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升：《管理世界》是我永远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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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嘉泰先生）

编者按：今年是《管理世界》创刊40周年。从1988年到1993年，在《管理世界》的五年，我放弃了当学者的梦想，坚定下海创业。这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最重要的是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在创刊40周年之际，《管理世界》邀我讲述我与《管理世界》的故事。谨以此文，表达我对《管理世界》的祝福。

2015年《管理世界》30年庆的时候，正好和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在深圳的颁奖活动冲突了。当时我很为难，因为这个奖项是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联合多所高校的经济学院发起设立的，我是基金会和武汉大学董辅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院的理事长，泰康还是奖金赞助方。最终我还是放弃了去深圳颁奖，因为《管理世界》30年庆只有一次。

《管理世界》30周年的时候我也写了感言，我觉得最中肯地来讲《管理世界》和我的关系——《管理世界》就是我的良师益友。因为在《管理世界》改变了我的人生，最重要的是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管理世界》创刊于1985年，是由李克穆、卢建等一批当时在中央咨询机构和部委工作比较活跃的年轻人攒起来的。开始挂靠在《经济日报》下面，自负盈亏。他们自筹了5000块钱，租了一个地下室，首任主编是何绍华。三年后，何绍华调任康华公司西部公司当总经理，李克穆从香港回来接任总编一职。《管理世界》还需要找一个学术能力强、负责学术工作的副主编，田源和卢建他们也在一同物色人选。找了很多人，最后找到了我。

1983年我从武汉大学本科毕业后，进入对外经济贸易部国际贸易研究所，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被破格评为助理研究员。这得益于我写的一篇论文《西方新技术革命社会经济理论思潮评介》获得经贸所首届论文奖的二等奖。研究所的老教授都是留学回来的，水平相当高，我是当时唯一的年轻人获奖，这在经贸研究所的历史上也颇为难得。这期间，我也有不少文章发表在《世界经济导报》《红旗》等刊物上，在学术上初露头角。因此，面对《管理世界》这一以经济学与管理学为核心的理论刊物，加上田源、卢建两位学兄在北京武大的圈子里很有影响力，我便欣然同意来做副总编。

我是1988年到的《管理世界》。当时杂志社的办公地点，是在酒仙桥安全部的一家招待所里租的几间房；仅有的两样资产，一是一辆旧的上海牌老式汽车——车后面还有一个大洞，再就是一台油印打印机。我分管《管理世界》和《现代企业导刊》两本刊物。为此，我将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的编辑方宇引进来，做《管理世界》编辑部主任。记得刚上任时，我跟编辑部的所有的同仁座谈时说：“《时代》周刊有封面人物，《幸福》杂志（即《Fortune》，当时译作《幸福》）有世界500强企业榜单，我们做点什么呢？”

会后，方宇随我来到家里——当时我住东单北极阁头条。母亲做了几道家常菜，我们一边小酌，一边继续探讨杂志的发展方向。方宇说：“你不是说500家嘛？我们搞500家怎么样？”我说挺好啊。这样就一拍即合，开启了《管理世界》在中国首创500家最大企业评价的先河。

首次评选结果出来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我评出百家最大工业企业》为题进行报道，晚上新闻联播也播了，一下子炸了锅。第一期除推出100家大企业的总榜，还评出了9个行业的50家企业。我们给这550家企业发函，说我们准备出书，把所有上榜的企业都登出来；同时做个铜牌，写中国100家大企业排名、中国钢铁企业排名、中国服务企业排名等，一下子收入大增。

1989年恰逢新中国成立40周年。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报道，农业展览馆正举办全国乡镇企业农副产品展览会，时任总书记、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均亲临参观。我灵机一动，说农副产品中央领导都来，我要是把评的这些500家大企业搞个共和国40年工业成就展览，他们肯定也会来。我兴奋得一夜没睡着，第二天一上班就找到克穆，他一听也说挺好，当即予以支持。

因为共和国40周年没有举行大型庆祝活动，我们这个展览一下就成了国家项目。主办方从开始的《管理世界》，先是变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后是中央办公厅主办。果然，中央领导基本上全来了。记得参观的时候介绍展位，李克穆陪同江泽民总书记，我负责接待李鹏总理。

“中国500家大企业评价”和“中国工业40年成就展”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品牌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由此，《管理世界》从一个初创的理论刊物，一跃成为一个著名的、评中国500强的、有综合实力的杂志。

这件事情也改变了我的认知。改革开放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各种社会思潮应运而生。因为做500家大企业评价、研究世界500强，我发现经济强弱与本国大型跨国公司的多少直接成正比。从世界500强的数量分布看，美国占第一位，随后是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过去中国只知道有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不知道有伟大的企业家。只有再加上伟大的企业家，才是一个完整的、成熟的社会的标志。就这样，我从一个科学、教育救国者，彻底转向了实业救国的理念，从此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在《管理世界》，既可以做学问、又可以走仕途，还可以做经营，可谓是“三栖”。我在《管理世界》做了5年的副总编，最终放弃了学术和仕途，坚定地下海创办企业了。

虽然离开了，但我一直关心着《管理世界》的发展。今天《管理世界》已经是中国经济学界与《经济研究》齐名的最重要的学术理论刊物，也是我永远的良师益友。

祝《管理世界》40年生日快乐，未来基业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