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情感的力量：启蒙与年轻一代

作者简介：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城市文化研究。

五四过去一百多年了，承继启蒙大业的联经年过半百，而中国大陆的第二次启蒙，也接近半个世纪了。然而，启蒙在中国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启蒙在公众心中是否还有“思想的力量”？假如日渐式微，那么症结何在，有何新的路径能够跟上时代，继续未尽的启蒙事业？

刚刚过去的年岁之交，台海两岸分别了发生了两年大事，大陆一边是上海的万圣节，年轻一代以cosplay的另类文化展示，震撼了全国和全球；台湾一边是年轻选民跳出蓝绿的政治二分，投票给民众党，形成前所未有的三足鼎立格局。谁赢得了年轻人，谁就拥有未来。无论是选票还是文化，皆是颠扑不破的永恒逻辑。那么，启蒙大业何尝不是如此呢？

思想启蒙与学术研究不同，其不仅发生在学术共同体内部，而且启蒙的诞生，就是现代公共领域的产物。启蒙本身就是一个现代事件，哈贝马斯所描述的以沙龙、报纸、杂志为媒介的公共领域，是启蒙赖以运作的社会文化建制。公共传媒的每一步发展、每一次技术进化，都会同步地改变启蒙的传播方式，受众群体、乃至启蒙的内容本身。

现代媒体的发展，经历了印刷媒体、视听媒体和网络媒体三大阶段。古腾堡的现代印刷术，使得现代的报纸、杂志和流通的书籍，在技术上成为了可能，因而也造就了17世纪的新教改革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正是印刷革命的产物。到了20世纪，随着广播与电视的出现，知识分子不仅以间接的文字，而且以直接的视听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拥有了更直观的感觉冲击力。而到了20世纪末，网络媒体的横空出世，既是对传统知识分子的挑战，又提供了知识╱真理生产与传播的新的空间。

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启蒙，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大略而言，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这20年，以报纸、杂志和书籍为核心的印刷媒介。80年代最有影响的启蒙媒介是《读书》杂志（如今是硕果仅存）、《世界经济导报》、《文汇月刊》、《青年论坛》、《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等等。90年代以后除了《读书》之外，还有《东方杂志》、《炎黄春秋》、《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东方早报》、《财经杂志》、《财新杂志》、《经济观察报》等等。第二阶段是从2000年延续至今的网络媒体的崛起，先是印刷媒介的副产品，随后与后者并驾齐驱，这十年来其社会影响已经碾压印刷媒体。

新的网络技术的涌现，让新媒体每隔3-5年，就发生一次新的更新迭代，这二十年网络媒体的变化，远超过去的二百年。新媒体的更新反覆迭代，以中国大陆为例，大致经历了四个时代：BBS时代、微博时代、自媒体时代和短视频／社交媒体时代。这四个时代，既相互反覆迭代，又彼此交叉。启蒙知识分子在这四个时代所扮演的角色和位置，是非常不同的，简单地说，呈现出一条从中心到边缘的下降路线。BBS时代是印刷媒介向网络媒体的过渡期，依然是公共知识分子唱主角；到了微博时代，以演艺圈和企业家明星为核心的网络意见领袖（大V）开始替代知识分子，占据了舞台的中心；在自媒体时代，各种知道分子和追求流量的公众号在资讯的生产和传播、其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全面胜出启蒙知识分子；而到了近五年的短视频和社交媒体时代，以文字为中心的印刷媒介，不再是以形象和图像为中心的短视频对手，各种视频博主、直播网红争相斗艳，启蒙知识分子彻底退出了公共传媒的C位。

何为启蒙？几十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相信康德的那句名言：“有勇气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启蒙就是以理性化解愚昧，启蒙就是思想的力量。民众之所以陷入愚昧而不知，乃是因为缺乏现代的知识和思想的智慧。假如国民拥有了更多的现代观念和思维方法，那么专制制度的思想基础便土崩瓦解。我思故我在，现代人的本质就是一个理性的存在。到了90年代，大陆的启蒙知识分子内部围绕着人文精神与世俗主义、自由主义与新左翼等重大问题，发生了尖锐的分裂与冲突，然而对立的双方依然在启蒙的延长线上：相信自己是理性的、明智的，对方则是愚蠢的、不智的。前文所述的第一阶段，是印刷媒体为媒介的公共场域，知识分子们主要以公共写作作为论述的方式，尽管在论战当中双方都带有某些意气的成分，但基本上依然是说理的，尽管各自有各自的理，互不通约、鸡同鸭讲。

在社交媒体的最初时期BBS时代，由于BBS技术形式和展示方式依然具有印刷媒体的特点（只是多了一层即时的交互性），擅长说理的公众知识分子依然是BBS之中设定议程、掌控主题、叱吒风云的英雄。

然而，从微博的诞生到自媒体的涌现，公众知识分子一步步让位于公共意见领袖和无所不知、无所不议的“知道分子”，有限的字数（微博140个字）和博取流量的压力，让更多的网络公众人物和职业写手明白，与其说理、以理性的论证说服公众，不如以更简单粗暴的煽情或者譁众取宠的“标题党”策略，吸引大众的眼球，收割更多的流量。于是在公共领域，煽情代替了说理，情感的力量开始挑战理性的权威。

近五年来，随着视频、特别是抖音（Tik Tok）、视频号、小红书、哔哩哔哩等的流行，社交媒体的主流从文字转向了图像，因而塑造了年轻一代新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启蒙原来是借助思想的力量，通过抽象的价值符号输出，诉诸于受众的大脑，从而改变他们的思维和观念。然而，以图像为中心的短视频时代，彻底颠覆了传统启蒙赖以存在的生理与心理基础，图像以直观、即时的最短路径，绕过大脑皮层，直接诉诸于受众的心灵，刺激他们的情绪，无须理性思考，看到即得到，听到即获得，有一种直接的、交互感染力的广场效应。

对于启蒙来说，难道理性的时代终结了，一个全新的情感时代已经到来？

假如情感时代的命题是准确的话，那么至少对年轻一代是有效的。我将活跃在当代中国大陆的人群，按照生理、心理和文化年龄，分为三代人：启蒙一代（1950、1960年代生人）、过渡一代（1970、1980年代生人）和年轻一代（1990、2000年代生人）。启蒙和过渡两代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无论好坏，早已固化，不再是启蒙的对象，而年龄在15-25岁的年轻一代人，其心理年龄和价值观，正处于形成期或初步成熟期，有很大的可塑空间，即使是步入社会的90后，因为虚无主义的普遍流行，内心也是一片荒芜，不少年轻人又不甘陷入虚无，苦苦寻求安身立命的寄托所在。启蒙的事业如果要继续发扬光大，不仅要继续以理性改变年轻一代，而且要适应年轻一代的代际文化特征，主动调整启蒙的姿态。

这个调整，就是除了坚守理性的力量，更要相信情感的力量。这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情感时代。

当代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内心所信奉的，一是自我中心主义，二是多巴胺中心主义。最近在中国大陆非常流行的王家卫执导的电视剧《繁花》，过渡一代的中年人喜欢玲子，而年轻一代更爱汪小姐，因为汪小姐不要宝总的照顾，自豪地宣布：“我是我自己的码头”，活出一个真实的自己，这正是90后、00后年轻人的共同价值观，不要与我谈论什么“家国天下”，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他们即使在外面站出来，也并非出自一个公民的责任，更不会为自由、民主这些抽象的价值符号奋斗献身。所有的勇敢，仅仅是为了捍卫一己之个人权利、守护从小就拥有的任性与自由。不管妨碍其个人自由的权力来自何方，家长、老师还是政府，皆在反抗之列，只是反抗的方式不同而已：平时是内心的腹议，“态度诚恳，坚决不改”，到了关键时刻，会快闪式地见诸集体行动。年轻一代像古希腊的伊比鸠鲁主义者那样，相信社会生活皆以利己为原则，如果要正直，只是因为正直对自己有利。50后、60后的老一代人，多少是亚里斯多德式的参与城邦生活的政治动物，但他们的孩子一辈，基本没有经历过公共生活，也不习惯政治参与，即使偶尔在外面有表现，更多地是文化性的，而非政治性的；是自我个性的展示，而非集体的政治意识驱使。

年轻一代多是一些伊壁鸠鲁主义者，自我中心意味着个人的快乐至高无上，也是最高的善，无论吃喝玩乐，还是追剧恋爱、追求的就是一个身心的爽快。生活是否快乐，要看能够分泌多巴胺，他们的快乐观就是身体性的多巴胺中心主义。诚如伊壁鸠鲁所说：“快乐是幸福生活的起点和目标，一切善的根源来自口腹之乐，就是智慧和文化也与此相关”。古希腊城邦晚期的伊壁鸠鲁与春秋战国乱世的道家哲学有相似之处，儒家的德性之乐与淑世精神不再有意义，唯有杨朱的身体之乐与庄子的个人精神自由才是安身立命所在。这几年中国大陆经济下滑、消费降级，人们普遍有一种末世来临的心态。在不确定的乱世之中唯一值得珍惜的，不再是对未来的憧憬和追求，也非对过去美好时光的缅怀，而是对当下瞬间性快乐的把握，是对多巴胺分泌的快乐追求。吃喝与交友，唯一要看的，是对方能否为自己输出情绪价值。

情绪价值意味着什么？乃是一个情感时代的到来。启蒙的第一代人经历过火热的1980年代，他们是城邦的政治动物，至死怀有无可改变的家国天下情怀；过渡的第二代人经历过启蒙的思想洗礼，也最早拥抱世俗化的市场经济，他们相信人是理性的动物，通过精准的理性计算和人生设计，再加上努力奋斗，以实现社会阶层的往上流动。然而，年轻的90后、00后，生不逢时，不断走下坡路的时代让他们断绝了对未来的期待和往上流动的念想，躺平、摆烂成为了他们新的人生姿态。正因为如此，年轻一代反而更在乎当下的即刻快乐，重视个人内心的感觉体验。愉悦性消费代替了身分性消费。购物不再追求名牌，只要给自己带来独特的身心愉悦，就是好的。淄博烧烤、川味火锅、小酒馆的流行，成为大陆餐饮的主流，便与这种新的消费心理有关。老的一代人讲究性价比，以计算理性导引购物，而年轻一代在乎的是“对上眼”，只要看颜值高、看上了，能够为自己带来情绪价值的，就会下单带回家。

“对上眼”，跟着偶像走，不仅是商业的消费现象，也是政坛的精神现象。老的一代的选票，取决于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但年轻一代不再是政治动物，也不重视利益的关联，他们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最在乎的是政治人物是否“对得上眼”，就像购物一样，能否给自己带来情绪价值。2024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第三党的柯文哲赢得了26%的选票，大部分是年轻的投票族，并非偶然。年轻一代看不惯老气横秋的国民党，也不满腐败的民进党，而柯文哲亦正亦邪的新潮风格最对得上年轻人的口味。至于他的政见如何、德性高低，反而是退而其次、甚至忽略不计的考量了。今年的另一场更重磅的美国大选，决定胜负的将是一个上了去年《时代周刊》年度封面人物的当红巨星泰勒·斯威夫特，她的年轻粉丝有2.8亿，能够决定美国18%选民的投票取向。

无论是文化，还是政治，最基本的选择逻辑是对人性的理解。老一代将人理解为是城邦的政治动物，是意识形态的考量；中年一代将人阐释为是理性的动物，在乎的是利益的计算；而年轻一代将人视为激情的动物，更重视情感的互动。在亚里斯多德、霍布斯和休谟之间，三代人有各自的选择。而苏格兰启蒙哲学家休谟对人性、利益和道德的观点，在当代年轻一代那里得到了完全的印证。休谟在《人性论》中说：“理性是并且应当仅仅是情感的奴隶，它除了服务和服从于情感外，决不能自命还有什么别的功能”。年轻一代固然有自己的理性计算，然而，这些计算不具有优先性，他们是情感的动物，在激情面前，理性只是工具性的奴隶而已。无论是冲动性购物，还是寻找偶像或爱人，或者投票给不同的政治家，驱使他们的，与其说是理性，不如说是激情。正如休谟所认为的那样，利益是一种激情，而非理性。决定利益的不是理性计算，而是激情的情感。

那么，年轻一代有没有道德感？关于这个问题，社会有各种不同的争议。不少老一代人经常抱怨子女一代缺乏道德，不讲人情。而我的观察发现：两代人的道德感和表现场域是不同的，简单地说，老一代人更有私德而缺乏公德，而年轻一代不在乎私德而倾向公德。父母一代在熟人圈子非常重视人情，照顾亲友的面子和利益，但置身于陌生人的公共空间，常常于公德而不顾。比如在中国大陆广泛流行的广场大妈舞，高分贝的音乐扰民引来年轻人的不满。而年轻一代，不在乎熟人之间的人情，即使是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只要没有经历过共同的情感生活，即使有难也不愿出手相助。但在公共场域，年轻人会表现出更多公德，相比较父母一辈，更愿意让座、帮助陌生人，只要情境化地被打动，激起了内心的恻隐之心。哪怕是远在天边的非洲饥饿、叙利亚难民，只要一张图片、一段视频，都能让年轻人冲动之下倾囊捐款。

这就是年轻一代经常挂在嘴边的共情。这种共情，绝非理性思考的结果，也非个人利益的驱使，仅仅是瞬间与对象之间发生了情感的共频，激发了内心的同情与怜悯。休谟认为，人虽然是利己和自爱的动物，但这种自私是一种有限的自私，人与动物不同，他还具有孟子所说的源自人性本能的恻隐之心、同情之心，与他人发生沟通的共通感。当然，这一同情和怜悯与有限的自私一样，也是有限的、相对的，取决于具体的场景，往往是瞬间的爆发。要成为持久的习惯，还需要有理性的道德自觉。然而，不管如何，有限的共情，依然是道德感的源头。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说：驱使人们做出道德选择的，不是理性的利益考量，而仅仅是情感。“这种情感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一种对人类的幸福的同情和对人类的苦难的愤恨”。这几年大陆直播带货最成功的董宇辉，所运用的行销策略与上一代的头部带货直播薇娅、李佳琦不同，他所诉诸的不是后者那样理性的计算，宣称这是“错过会后悔一辈子”的全场最低价。董宇辉运作的是一段段温情的小作业，这些故事激起了年轻消费者的童年温馨记忆，在共情的爆发瞬间，不由自主地激情下单。同样地，在2022年大陆年轻一代最青睐的哔哩哔哩网站，一个UP主的自拍视频《回村三天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博主也是巧妙地形塑了一个身残志坚的“二舅”人设，激发了众多年轻人的情感同频，不经意间成为了全网最火热的爆款。

滕尼斯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著名观点：现代化的变迁，是从血缘、地缘和宗教为纽带的共同体，转型为由普遍的契约、法律为纽带的现代社会。这一观点固然不错，然而，以契约为核心的现代陌生人社会当中，小共同体不仅没有消解，而且以各种不自觉的模式在复活、重建。如果说老一代人更注重传统的、固态化的血缘和地缘网络的话，那么，年轻一代则更愿意加入自愿性的趣缘小共同体：读书会、私董会、俱乐部、文化社团、公益组织等等。之所以当今网络最活跃的是社交媒体，也与此相关，连结这些小共同体的，与其说是共同的利益，不如说是共通的情感。每一个可以自愿加入和退出的小团体，经过长期的共同的生活实践，成员之间有相当紧密的情感互动和一定的信任感。这些情感共同体因为没有直接的利益关联，反而更纯粹、更情感化，比较起以契约为纽带的利益共同体，反而有更持久的生命力。

不少研究者将年轻一代视为与社会隔绝的原子化个人，但这只是一个面向，忽视了越是孤独的原子化个人，越是与世隔绝的网络键盘侠，越是渴望面对面的直接交往。年轻人的社会交往，通过两种形式得以实现：一是大型场域的匿名狂欢。疫情结束之后，虽然消费降级，但大型演唱会依然票价高企，在年轻人那里一票难求，不少贫困大学生宁愿饿几餐，也要从黄牛那里买高价票，身临演唱会现场，这一现象为许多老一代人所无法理喻。个中原因除了年轻人崇拜偶像之外，另一因素是他们一旦沉浸于广场式集体狂欢，那种情感上的共鸣所产生的强大气场，能够暂时治癒宅男宅女们的孤独感和精神内耗，获得瞬间的强烈快感，让一个个孤立的“我”融合为一个既虚幻想像而又真实在场的“我们”。

年轻人的第二种社会交往，乃是各种亚文化的小群体。这种小群体，具有半开放、半封闭的性质，不管源自何种共同的爱好和情趣，皆共用一个共通的情感。年轻一代的原子化个人，依然有他们的社会性，一种以情感为纽带的社会性。这种情感共同体诚如休谟所分析的那样，具有前道德的自然属性，然而，正如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同样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共通的情感”自我调节，协调不同的利益、有差异的价值，形成以“共通的情感”为枢纽的自然扩展秩序，进而发展为道德和正义的合宜社会（decent society）。

努斯鲍姆在谈到自由民主制度的情感基础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充满情感，自由民主的社会也不例外”，“所有的政治原则都需要情感的支援，以确保它随着时间推移的稳定性；并且所有合宜的社会都需要培养同情与爱的适当情感”。罗尔斯论证了一个正义秩序如何可能，努斯鲍姆相信，如果罗尔斯的良序社会都需要爱，那么一个渴望正义的不完美的社会对爱的需要就更为迫切。不错，在中国崛起大环境下出生、成长的中国大陆年轻人，被认为是“天然红”，是充满了民族主义的一代人。与老一代人的民族主义带有理性的成分（什么是自己理想的民族国家、理想的政治制度），年轻一代的民族主义更多地是情感的认同，是对文化、历史、土地的情感依恋和热爱。这有点类似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努斯鲍姆说，赫尔德式的民族主义是阴性的，不像男性那般具有侵略性，而是带有女性的温柔情感。她甚至说：“如果公民之爱要产生真正的幸福，那么就需要将男性总想胜人一筹的文化女性化”。且不论努斯鲍姆的女性主义立场是否正确，有一点她是说对了，爱国的公共情感不是工具性的存在，而是具有内在的价值。

是的，启蒙不仅是普世价值的理性认同，也是特殊主义的情感认同。为什么启蒙的事业历经半个世纪，却与年轻一代渐行渐远？是否与过于迷信理性的力量，而忽略情感的认同有关？自由、民主、正义难道真的与爱、同情、怜悯这些情感无涉？对普世价值的理性追求是否应该与民族主义的特殊认同内在融合，成为一种情感的力量？启蒙的话语是否能够像当年的梁任公那样“笔锋常带情感”，成为一种直击心灵的“动情的理性”？这些关于启蒙的新的问题，在一个已经降临的情感时代，正考验着启蒙知识分子的智慧。

捕获年轻一代的心灵，就赢得了未来；而打开心灵的金钥匙，正是情感。

启蒙死了，启蒙万岁！

理性的力量万岁，情感的力量万万岁！

( 原载《思想》杂志第50期，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24年4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