当，没有任何的浪费。

　　一件件老旧的家具，普通的生活用品，朋友、后辈送的纪念礼物，如山的旧书，一张张薄薄的稿纸上的工整字迹……雷老的遗物，无一不是对她清廉风骨的最好诠释。今年是雷老诞辰120周年，也是民进成立80周年，缅怀雷老，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她留给我们的廉洁作风，已经融入了民进的优良传统之中，也将为我们所代代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