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铮教授新作《何处是乡土》出版，呈现近代中国乡村经济话语

简介：近代以来，尤其是清末民国时期，在外国列强侵袭之下，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民族的苦难、前途和命运，一直是国人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乡村经济作为中国数千年之底色，其传统机制有何延续和变化，面临哪些困境和挑战，如何解决，更是人们论争的关键问题。这些“学战”成为影响广泛的乡村经济话语，具有强烈的经济认识史意义。本著对此进行了多视角、全方位的分析和研究，既有不同学派、不同学者对乡村经济的综合认识，也包括对其中某一方面的专门讨论，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历史的思想依然闪烁着启迪现实的光芒。

后记

整理完书稿后，总觉得还要唠叨几句话，以说明本书的主旨及由来。

中国历史的古近之变，犹如从老牛拉车变到过山车般魔幻。老牛拉车的时代是充满自信的，崇尚以农立国，坚如磐石。不过，到明末，似乎开始出现稍显异样的苗头。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以及带来那里的器物，明人表示出好奇乃至欣赏的心态。以农具而言，不仅有了介绍西洋农具的专书，而且中国农学家对西洋农具的精巧发出“甲于古今”“其法至便”的感叹，这是否也就意味着对秦汉以来本土农具形制的长期不变有了某种怀疑呢？当然，在外国列强入侵以前，中国为大一统王朝，实力高居世界之首，间有外力威胁也远不能撼动其根基。在此情况下，立足于“华夏中心观”，国人对国内一切事物、制度充满了自信，鲜有自我矮化的情绪。

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后，列强的船坚利炮让中国陷入风云突变的过山车时代，也即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经受强烈的厮杀刺痛和与西方比较之后，国人觉得自己出了大问题，于是以前的优越感变为自卑感，被迫转向学习西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产生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意识。在这一历史背景和自省逻辑之下，一切原本不是问题的都成了问题，一切本土传统都成为中国落后的根源，传统逐渐沦为愚昧、保守、腐朽的代名词，而西学或现代化却愈益成为中国社会追求的主流。尤其是在器物层面上，西方标准成了中国标准，传统与现代几乎完全对立化了。

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现代化进程，始于军事工业，而后城市的工业、商业、金融、交通等等成为现代化的桥头堡。尽管如此，乡村仍是中国绝大多数人生产生活之地，其重要性并未发生质的改变，因而乡村的未来命运、乡村现代化的前途始终受到社会各界仁人志士的关注和研究。他们和主流思潮一样，对传统小农经济予以否定，主张学习西方发达国家，使用现代的机械工具、技术手段，组织规模经营，实现乡村农业、工业、商贸、金融的现代化。当然，在具体路径上，基于地位、学识、境遇的不同他们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形成经济话语百舸争流之局面。在实践层面，朝野上下、民间团体、高等院校、企业等都参与了这一现代化事业，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远未达到预期目标，乡村现代化不过是零星之迹象而已，它仍是一个局限于思想上、主张上的现代化，传统小农经济的继续延续才是乡村历史的真正面相。也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对以机械化为主的农业现代化路径的追求提出了质疑，即一味仿效欧美是否脱离了中国已有的社会经济基础，大机器是否适合人口众多的中国农业，乡村手工业是否仍有继续存在的价值？总之，问题的焦点在于传统小农经济是否还有继续发挥的生命力。无疑，这种观点的声音是相当微弱的。对以上各家各派的言论，不管是否符合历史社会经济的需求，皆有其话语史、认识史之价值。即便如今为人诟病的传统现代二元对立观点，它也往往是历史时代追求进步的产物，理应得到后人的一份敬意。当然，对于那些呈现传统和现代的复杂关系，试图挖掘传统小农价值的低音，也许更值得我们咀嚼。传统才是支撑中国历史进程的潜流，传统才是中国乡村乃至中华文明未曾中断的根基。今天，中国经济日新月异，但乡村前途、乡村发展道路仍不能说完全清晰，大多数争论似乎仍处在近代历史的延长线上，所谓历史并不遥远，也正在于此。如何将眼光既聚焦于当下，又不忘回望所来的历史，汲取思想史的智慧，建立一个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中国农村发展的健康模式，仍是需要深思的问题。

本书各篇较为集中地呈现了近代中国的乡村经济话语，特别是对清末民国时期中国乡村经济走向和前途的论争。一方面，涉及中国乡村生产要素和经营方式问题；另一方面，是对乡村经济整体较为宏观的认识，当然二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其中，个别文章并非专门针对清末民国时期乡村经济问题的论争而撰写，但对这一主题也有较多反映，于是就纳入进来，以丰富对此问题的全面理解。各篇章内容都在期刊发表过，现按本书目录顺序做一罗列，以方便读者查阅：1.《题同释异：中国近代农民何以贫困》，《江海学刊》2013年第1期；2.《近代中国耕地“红线”之争》，《人文杂志》2017年第3期；3.《机械与机械化: 近代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共识及忧虑》，《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5期；4.《大农与小农：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农业经营规模的论争》，《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5期。5.《毁灭与重生的纠结：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前途之争》，《江海学刊》2015年第1期；6.《释“高利贷”：基于中国近代乡村之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9期；7.《求利抑或谋生：国际视域下中国近代农民经济行为的论争》，《史学集刊》2015年第3期；8.《洋学者与中国的相遇：卜凯调农村研的西学意识与比较意识》，《广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9.《“研究清楚才动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的农村经济思想》，《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10.《“相成相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的城乡关系论》，《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11.《“土货化”经济学：方显廷及其中国经济研究》，《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12.《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农村经济的主张》，《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5期。这次对个别错漏之处，做了更正。借本书出版之机，对所有为之付出辛劳的朋友表示敬意和感谢。

我近四十年的治史经历，一直以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的实证研究为主，大概在2010年以后才开始关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尤其是乡村经济思想的研究。这一学术转向，在2020年我接受《历史教学》采访的访谈稿《乡村研究是理解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基石》里有所述及。其实，并不是我对思想史不感兴趣，而是不敢轻易涉猎这个领域。我早就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应该先对历史上的社会实际进行研究，才有条件、有底气探究思想史。否则，思想言说由何而来，是符合历史实际还是超前或滞后于历史实际，就没有充分的依据来加以判断。后来看到大史学家何炳棣先生《读史阅世六十年》的一段话，更加坚定了这个看法。他说他一生治学的“保命”之源，“在自始即有自知之明：我的资质和训练不宜过早从事思想史的研究，必须长期在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文化诸史知识达到合理最低必须的深广度以后，才有能力钻研思想史；否则势必陷于过空、过迂或过浅，只能看到表面，不能窥探思想流派的深层意识”。何先生是何等资质的大师，他的经验之谈对我们应该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当然，万事不可一刀切，如果有人确有既通晓历史实际又敏于思想雄辩之才，一开始就进入思想史则是令人羡慕的。但本人愚钝，只能先做经济史的具体研究，再涉足经济思想史（尽管经济史里面不可能没有经济思想）。本书各篇即是我进入这一领域十数年的一点成果。

这些研究是否达到了我所期望的思想与历史的互动，是否对先贤的表达及其论争作出合理的判断和解释，还很难说，热诚期待方家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