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为什么要再搞均田制以及创立租庸调制，该如何理解李唐时期的税收机制？-细品《资治通鉴》之隋唐风云

公元624年，随着李唐政权逐步统一了大江南北，李渊的重要目标也就会从打江山逐步转移到如何坐江山上。读这个时间点的《资治通鉴》就会发现记载了大量的李唐政权的新的规章制度的确立和推动的记载。而制度建设对一个政权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要解决什么问题，采用什么制度都是需要大量的工作和决断的。而所有的制度中，解决国家的财政税收问题又是重中之重。我们看到这个阶段李渊在北朝和隋的政策基础上，推出了均田制和租庸调的税收机制。我们今天就来读一读《资治通鉴》里面的相关记载。来从我的角度来帮助大家解读一下李渊为什么会这么做，这么做的好处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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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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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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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与反思

打江山易，坐江山难，这是古人告诉我们的一个深刻的道理。

为什么说坐江山难呢？因为打江山，只要你有充沛的武力，只要打败竞争对手，就可能夺得天下。但是坐江山就面临着内部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就要去协调和化解。同时你要想执政，就面临着要大量的花钱，对外防御作战要花钱，兴修农田水利要花钱，赈灾要花钱，豢养庞大的官僚体系还是要花钱。都面临着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政府实际上是没钱的，所有的钱都来源于税收。所以税收制度怎么定就是很重要的。如果税收太轻，政府收不到足够的税，那么在军事，赈灾，发工资等方面都会不足，最终裁撤驿站导致亡国的事例还不仅一个。可以讲历史上很多朝代的灭亡都跟财政收不上来税是相关的。

而政府如果收税太重，老百姓负担不起那就造反，你税收收不到，平叛又需要大量的钱，这样的政权倒闭得更快。

所以一个政府建立起来，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该如何确立税收来源作为政权支撑的问题。

而当时李渊政权采取的就是均田制和租庸调的税收机制。

均田制其实不是李渊首创，而是来源于北魏。而租庸调制的根基就是均田制。

我们知道在当时国家没有什么工业，手工业也不发达，也没有现代的商业。所以国家的财政主要来源于农业，也就是要向农民收税。

但是要向农民收税的基础就是农民得有收入才能交税，农民怎么才能有收入呢？那就是要给农民配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当时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

所以逻辑就变成国家给农民土地，农民种一年地，产出一部分交给国家作为使用土地的租金成本，这其实就是中国沿袭了上千年的地租或者叫田赋或者说农业税。

但是要收农民的税的前提就是得给农民土地种，如果你不给农民土地就收税就是耍流氓，也不可能收得上来。

所以这里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土地得是国家所有，所以国家才能分配给农民，才能向农民收税，如果土地不在国家手上，国家无法把土地给农民耕种，你就无法向农民收税。

所以很多王朝的后期，如果土地逐步垄断到地主手里，他们又有各种方法逃避税收，国家无法向农民收税，就面临国家的财源枯竭的问题，而要维持国家运转，就只能向能收到税的人加税，这才导致了王朝的崩塌。

而作为李唐政权，经历了隋末的战乱，天下又是十室九空，很多百姓逃难，最终出现了大批荒芜的土地，而且上一个政权的王公贵族的土地也收归了国有进行再分配，所以国家手里才有了土地，这才有了均田制的基础。

而北魏当年实行均田制就取得了生产力的大发展，使得生产和人口都得以快速恢复。在北魏和隋朝成功的基础上，李渊拿来就用其实是最简单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李渊实行的均田制的内容：

每位成年丁男及十六岁以上二十以下的中男，给一顷田，有严重疾病者减去十分之六，寡妻、寡妾减去十分之七，所有授田均以其中十分之二为世业田，十分之八为口分田。每一成年男子每年交纳的租是二石粟。调按照当地物产情况，分别交纳绫、绢、絁、布。每年劳役二十日，不服劳役则收取，每天三尺；有事增加劳役者，加十五日劳役，免除应交之调；加三十日劳役，应交纳的租、调均予免除。如遇水、旱、虫、霜等自然灾害，收成损失十分之四以上，免除租；损失十分之六以上，免除调；损失在十分之七以上，免去全部应交纳的租调及应服劳役。

我们再来比较一下北魏时期的均田制的内容：

1、凡15岁以上的男子，每人授给种植谷物的露田40亩，女子20亩。露田都是无主荒地，因考虑休耕轮作，故授田时—般按休耕周期加一或两倍，也称“倍田”。拥有奴婢和耕牛的人，可以额外获得土地，奴婢同普通农民一样受田，人数不限，土地归主人；丁牛（4岁以上）每头受露田30亩，一户限4头。所受之田不准买卖，年老身死，还田给官府。

2、初受田者，男子每人另授桑田20亩，限3年内种上规定的桑、枣、榆等树。桑田可作为世业田，终身不还，可以世袭，但限制买卖。在不宜种桑的地区，男子每人另授麻田10亩，女子5亩，奴婢同样受田，按露田法还受。新定居的民户还可分到少量的宅田，每3口一亩，奴婢5口一亩，宅田也属世业。

3、桑田按现有丁口计算。桑田为世业，允许买卖其一部分。原有桑田已超过应授田数，“无受无还”；达到应授额的，不准再受；超过应授额部分，可以出卖；不足应授额，可以买足。

4、若全家都是老小残疾的，11岁以上及残废者各受丁男一半之田，年过70的不还所受，寡妇守志，虽免课亦授妇田。

5、地狭的地方，居民可以向空荒地区迁徙受田；地广的地方，居民不许无故迁徙，可随力所及向官府申请借种受田以外的土地。因犯罪流徙或户编无人守业的土地，收归国家所有，作均田授受之用。

6、各级地方官吏按照官职高低授给不同数额的公田（职分田），离职时移交后任官。地方官吏各随在职地区给予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新旧任相交接，不许出卖。

首先就是授田上的差别，李唐政权当时是每个成年男子（也称丁）会授给100亩的田地。其中二十亩是世业田，也就是终身给你耕种不回收了。而另外八十亩就是口分田，也就是会回收。

所以从这点来看，李唐政权的均田要比北魏时候的均田要简单，不再区分桑田，麻田，而是统一都是一百亩。田地的数量和是否回收差别其实是不太大的。

北魏的均田里面有官吏公田的说法，李唐的政策里面也有：

有爵位的贵族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受永业田一百顷递降至五顷。职事官从一品到八、九品，受永业田六十顷递降至二顷。散官五品以上受永业田同职事官。勋官从上柱国到云骑、武骑尉，受永业田三十顷递降至六十亩。此外，各级官僚和官府，还分别领有多少不等的职分田和公廨田，职分田的地租作为官僚俸禄的补充，公廨田的地租作官署的费用。这两种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

其实官吏的公田的策略就是作为俸禄和费用的补充。也就是国家公务员按照职级，国家给公田（这里面也分永业田和 职分田和公廨田 的区别）， 职分田相当于给公务员工资虽然低一点，但是还给你配土地的福利，你在任就可以耕种，耕种就有收入就是你的福利。当然离任就要交回去。而当时地方政府的财政也不好，国家没有多余的财政拨款，就也配给地方政府土地，这个土地的地租相当于就是地方政府的补充费用。从产权角度来讲，永业田是给个人的，但 职分田和公廨田 产权是国家的。

所以我们不要被很多小说和影视所误导，古代士族官吏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是土地的资本收入，只要有土地就有地租，要远比俸禄靠谱。所以古人才有不为五斗米折腰事权贵的所谓清高，因为他们根本不靠俸禄生活。就跟现代人给你分几千万茅台股票，每年拿分红，你还看得上那点工资收入？

正是因为土地资本有这样的特点，所以这些官僚和士族才会疯狂的吞并土地，毕竟你吞并了十倍的土地，你的每年的收入就能增加十倍，自己一大家子人不断的繁衍，如果单靠以前的土地确实也很难生存下去，就如同《红楼梦》里面描写贾府是一样的，必须要扩展财源。但是这些人兼并的土地多了，土地是一定的，就有更多的农民会失去土地，最终均田制也就搞不下去了，国家税收也就枯竭了，最终国家一定走向灭亡。

其实现在社会虽然土地不是唯一资本了，但是资本的垄断其实是一个道理。资本集中导致财富越来越集中，国家的税收就会枯竭，要么是加税普通百姓日子过不下去了，要么就是财政枯竭国家灭亡了。资本是没有国界的，你的国家灭亡跟我有什么关系？

其实这就是后来李唐政权到了中期衰落的根源所在，也是历史上所有朝代开国时朝气蓬勃，但没过几十年就开始走不下去的根源。其实直到现在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即使从美国来看，各种税收明目繁多，但实际上对于资本的扩张和平衡依然很难。

当然均田的目的是为了收税，我们看到在李渊执政期，也是将以前的租调制，改成为租庸调制。

所谓租庸调制，就是将农民的税负分为租庸调三类，租指田租，每年纳粟二石；庸指劳役，每年替朝廷服劳役二十日；调是户调，即按户征收一定数量的如麻布、丝、绢等农产品。

那么李渊所采取的租庸调制和以前的朝代的区别在哪呢?

首先就是税负的高低的问题。我们讲田租从古就有，秦汉时期是按照亩产的收入征税的，最开始是一亩地征收十分之一的收入。如果按照北方一亩地一石产出来计算的话，一石在先秦的时候大概是120斤，在汉代大概是30公斤，也就是60斤。

按照汉代的 一亩地征收十分之一的收入 来计算的话，租金一亩地就是要上交6斤粮食，一百亩地就是600斤粮食作为田租。（汉景帝时减税到了三十分之一，也就是一百亩地只需要交200斤）

北魏的田租是一夫一妇一年田租粟2石，相当于两个人一年120斤田租（但北魏男人是40亩田，女人20亩田，加起来是60亩田）。

而李渊推行的租庸调制，把按田征收换成了按丁征收，就是一个男丁，授田是一百亩，那么交粮食就是2石，也就是120斤。

从这里来看，李渊推行的租庸调制实际税负要比以前汉代和北魏都要低。这一点是有利于百姓的。

租是田租，实际上是建立在政府给你田种，就要交田租的逻辑上。而调是按户征收的，实际上也是税收的一种。李渊推行的租庸调中的调大概是每一户 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

李渊的调其实也比北魏时期正调：绢二匹、绵二斤（户调）附加税：包含运输费（二匹调外费）和官吏俸禄（三匹百官俸）要低了很多，而且更为灵活。（一匹等于十丈）

而李渊的租庸调制中的庸实际上就是可以用钱来折算劳役。

我们知道古人除了交田租和户调外，还要服劳役。

比如南北朝时期，南朝规定男丁每年的役期至多为四十五日；北齐规定二十岁男子充兵，六十岁免除力役；北周则规定男丁年龄在十八岁至五十九岁之间，丰年役期为三旬，中年为二旬，下年为一旬。

到了隋朝规定十八岁以上为丁，六十岁免役，每年需服徭役三十日。开皇三年（583年），又进一步调整为二十一岁始役，五十岁免役，每年役期缩短至二十日。

但是徭役对于农时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李渊将徭役政策变得更为灵活，变成每年劳役二十日，不服劳役则收取，每天三尺；有事增加劳役者，加十五日劳役，免除应交之调；加三十日劳役，应交纳的租、调均予免除。

这就是所谓的庸。也就是你不服徭役可以用缴纳布匹来替代服徭役。这就让农民有了更多选择，不至于影响农时。

当然李渊所推行的租庸调制是一体的，都是基于国家的均田制的基础上，也就是国家给农民田地用于耕种，那么作为代价，农民就要缴纳田租，缴纳户调以及服徭役。如果不服徭役可以用布匹来顶替。其实这也是所有农业国家的根本政策，我们国家建国之后农业经济主导的时候也是如此。

从李渊所推行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来看，相比较之前的王朝，对于农民的负担是减轻了的，而且缴纳更为灵活。所以是一种进步。、

李渊的此举其实也是要收获光大农民的支持，天下动乱已久，需要让农民安居乐业，发展生产，这样国家财政才会逐步好转。其实这也是历朝历代开国都在做的事情。资产的重新分配，总会带来一个生产力的大发展和人口的大发展。

所以现在很多人谈到中国的人口问题，其实核心问题也是如此，老百姓没有资产的分配，生下来的孩子国家不分配资本，纯纯就是百姓的负担的时候，确实老百姓就不愿意生孩子。即使国家发一点钱效果也不会太大。而古代为什么乱世之后人口都会爆发式增长呢？因为一个男丁国家给你一百亩地，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刺激生育的呢？一百亩地一年在北方就是一百石的产出，大概就是6000斤粮食，在南方产出要加倍，交了租金也会剩余很多，所以男丁就变成财富。所以古人才会拼命的生。

所以人口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动态的，现在我们没有别的资本，土地依然是最重要的资本，现在人多地少，即使生了孩子基本上也分不到什么地。但是孩子又解决不了工作还没有收入，大家当然更不愿意生。但是如果人少地多的时候，生了孩子就能分一百亩地，那么人口也会是爆发式的再增长的。所以从历史上来看，人口这个事情没必要这么焦虑。人多了没工作需要国家养才是要焦虑的。

在今天的文章中，除了李渊推出来租庸调制，还提到了李渊又设立了大中正，这让人怀疑李渊这不是倒退吗？要从隋朝的科举再退回到九品中正制吗？

在我看来，李渊的此举其实是在收买士族的心。

李渊夺隋朝天下是靠着关陇士族。而在这个过程中，又是大量的批发官职，同时还要犒赏军功。在打天下时当然是没问题的，大家都有上升的通道。

但是当天下已经打下来，要坐天下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怎么治理天下了。我们知道古代皇权不下乡，其实这也是基于现实的妥协，政府确实在财政上也不支持能雇佣这么多官吏管理这么细。所以在地方治理上还是要靠地方上的士族。所以李渊这个时候就要拉拢地方士族。那么拉拢地方士族就是要给他们名分和机会，那么设立大中正的意义就在于梳理地方士族，给他们名分。（其实当年北魏推行齐整人伦，分明姓族也是一样的道理），从而希望获取当时士族的支持和认可，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其实这是李渊的现实选择，也是在夺得天下之后的权宜之计罢了。

同时历史记载李渊将教育设到乡，同时推举通晓经书的知识分子，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在今天的文中还记载，李渊也进行了官制改革，其中除了沿用了隋朝的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六个省，从而进一步奠定了三省六部制基础外，还推动了散官和勋官的品阶。

我们知道古代让你当官就要有职务，就要做事，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管理的，比如一个擅长打仗的人你让他去做基层管理，很容易草菅人命。但是对于有功者又需要封赏，对于有些势力又需要拉拢，所以李唐政权就将实职和官阶给分开了，有功勋的就授予勋官，而且还分成了十二个级别，这样每个级别的待遇都不同。而需要拉拢的势力就封散官，从开府仪同三司到将仕郎，共二十八阶，为文散官；骠骑大将军至陪戎副尉，共三十一阶，为武散官。这样有功就赏的时候赏的是虚职和待遇，而不是实际让他去做管理。

其实这种管理模式是值得很多企业学习的。很多企业在初创期大家一起打拼，在企业壮大之后，初创期的元老都因为有功就要封赏。但过去很多企业都是按职位给薪水和待遇，但职位又是实岗，需要做具体管理工作。而很多人离做管理还是有差距的，让他去做管理反而很可能会适得其反。这也是很多民营企业存在的问题。

所以对于有功之臣，不一定要把他一定放到管理岗才能体现收入和待遇，如果企业内部有职级，那么同样可以体现不同岗位的收入和待遇的差别，而股份的兑现就是另外一种方式。现在有些大型企业已经采用这种模式来体现不同贡献员工的收入和待遇的兑现了。

所以管理一个国家和管理一个企业本质上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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