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童心世界中发掘童年精神的东方特质

——评析汤素兰童话新作《绣虎少年》

作者：易瑛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

当代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创作的儿童小说《绣虎少年》（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4年出版）讲述一个残障少年传承湘绣艺术的故事。这部小说深深植根于乡村大地，将现实生存与民族文化传统相接，通过“中国式”的叙事来发掘与探索东方儿童文学的精神特质，是一部关注儿童成长的优秀作品。

汤素兰在介绍日本作家安房直子的文章中曾评述过《谁也看不见的阳台》“这是一本关于女孩子的梦想的书”，在这本童话故事中，一位失明的小姑娘，偏偏能真切地“看见”天空的湛蓝、蔷薇的绯红。多年后，汤素兰在《绣虎少年》中也写到了一个残疾者的故事，一个瘸脚男孩历经种种磨难，终于成长为一个善良、体贴、关心他人的阳光少年。小说主人公王梓屹因患小儿麻痹症导致身体残疾。这使他遭受了延迟上学、行动受限、他人嘲笑等种种苦难。小说中深蕴着一种挥之不去的生命忧伤：幼年生病残疾的无常，为还债在外打工的父母在梓屹求学之路上的缺席，奶奶幼年失去亲娘的劫难，和她一生对家乡魂牵梦绕，想回却又无处可寻的哀痛，爷爷和小黄在车祸中双亡的悲惨，种种生命逼仄的遭遇，在梓屹的生命成长中既是命运，也是磨砺。逆境之中获得的生命体验，使梓屹以乐观、从容、坚毅的精神，战胜疾病带来的自卑、孤独，克服了人性中的偏狭、嫉妒，在“绣虎”的艺术创造中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体味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喜悦，也获得了勇敢面对亲人死亡的勇气。正如安房直子的失明小女孩能看见天空的蓝色和蔷薇的红色，是因为心里有爱，梓屹从困惑、孤独、焦虑与痛苦中成长起来，也是因为他的心里、他的周边都充满了爱，爱家人，爱湘绣艺术，成为帮助他走出苦难、获得救赎的力量。爷爷、奶奶、姐姐和小狗小黄的陪伴，学校张老师、村“赤脚医生”张医生、堂兄弟等对梓屹都非常关心、照顾，都让他获得了巨大的心灵安慰，美好的人性、人情，如一泓清泉，滋润着梓屹的心灵。温暖中不乏忧伤，暗夜中有星光引路，《绣虎少年》从爱出发，表现身体有缺陷的儿童内心的充满与丰实，作者在日常性的现实书写中呈现了儿童的心灵成长史，一如既往地展现出爱与温暖的东方童话的精神底色。

民族文化记忆的连接，是东方儿童文学的共同特征。即使如大江健三郎这样的现代派色彩特别浓郁的作家，也都深情地叙说过祖母的故事与童话，是怎样培养了自己的想象力与叙事能力。作为一部童话小说，《绣虎少年》讲述了“一个有关湘绣传承和少年救赎的故事”。作者打破成长小说“出走—游历—回归”的普遍模式，将与“湘绣”相关的历史和技艺，巧妙地融入对祖辈和孙辈二代人的故事讲述之中，使其具有历史的温度和生命浸润的光泽。梓屹在奶奶对童年和故乡的眷恋、对绣花的热爱之中，与湘绣相遇。奶奶的“枕顶”“绣片”“背带”上的绣花，承载着民众的信仰和情感，蕴藏着民族的审美趣味和本真的童心。枕顶上“一只鹭鸶站在莲花中”“莲花和鲤鱼”“喜鹊落在梅花枝上”等图案表达了中国民众对美好幸福的期望和对生命的理解。奶奶以画稿为蓝本、“描花”、复印花样、绷绣布、运用掺针、平针法等针法技巧，都体现了对民间湘绣传统的继承。奶奶对湘绣的痴迷，与其湘绣世家的出身、湘绣坎坷发展的历史紧密相连。祖孙两人对湘绣艺术的执着探索，连接了两代人的童年，将艺术史、家族史、国史联系起来，赋予了小说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日本“童谣诗人”北原白秋认为“童谣是童心童话的歌谣”。他强调童谣具有诗歌的童心，且不能失去口传童谣的“歌谣性”。北原白秋创作的童谣中的故乡，更多为灵魂眷恋的精神上的故乡。《绣虎少年》中特别令人感动的也是那一首首童谣，它们以乡音传递着悠远的乡愁。小说中的童谣充满了盎然“童心”，读起来朗朗上口。这些童谣是至今仍口口相传于作者家乡的传统歌谣，具有鲜明的湖湘地域特色。奶奶教给孙子梓屹唱的一曲曲童谣里，珍藏着作者的童年快乐，连接的更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记忆。童谣的游戏性、趣味性、幻想、幽默、重叠、顶针、押韵等，蕴藏着符合儿童文化心理的艺术特点，也在代代吟唱中形成了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至于小说中大量对于乡村风俗、节日、美食、耕种经验等的介绍，如“吃杀猪菜”、春节贴春联、给初生婴儿做“三朝酒”、“结同年”、七月初七乞巧节；制做“曲米鱼”和红薯粉丝；“横栽红薯深栽葱”的种植方法、用久了的锄头要“加尖”、黄昏时看书会得“鸡毛眼”、用荞麦皮和中草药填充枕头、用树木的名字给孩子取名字等，也都浓缩着民间生活的经验、智慧，与人民相连，与中国乡村大地的文化根脉相接，具有蓬蓬勃勃的生命气息。

“童年”是儿童文学永恒的主题。在世界儿童文学的发展中，对儿童的发现和对“童心”的追寻对文学创作的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日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有一种十分重要的共同风景，那就是对儿童的关注。秋田雨雀在《作为艺术表现的童话》中指出，儿童的世界，是儿童自身的世界。既非大人的世界，亦非父母或教育者的世界。儿童不是为了某个国家、某个社会或某个人而出生的，而是为了做人而出生的。而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文章中也大声呼吁中国的父亲要从“孩子之父”转变为“人之父”。儿童的世界与人之父观念的确立，都是突出了“儿童本位”的主张，这些观念不仅影响了中日文学的现代性的建构，奠定了中日儿童文学的发展方向，也体现出了中日儿童文学对童年精神的东方性的共同探索与追求。汤素兰在《儿童文学：从童年出发走向无限》一文中提出：“儿童文学可以通过对童年生命的书写，来发掘童年的文化价值。”（《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3年第5期）童年的文化价值在哪里？当然是在他的民族性与人类性的结合之中。正是这种创作理念，使得汤素兰在小说中不仅尊重孩子的自由和探索精神，也很重视对童年精神价值的民族性的发掘。中国的传统诗教要求诗要多识于草木虫鱼之名，人是自然的孩子。儿童的第一位导师就是自然。所以，《绣虎少年》中的自然多姿多彩，灵动清新。小说里出现的植物有阳雀花、金橘树、辣蓼、菖蒲、鸢尾、箬竹、黄荆、连翘等十多种，如一部丰富的南方地区植物志。门前开花的石榴、香樟树上鸟儿的晨歌、银杏树上的花喜鹊，给住在王家老屋的孩子们带来了和谐、欢乐和美好。四面环山的盆地，清澈的兰溪河，天上飞翔的岩鹰，活泼可爱的小狗小黄，奶奶头发里散发的茶枯粉的清香，这些自然都在传递温暖与力量，在梓屹因身体残障感到沮丧、痛苦、绝望之时，给予其最温情的抚慰。

柄谷行人在谈到日本现代文学的儿童发现时指出，在西欧，“孩子的被发现”显示了西欧文化本身的固有性。相对而言，在东方，“孩子的被发现”也会细腻地显示出东方文化的固有性。能否挖掘和展示这种文化的固有性，无疑是一个作品成功与否的重要标识之一。《绣虎少年》在这方面无疑是成功的，小说对儿童性格的描写，没有停留于对成人的童年记忆的打捞和对儿童“童真”的简单书写，而是将儿童置于与成人平等的地位，在儿童与家庭、儿童与儿童、儿童与社会、儿童与自我的关系中去表现其文化的特性。《绣虎少年》中，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伯父伯娘、姑姑姑父、堂兄堂弟等形成的家庭人伦关系，是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伦理关系。日常生活中，祖辈父辈随口道出的“家和万事兴”“手心手背都是肉”“平安是福”“丈母娘疼女婿”“儿孙自有儿孙福，一蔸雨水一蔸禾”“雷公不打吃饭人”等民间俗语、谚语，也都具有鲜明的东方传统家庭伦理的色彩。梓屹的性格被置于这种东方式的家庭伦理叙事中展开，正是这种人伦关系的温情脉脉，爷爷奶奶的宽厚、包容、乐观与豁达，使得梓屹获得生命的自尊向上和面对磨难的勇气。当然，儿童与儿童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被作者理想化。他们既有彼此的关爱和帮助，也存在对弱者的嘲笑、挑衅和欺凌。但生活中的种种挫折和遭遇，锤炼了生命意志，使梓屹拥有了坚毅、乐观和清醒的自我反思的精神，最终成就他走出小山村，在对湘绣艺术的传承和创新中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由此可见，《绣虎少年》对儿童文学中童年精神的发掘，对儿童文化价值的探索，既是对人类生命底色的叩问，也是对民族精神原乡的回归。百余年前，中日文学在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相互交流，相互影响，逐渐探索本土文化特色构建具有东方文化精神的民族文学，是中日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共同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儿童文学可以说走在各种类型文学的前面，涌现了大批优秀的成果。汤素兰的《绣虎少年》以儿童为本位，关注人性的弘扬，展现中国人家庭伦常中的民族文化传承，可以说是探讨童年文学精神东方特质及其时代变迁的一次可贵的努力。（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