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司马迁穿越千年，我们该如何向他解释今天的历史学？

当司马迁穿越千年，我们该如何向他解释今天的历史学？

中国人始终关注自己的历史，但历史书写的两个根本问题——“谁来写”和“如何写”——却在当代陷入了困境。在新书《司马迁来到B大历史系》中，历史学家、秦汉史专家、日本就实大学教授李开元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和深刻的思考，讲述自己如何在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完成了从历史研究到历史叙事的转向。近日，“历史应当由谁来书写？——李开元《司马迁来到B大历史系》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李开元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林鹄一同做客PAGEONE（五道口店），辨析历史书写的权力、边界与未来。

“历史应当由谁来书写？——李开元《司马迁来到B大历史系》新书发布会”现场。主办方供图。

《司马迁来到B大历史系》由李开元多年来写成的各类文体的文章、发表出来的访谈文字组成，包括回忆恩师、谈论读书、回顾来时路的“师·书·路”，以不同形式呈现自己对史学理论整体探讨的“思考历史学”，反思总结自己历史叙事写作的“实践与回想”，涉及影视舞台的断章“历史与艺术”，以及由他“文学梦中打捞出来的点滴”构筑的“文学碎片”。该书同名文章是一篇穿越寓言，正如李开元在序言中所说，这一书名“暗喻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而“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正是该书之题旨所在，反映了其学术人生、研究感悟与创作历程。

活动现场，李开元讲述了书名的缘起，“司马迁穿越历史，来到今天的大学历史系，如果要申请就职会有什么结果？从这样一个故事开始，讲了历史研究和历史叙事的关系。如果今天来看，司马迁《史记》这种伟大的历史著作，实际上是纯粹叙事性的历史著作——这就是我们历史学的源头，也是我们两千年来历史学的传统。古今中外都是这样。但是，我们今天大学的历史教育，转为以历史研究为中心，以写论文为本业的新的学术体系，这个体系确实指导历史学更加科学化、更加可靠；但另一方面，丧失了人文性，失去了叙事。我们觉得这是很大的遗憾，希望通过我们新的努力，来恢复历史学的叙事传统。”

《司马迁来到B大历史系》

作者：李开元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年7月

李开元在书中深情回忆了自己与史学大家邓广铭的交往。在总结邓先生的学术成就时，他说道：“研究与叙事并重——邓氏史学的这个特点，完整地体现了历史学是有科学基础的人文学科的基本精神。”李开元极为认同研究与叙事并重，认为研究与叙事，是承载历史学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叙事，接近于艺术，追求美；研究接近于科学，追求真；历史叙事，是在研究基础上的叙事，在求真的基础上求美。在《告别就实》一文中，李开元回顾了自己的学术历程与写作历程，预告了退休开启的新生活。“三十八年的学术生涯，都在渴求宣泄的出口，争相求现于笔端纸上。我希望可以一年一本书，著述与年龄共生，学术生涯与自然寿命同长。”

林鹄表示，李开元的第一本书，就是他在求是大学的博士论文，写了《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但让更多读者知道李开元，却是他的历史叙事作品。林鹄说，“现在很多职业历史学家可能都不觉得历史叙事有多重要。”在这里，林鹄回到活动的主题，历史叙事谁来写？如何写？但在他看来，还有一个问题也很关键，就是写给谁看？“我想一般人会认为历史叙事是专门写给非专业的人看，历史叙事无非是把历史研究的成果推到公众那儿去。在这个意义上，很多专业学者不以为然，不觉得搞研究需要在意历史叙事。”林鹄以一段丰子恺游黄山天都峰鲫鱼背的文字为例，说明现代史学的灵魂是实证主义，“科学语言有它非常有用的一面，但同时，它也有非常致命的缺陷——有些东西用科学语言没办法表述出来。同样的，在科学模式下的史学论文，注定了有些东西是表现不出来，只有用历史叙事，才有可能把被科学语言忽视的历史真实内容揭示出来。”

这正如李开元在书中所认为的那样，“历史叙事，是历史学的源头活水，不分古今中外。历史叙事，基于史料推想史真，构筑史实写成史著，完全排斥虚构和编造，正是非虚构。从而，我们可以说，历史叙事与非虚构历史写作是同义词。在古典史学时代，非虚构历史写作就在历史叙事中，从来不曾成为话题。”而非虚构历史写作成为话题，就是近代以来，历史学受到科学主义的影响而出现重大转型，问题研究成为学科的主流范式，论文论著成为主要的表现形式，历史规律成为终极目标。在这种重大的转向中，历史叙事被边缘化，逐渐被排斥出主流。

记者/何安安

编辑/刘亚光

校对/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