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役营到沉船屠杀：日本军部否决的日内瓦公约，纵容对战俘的暴行

电影《东极岛》的上映，让我们知道日军在二战时候对盟军的残暴。当“里斯本丸号”在东极海域，被美军潜艇发射鱼雷击沉，日本士兵和船员优先获救，战俘却被牢牢锁死在船舱，甚至在被淹死之前，都遭到日军机枪扫射的疯狂报复。

这一情节，乃是电影对日军在二战期间对战俘系统性虐待暴行的还原。这些惨案并非孤例，日军在二战时候对战俘的虐待，从苦役营的劳工，以及沉船屠杀战俘，都是屡屡存在。

一、《日内瓦公约》为何被日本军部否决？

最令人愤慨，战争时候日本政府以从未正式批准1929年《日内瓦公约》，为虐待和屠杀战俘找借口，将善待战俘政策长期游离于国际法的约束之外。本文就以真实历史资料和幸存者的证据，展示日军二战时候对盟军战俘的虐待。

一战之后，世界各国意识到，必需制定严格的国际法规，避免虐待和屠杀战俘的悲剧，减少战争暴行的发生。于是，在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和国际红十字会的推动下，要求各国签署和遵守保护战俘的国际公约。

该条约规定，给予战俘们必须始终受到人道主义的待遇，禁止任何形式的暴力、恐吓、侮辱或虐待战俘的行为，以及报复和歧视战俘，更不能因国籍、种族、宗教信仰、政治立场去区别对待战俘待遇。除了武器、军事文件外，战俘的私人财物（如衣物、戒指、信件）不得被没收。战俘在吃、穿、住和医疗方面与战胜国的士兵们没有差别，不能过分利用战俘做劳力或帮助加速战争进程等。

当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主要大国在内的世界上四十七个国家，1929年在瑞士的日内瓦都签署和批准了这一公约，1929的《日内外战俘公约》自然也成为国际人道法的基石。

日本的外务省也在日内瓦签署了公约。然而，日本军部却公然践踏这一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公约，开启了其虐待战俘的罪恶行径。日本军部（陆军省）以“武士道精神不容战俘”为理由，拒绝向日本议会提交批准这公约在本国生效。

1934年，外务省试图推动批准公约的生效，军部直接批准：“批准者即国贼”，迫使政府搁置法案。

然后，日本陆军省在1934年的内部文件中直言：“批准公约将束缚皇军行动自由。”

这样，1929年的《日内瓦战俘公约》在日本无国会投票，更无否决，自然不被批准，这也就代表日本政府拒绝批准这个公约的缔结，自然在日本也是无效。

如1942年，日本外务省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给盟国的照会中狡辩：

“我国虽签署公约，但未经国会批准，故对日军无强制效力。”

就是日本借口公约没经过国际法的批准，为日军在战争中的暴行披上了“合法”外衣。

明治维新后，日本虽然引入了西方法律体系。但是在军国主义思想主导下，却一直把军队特权凌驾于国际法之上，自然无视于具有人道主义精神，保护战俘的国际法。在发动战争之后，对盟军战俘都是毫无约束，一律暴行对待。而且，日本对盟军战俘的暴行对待，不是个例，却是系统性、整体性和普遍性的常态。

二、奉天战俘营：虚假的‘模范’与真实的奴役”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瘠，面积相当于我国云南省一样的岛国，必需要采取“以战养战”，也就是掠夺侵略地的资源和劳动力，才能维持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机器的运转。

因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后，最常见做法就是把国际法框架下作为“受保护者”的战俘，直接转化为战争资源，也就是把战俘当作廉价劳动力和苦役去使用。

如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三省之后，建立了奉天战俘营。日军公然在外表悬挂“模范战俘营”的虚假标语，借此躲避国际组织的审查。

但在奉天战俘营里，日军给战俘们非人的待遇。在1942-1945年间，约2000名盟军战俘被关押于此，然后把这些盟军战俘投入在机床厂、煤矿等高危岗位，或者为日本军工企业生产高射炮、飞机零件等军备。

在奉天战俘营里，战俘们吃得很差，食物配给仅为日军士兵的1/3。同时战俘们从事高强度的劳动，每天劳动12小时以上。卫生条件极差，痢疾、疥疮等疾病肆虐流行，仅1943年就有127人死亡。日军医生却拒绝提供有效治疗，反而将战俘的病历作为“研究材料”。

根据幸存者国军士兵回忆：

“我们像奴隶一样被驱赶，稍有迟缓就会遭到皮鞭抽打。当我们戴着镣铐下井，日本监工站在井口用机枪瞄准，谁敢逃跑就当场击毙。”

三、巴丹死亡行军：78000战俘的噩梦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了山西大同煤矿。1943年，日军将300名中国战俘投入矿井，要求他们每天挖掘3吨煤炭。这些战俘在煤矿工作都是缺乏安全设备，矿井塌方事故频发，战俘死亡率高达40%。

日军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偷袭菲律宾克拉克机场的美国远东空军基地，猝不及防的美国远东空军遭到严重损毁。之后，美军和菲律宾联军由于缺乏粮食弹药的补给，在经过一番激烈抵抗之后，最终投降。

之后，1942年4月9日投降的美菲联军，再加上平民，投降人数大约78000人，这78000人成为日军的战俘后，就被迫开始长达六天的死亡行军。

这段行军从巴丹半岛起步，终点为圣费尔南多的战俘营，路程为100公里。一路上，战俘们要面临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遭受到令人难以忍受的非人待遇。如战俘们行走在被东南亚烈日炙烤的大地，水源和食物都是非常匮乏，再加上投降之前已经长时间的激战，已令他们精疲力尽，体力逐渐耗尽。

但日军对这些战俘并未有丝毫同情，一路上毫不手软对战俘作侮辱和殴打。在这一条“巴丹死亡行军”路上，这些战俘大多数是高温中暑、疾病和饥饿死去，一些战俘疲惫不堪，就遭到日军的毒打和枪杀。一些战俘走不动，请求短暂的休息，却遭受日军的冷血枪击，最终大约1.5万战俘在这一条死亡之路上。

当大约活着的六万名左右战俘，走进了奥德内尔战俘营，但是走进了战俘营的战俘们，并不代表能够幸存。日军强迫这些战俘从事劳工，并不给他们足够的食物，两个月后又死亡了26000人。

当1945年麦克阿瑟重返菲律宾的时候，当年78000名战俘仅剩7500人还活着。

四、泰缅‘死亡铁路’：每公里600条人命

1942年，日军强征六万盟军修建泰缅铁路，目的就是连接泰国的曼谷和缅甸的仰光，切断中国滇缅公路的通道。

当时，日军把抓到的盟军战俘和亚洲劳工都用来修建这一条铁路，由于铁路经过的泰缅边境热带雨林区，地形险峻，气候恶劣，很多劳工和战俘们在衣食无保、疾病流行、劳动和生活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却都是凭着身体的血肉之躯劳作。

日军为了战争机器的高效运转，要求原本计划六年才能完成的铁路，要求15个月内竣工。所以，这一条全长大约415公里的泰缅铁路，平均每修筑1公里，就有600多人付出宝贵的生命。

所以，这一条泰缅铁路，在盟军看来又是“死亡铁路”！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战俘证词 揭露：战俘每日工作18小时，口粮仅一碗霉米，监工用竹棒、刺刀随意虐杀“怠工者”。

最终，在缅甸“死亡铁路”（泰缅铁路）工程中，死亡数字是触目惊心的！根据英联邦战争墓地委员会统计：

1.2万盟军战俘中近1/4死亡，亚洲劳工死亡率更高达90%（英国国家档案馆：《泰缅铁路战俘证词集》（WO 208/3800）。

面对战俘的惨痛伤亡，日军指挥官却毫无同情心，曾下令：“战俘死了就换一批。”如此冷漠无情，就是为了日本战争机器的高效运转。

此外，日军虐待战俘现象频繁发生。新加坡樟宜战俘营的英军军医记录显示，90%战俘患有脚气病和痢疾，但日军拒绝提供药品。1944年菲律宾巴拉望岛，150名美军战俘被浇汽油活活烧死；在婆罗洲山打战俘营；逃跑者，都被日军当众斩首。

五、沉船屠杀：日军为何焊死战俘舱门？

日军除了把战俘做劳工对外之外，还喜欢制造类似于“里斯本丸号”的战俘船沉船屠杀事件，如1944年9月18日，日军在“顺阳丸”号与“里斯本丸号”一样，不挂任何战俘标准，运输盟军战俘与爪哇劳工的运输船，由于恶劣运输条件被称为“地狱船”。

当“顺阳丸号”战俘船在苏门答腊岛西南海域遭英国潜艇“贸易风号”鱼雷攻击沉没，当时战俘舱室被焊死，造成超过5600人遇难，成为二战期间单船死亡人数最多的海难事件之一。

顺阳丸号，应该是1927-1938年间的状态

幸存者证实，沉船过程中日军未采取有效救援措施。虽然有723人成功逃生，被日军强制投入苏门答腊铁路修建工程，最终仅有96名战俘生还。

日军为什么要虐待战俘，在《俘虏痛史》一书中可以找到答案。当时，日本大本营参谋身份协助14军指挥的政信中佐，下达了尽可能杀死多的战俘命令：

“日本正进行一场种族战争，为了天皇的胜利和腾出我们得胜的士兵转用于其他战线上，俘虏们必须杀掉。”

历史学家John Dower在《War Without Mercy》中分析：

在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军国主义思想看到，战俘乃是“低等生物”，日本国会作为权力机构，不仅未制衡军部，反而以“国家利益”为暴行背书，自然拒绝通过1929年《日内瓦公约》，自然摆脱了虐杀战俘的国际法追责。

六、东京审判：虐俘暴行终遭清算

日本右翼虽然近年来鼓吹，“未批准日内瓦公约即无约束力”，一直为日军二战虐杀战俘寻找借口。

但是，在1929年前，战俘人道待遇已是文明国家普遍实践。《海牙公约》第4条明确规定战俘“应受人道对待”，日本1907年签署并批准该公约，按道理在战争中应该履行这一准则，给予战俘人道主义待遇，但实践中却违法了，理应该受国际法的法律追责。

因此，东京审判上依然直接引用《海牙公约》和习惯法为主要依据，对松井石根等战犯定罪，认定日本战犯应对虐待战俘的行为负责，证明虐俘暴行从来非法。之后，东京审判还确立了“反人道罪”等新的国际法原则，重申了国际社会对战争暴行的底线。

结语

在回顾日军虐待战俘暴行历史的时候，我们应该牢记和平岁月的美好，反对战争暴力，为和平发展努力。这一段历史是否令你震惊？你认为国际社会应如何防止类似暴行重演？欢迎留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