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鸣丨阐释的艺术：古典中国的阅读之道

2025年6月10日，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Walter C. Klein中国历史和人类学讲席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普鸣（Michael J. Puett）到访北京，应清华大学李义天教授邀请发表题为《阐释的艺术：古典中国的阅读之道》（The Art of Interpretation: Philosophies of Reading in Classical China）的主旨演讲。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梅赐琪、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朱慧玲等出席与谈。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师生近百人参加活动。

李义天：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一位国际知名学者、当代顶尖的汉学家和思想史家，哈佛大学的普鸣教授来到清华园，为我们作报告。在这个毕业季与考试季相交的特殊时刻，大家依然愿意抽出宝贵的时间，带着十足的热情参与今天的学术活动，我们深表感谢！

在国内，想必大家对普鸣教授都已比较熟悉。他有两本著作，也是他的两部重要代表作，在国内学界流传甚广。一本是《作与不作：早期中国对创新与技艺问题的论辩》（The Ambivalence of Creation : Debates Concerning Innovation and Artifice in Early China），另一本是《成神：早期中国的宇宙论、祭祀和自我神化》（To Become a God：Cosmology, Sacrifice, and Self-Divinization in Early China）。这两本书被收录在由吴飞、甘阳老师主编的“古典与文明”丛书中，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在2021年的时候，还专门为此开过一个学术研讨会。

普鸣教授任职于哈佛大学东亚系，同时受聘于人类学系。此外，他今年还担任了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此次到访中国，他的行程十分紧张，我们也是好不容易才协调好他的时间，为大家做这场报告。他跟我说，这次他想跟中国的朋友分享一些最新的思考，也是他正在写作的一本书的部分内容。

大家知道，作为世界一流大学，哈佛大学的本科教育水平是顶尖的。而普鸣教授开设的一门课程，名为“Classical Chinese Eth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在哈佛大学的全部本科生课程中，受欢迎程度排名前三，是一门非常出色的课程。2022年，我有幸前往哈佛大学访学，就旁听了普鸣教授的这门课，收获特别大。普鸣教授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几乎不用PPT。但他的口才非常好，语言表达流利清晰。所以，当时我就跟他表示，希望他有机会来清华，与同学们交流。今天能够邀请到他来为大家作报告，对在座的同学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接下来，有请普鸣教授围绕《阐释的艺术：古典中国的阅读之道》这个题目发表主旨演讲，时长大约一小时。之后，有几位老师将作为评议人参与讨论。一位是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公管学院的教授梅赐琪老师，还有一位是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的朱慧玲老师。另外，我们学院的何建宇老师在时间、空间和经费上都给予很大支持，感谢何老师！

普鸣：非常感谢义天教授，感谢您的邀请，也感谢大家的到来。今天能来到清华大学，我深感荣幸。我非常期待接下来同你们的交流。首先，我想谈谈这个可能让你们觉得有些奇怪的标题。为什么从事中国古典思想的研究需要关注“阅读之道”（philosophies of reading）呢？原因很简单。我想论证，中国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在于，它对阅读、评注和阐释的高度重视。

对于中国听众而言，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存在争议或令人惊讶的观点。然而，在文明互鉴的视域和比较哲学的范畴内，这个论断却是出人意料，有悖直觉的。事实上，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比较哲学的研究现状便会发现，所有关于阅读、阐释与评注的议题往往在其中扮演着无足轻重的角色。如今，我们的比较哲学研究日益认真对待中国哲学。然而，目前的做法却常常是，为了让中国哲学看起来更像西方哲学。而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做法确实成果斐然。

但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如果中国思想史上的伟大思想家一直专注于对经典文本的阅读、阐释和评注，那么，如若忽视这样的传统，我们会错失什么？如果中国哲学的发展经验确实就是如此，那么，若不将这些阐释和评注纳入比较哲学的讨论，我们又会损失什么？我认为损失巨大。我目前正在进行的写作计划（我希望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完成，以便有足够时间吸收各位的批评意见）就是要论证，必须严肃对待中国思想传统中的阐释与阅读之道。我们应当将它们纳入更加广泛的比较对话，并且追问，为何“阐释”在中国哲学中会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进而探究，可以通过这样的严肃追问而获得哪些哲学启示。因此，我今天的演讲试图阐述一些观点，并以略带挑战意味的方式展开我的看法。我之所以刻意这么做，就是希望各位能够纠正我、批评我。我希望，这些观点不仅有趣、有启发，而且确实能引发反馈，包括你们尖锐的批评意见。

西方对中国阐释传统的忽视

让我从一个显而易见的代表人物开始，那就是孔子。当我们将孔子引入比较哲学领域时，我们（包括我自己）都会合理地追问：孔子思想图景中的哲学理念是什么？对此，我们会借助《论语》等文本，推断他的思想，进而追寻这些思想在后世传统中的争论轨迹。

对于这样的做法，我不是要提出批评，因为我自己也经常这样做。但是，在更为宏观的比较哲学讨论中，我们往往忽略了孔子的另一个关键面向——他作为评注者（commentator）的身份。孔子博采在他之前的历史文献片段（它们主要源自周代或更早），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而这样的工作对于中国的思想传统来说实在影响深远，以至于其中多部文献后来被尊为“经”（classics）。于是，关键的问题出现了：孔子为什么要整理这些文献？他的目的何在？我们若要学习这些文献，就得学习如何阅读这些文献，学习如何对它们进行阐释和评注。

想必诸位都读过《春秋》。孔子对《春秋》的编纂方式就需要我们深度阐释，而理解这部经典则更需要我们加以精细的解读。比如，我们会问，孔子在这里为何用这个动词，而不是那个动词。至于孔子编纂的其他文献，情况往往也是如此。因此，这就形成了一整套往往充满争论的思想传统：后世之人该如何处理这些文献，该如何评注它们，何时该引用、何时不该引用，以及，哪些段落应该得到优先阐释。然而，在当前英语世界的比较哲学研究中，这方面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得到探讨。而我目前正在写作的这本书的目标就是：如果我们将阐释的维度纳入广泛的比较哲学讨论，将会产生何种可能？

为此，我想强调，英语学界对于我今天正在讨论的内容有多么严重的忽视。请允许我举一个典型例子。如今，在英语世界，出版了一些关于世界哲学与文学的文献选集，其中涵盖中国古典文献。这当然是好事。为此，我们能够开设关于世界哲学与文学的课程，向哈佛的学生布置阅读任务，包括阅读中国古典作品的任务。但是，每当你翻阅这些选集时，你会发现，在收录诗歌的部分（比如，《诗经》中的《国风》），它们都配有类似这样的导言或说明：“以下是来自中国古代的几首爱情诗。亲爱的读者，你会感到非常兴奋，因为你能够阅读这些美丽的情诗。但可惜的是，在中国古代，很少有人会将这些诗仅仅视作简单的情诗。”

在选集的编撰者看来，中国古代学者理解这些诗歌的方式不过是，读一段大概四行或六行的诗句，随之而来的则是长达10页的注，以及，对这些注的疏或驳，甚至还要包括既反驳这些注，又反驳那些疏的新的注解。当然，这也许还只是注解《诗经》的一个版本。当你拿起另一个版本，同样的几行诗又会有另外长达10页甚至20页的注疏。而且，这些注疏不但同样不承认那就是一首爱情诗，相反，它们还充斥着各种争论：这首诗究竟是一位国王与其配偶的故事，还是一位臣子对君王的进言？这首诗的创作年代是公元前618年，还是楚庄王四年（公元前610年）？于是，选集编撰者往往给出可悲的结论：在中国，竟无人能把这首“优美的情诗”当作情诗来读。所以，亲爱的读者，他们剔除了所有注释和阐释，而将其作为一首无注疏的诗歌，直白地呈现给你。

在英语世界的文献选集中，这样的情况普遍存在。但是，如果他们的做法是合理的，那么，这里就会有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们会以如此复杂的方式去解读一首看似简单的情诗？难道是他们不懂得欣赏诗歌吗？在选集编撰者看来，也许真是如此：古人不懂得如何欣赏一首优美的好诗。但是，或许还有另一种解释：那就是，在这些注疏和阐释的文字中，蕴含着中国哲学的深邃智慧，而它们在英语世界编选文集的过程中被完全忽视了。我要明确支持第二种观点。

不过，在论证我的看法之前，请允许我指出上述编撰者的另一个错误。他们声称，在中国历史上，没人把《国风》中的情诗仅仅当作情诗来读，这种看法其实也不符合事实。比如，在12世纪，朱熹就曾明确说：“诗之所闻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朱熹：《诗集传序》）在朱熹看来，除了《周南》《召南》之外，《国风》中的情诗都算不上佳作，不值得耗费过多精力。相反，真正应该投入时间的是朱熹所认为的“经典文本”。对于这些典籍，人们需要直接、反复地研读，直至心有所悟。如果这就是事实，那么，我想说的是，英语世界的选集编撰者所提出那些主张不仅忽视了中国两千年来极为复杂的注疏传统，而且忽略了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有关如何阅读经典的激烈争论：究竟是遵循注疏传统，还是对注疏加以搁置。英语世界的这些选集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相反，它们还传递出一种令人不安的暗示：仿佛中国古人在现代英语学者将诗歌作为纯粹的诗歌而加以呈现之前，根本就没有把它们当作诗歌来读。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带有民族中心主义甚至帝国主义色彩的视角，极具误导性。我以此为例也旨在表明：在英语世界中，即便是那些致力于将中国古典传统引入课堂展开讨论的学者，也往往忽视了注疏与阐释的重要性。

阐释的重要性与哲学意义

既然如此，那么，如果我们采取完全相反的态度，真正重视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注疏与阐释，情况又会如何呢？这里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如何理解，注疏或阐释的传统在中华文化中竟会如此重要？我说“如此重要”，是因为我认为该现象具有某种独特性。尽管西方思想传统也存在注疏，但它们与中国思想传统中的注疏所扮演的角色截然不同。第二，我们聚焦于注疏或阐释，这有什么更广泛的哲学意义吗？换言之，认真对待中国思想的注疏传统，可以让我们获得哪些哲学启示？从更宏观的哲学角度出发，我们又能从中汲取到什么东西？

让我从第一个问题开始：注疏或阐释传统在中华文化中为何如此重要？首先，谈及“最早的注疏”，你可能认为，我在指汉代学者关于先秦经典的注本。并非如此。我所说的“最早的注疏”是从战国时期开始的。我想强调，那些对文本进行复杂解读的注疏和阐释（比如，我刚才提到的对《诗经》的注疏和阐释），其实源于某种可以追溯至孔子的哲学传统。

仍以诗歌为例。在汉代学者注解《诗经》之前，孔子及其门人如何解读这些诗篇？他们的解读完全建立在具体引用的过程中。许多故事都记载，孔子在特定情境下会让弟子引用诗句；不是引用整首诗，而只是引用其中一两句。孔子与弟子的互动模式是：一位弟子引用某句诗，孔子未予认可；另一位弟子换引了一句，他也许沉思片刻，但仍然会说“非也”；第三位弟子引用不一样的一句诗，孔子则会赞叹：“可也。”第一位弟子直白地引用诗句，孔子不予认可，认为他只是就事论事，未得研习之要。第二位弟子以巧妙隐晦的方式引用诗句，虽然其中可能存在某种修辞手法而往往使得孔子需要思考，但一旦孔子思考好了，他的否定只会更加坚决。因为这种否定意味着：你只是想以小聪明取悦我，但这并不是学习的目的，也没有展现智慧的意义。而第三位弟子获得他的认可，是因为该弟子能够领悟学习的本质，“告诸往而知来”。这里的关键在于意识到，引用某句诗将会影响周遭，进而改变局面。孔子并没有让弟子猜测诗句。他只是强调一个人要对情境有所感知，从而准确有效地引用诗句，呈现它的内涵和意义。

当孔子说“可也”，表明他的学生达到了他对于诗的阐释要求。孔子本人也是这方面的大师。他擅长洞察情境，引诗言志，进而采取改善局面的行为。这种感知能力体现为对处境的理解，并且从过往的诗句中汲取智慧。孔子对此十分擅长。他和弟子们的那些故事也体现了他训练弟子掌握此道的过程：借由对诗歌的引用，把过往和当下情境联通起来。这正是他关注的焦点。

那么，阐释背后的哲学预设或意蕴又是什么？对此，我必须用到一些术语。它们在《论语》中并没有出现，但是，到公元4世纪，这些术语就经常可以被看到了。在这里，我想以“郭店竹简”中的《性自命出》一文为例。

简单地讲，这篇文章是说，“性自命出”意味着世间万物始终处于相互的联系之中，它们通过“情”而天生地回应彼此。尽管我们常常把“情”译作“感情”（emotion），但它的本质含义是“一种内在秉性的反应”（an inherent dispositional response）。例如，室外植物会向阳生长，这便是它们的“情”、它们的内在秉性的反应。人类当然也有内在秉性的反应，也有我们的“情”。但《性自命出》认为，人的“情”只不过是一些不同类型的“气”。它的论证是这样的：如果有人对我大吼，而我动怒，这意味着我内在有“怒气”。他人的嘶吼将我体内的“怒气”牵引出来。反之，如果有人对我微笑，那么我会感到快乐。如《性自命出》所言，这种行为是将快乐之气从我体内引出，于是，我的内在倾向性反应就呈现为“快乐”。这便是我的“气”，是我的天生的、内在的倾向性反应。所谓“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性自命出》）。

不仅如此，《性自命出》的关键论点在于，作为“气”的人类本性，也就是我们的内在秉性反应，其实谈不上任何意义的道德善好。就像植物向阳生长谈不上善恶可言一样，他人对我怒吼时我心生愤怒，也不具备任何伦理价值。其实，我真正需要反思的是：此人为何朝我怒吼？是否我有什么言行激起了他的怒吼？我该如何回应这种情境？又该赋予我的回应以何种意义？《性自命出》告诫我们，这本身就是一种训练过程：即，从我们本来就有的内在秉性反应出发，转而关注我们在情境之中恰当的伦理回应。

那么，我们该从先贤那里如何学习这种转化呢？所幸先贤一直在记录或编纂经典，而我们也有幸继承这些古代文献。它们载有古代圣贤的言行，而后世之人将其视为有力的伦理回应。这些建构传统、定义礼乐，从而使得人们在特定情境中能够凭借它们而进行恰当伦理回应的东西，正是在注疏和阐释中得以代代相传的经典文本。比如，周公关于“天命”的诰辞被视为意义深远，在传统中不断流传，而后世人物（孔子）则致力于编订和延续这些传统。又比如，周文王与周武王奋起反抗殷商暴虐政权，被视为伦理正道，因此，周克商的舞蹈和战歌也作为经典之“乐”而在传统中保存。对于像孔子这样生活在春秋战国的后人来说，他们有幸继承并研习这些古老的文化元素：演练战舞，研习礼仪，诵读诗篇，传习诰辞。他们践行这些传统，不仅是因为它们重要，更是因为通过援引和阐释、回应乃至体验这些传统，得以淬炼自身之“气”。

所以，通过阐释和注释先贤，与他们的对话，我们能够增强自己的能力，使自己与古人的情感、智慧同频共振。而这正是孔子真正关切的方面：一个人应当学会在特定时刻援引和阐释既有的传统，从而有效地塑造自身，影响他人。换言之，儒家要求人们对情境有敏锐的感知，学会察觉潜在风险，能够在具体时刻知道如何言行。但这些都必须通过援引传统、阐释经典来进行。因此，研习和注疏经典，并不是停留在文字抽象的层面，而是要将它们当作可以在特定时刻加以运用的资源或工具。这才是经典对于人的深层意义。

对阐释技艺的多重运用

在我学习古汉语之前，一直是通过英文译本阅读中国古典文献。然而，当我最终接触到原文时，才发现其中的巨大差异。在英译本中，这些文献读起来就像直白的散文，段落连绵不绝。但是，当我阅读它们的古汉语原文时，我发现它们其实大量依托对更早文本的复杂援引，特别是对诗歌的援引。在原文中，散文的表述之后常常接着押韵的诗句，节奏分明，但在英文翻译中，这一切都被简化为普通的散文。

当你读到那些带有韵律与节奏的文字时，无疑会发现这是在用典。若不能辨识其中的用典，你便无法真正理解它们。而那些被引用的诗句，仿佛也在期待你意识到这些引用，理解其意图，并在当下有所领悟和触动。因为，中国古代的文本教育的目标之一就是，熟悉经典文本体系，能够洞悉作者对于传统素材的援引和阐释。如今，随着我们获得的古代材料越来越多，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针对某个问题的援引、注疏及其演变，发现用于阐释这个问题的细节也越来丰富。如果把这件事做好，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特定的用典而把我们的思维同古人的思维关联在一起。而这意味着，对于下一代人来说，他们也可能传承这种思维方式。

虽然你确实从文本中提取了某些内容，但更重要的，还不是这种提取行为本身，甚至不完全是原作者的意图，而在于通过深入这些文本，你能够把握这些文本借由传统的共识而逐渐形成的自身的生命力，意识到它们此时此地能够加以转化和阐释，从而应对具体的情境。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技艺，对经典文本的引用和阐释意味着，我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感知而进行自主的思考。我们是在做出判断，该如何将这些引用融入我们的语境，如何让我们的语境与之发生关联，更确切地说，如何与之更早的用法发生关联。不妨说，引用和阐释的本质在于，依托过往的存在方式而塑造当下世界的运行模式。这正是孔子在其教育实践中常常运用的方法。所以，更重要地，他对那些古代文本进行编辑和整理，以服务于教学实践的目的。

当然，也有一些文本并不采用这种做法，它们似乎对引用和阐释的传统有意拒绝。显然，《老子》是这样。当你阅读《老子》时，你看不到它引用其他任何文本，也看不到它提及任何过往人物。与孔子不同，老子以一种纯粹否定的方式对待引用、注解或阐释等写作方式和教学实践。而这似乎因为，他宣称自己的思考是要直接通达“道”，一种比他周遭整个传统更为深邃、更为本源的存在。他认为自己的直觉性认知之所以更具力量，是因为它的本源性。可以想见，如果读者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样一部摒弃了阐释传统的文本，该会何等震惊。而我们之所以常常忽视这一点，则是因为在英文译本中，那些坚持阐释传统的文本常常遭到删减，从而使得《老子》也并不显得特别激进了。

在中国古代，像《老子》这样的文本不多。更多的是像《孟子》《荀子》这些重视援引和阐释前人经典、并且自身也作为经典而被后人援引和阐释的文本。到了汉代，援引文本并赋予阐释的阅读实践，形成了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注疏”之学。因为，在帝国建立后，官方为了培养更多人才以巩固汉王朝的政权，充实汉王朝的官僚体系，所以有意识地将儒家教化予以体系化和制度化。至西汉末年，儒家教育的若干文本，比如《诗》，被定为“经”，由官方为其提供全面的评注和解读。

此时，出现了为一首诗（而不是其中片段）撰写完整评注的尝试。而这些评注又跟对于《诗经》的全面阐释相关。比如，《诗经》的第一篇《国风·周南·关雎》。评注者会问，孔子为何以这首诗作为开篇？他又为何续以《葛覃》，作为第二篇？于是，针对《关雎》这首诗以及《诗经》全集的评注应运而生。尽管英语世界的读者会觉得这些评注过于“荒谬”，但我却认为，一旦我们追溯这些评注和解读得以发生的传统渊源与当下情境，便会发现一切都恰如其分。从字面上看，这首诗当然描绘的是一个人爱恋着河对岸的另一人，可是，当它作为经典而被引用和阐释时，却被延展为一个丰富的阐释体系。人们把它解读为某位臣子试图向君王进言却未被听取；或者，解读为试图向君主进言的两位臣子之间的沟通不畅；或者，还可以像著名的《毛诗》的阐释那样，认为这首诗是在反映文王与后妃的故事，后妃立于河对岸，有意不回应文王，以便让文王专注政务，等等。那么，在这些阐释中，是否存在所谓“正确的”阐释呢？

也许每种阐释都合情合理。但关键在于，如果你能接触到所有这些注疏，那么，通过研读它们，你可以学习如何在具体情境中援引和运用它们。因此，如果你身居大臣之位，正试图向不理会你的君王进言，或是与不回应你的同僚沟通，那么，你该知道此时需要援引哪些文句、借鉴哪种解读。引用和阐释指向的是你所处的具体语境。如果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不仅是在学习传统，而且是在运用传统。于是，一段重要的文字，便往往会配上十页的注疏。但是，这十页注疏并不是要给出唯一正确的解读，而是呈现不同的阐释方法。即便后世出现新的解读，也仍然是在延续和运用这种阐释的技艺，并努力使之制度化。

于是，在汉代，出现了所谓的“郑（玄）注”。这些注疏不仅包含大量相互矛盾的阐释，也不是为了告诉你那首诗的原初含义。它们更多是为了表达，作为一个有学识的人，你应当了解并懂得这些注疏和阐释的政治和教化意义，意识到有些阐释应加以规避，因为它们在本朝是不恰当的。因此，郑玄的注疏虽然十分重要，但他也不是所有人都必须遵从的权威。我们阅读郑玄的注疏以及其他人的注疏，是为了恰当地发现经典和当下的各种可能关系。而这也解释了为何存在如此多的注疏。如此一来，你的关注点便有可能不再是这首诗的最初含义，而是在这一阐释的传统中，这首诗以哪些方式被解读过，它还可能以哪些方式被解读。我们有理由期待未来出现更多的可能性。

不妨说，以不同的可能方式进行注解和阐释，便是思想的传统所在。而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思想史上，从孔子一直到今天，始终有些最杰出的思想家在认真地撰写注疏。因为，不同的注疏与阐释呈现了理解世界的复杂方式、改变世界的复杂构想，以及，知识分子关于运用传统而教化民众的复杂见解。

让我简单地小结一下。阐释是对于经典文本的认真对待，从而形成了厚重的思想传统。我想说，阐释传统的强大之处在于其方法论与存在论意义：它建立在复杂的阐释理论和阐释经验的基础上，它将过去与当下相联。

就像我开始提到的那样，在英语世界，正因没有认真对待阐释的技艺，所以人们删减了许多丰富的意义维度。在英语国家的中国思想或中国哲学的课堂上，当学生们学习孔子、孟子、荀子、老子等人的著作时，确实很少读到关于这些文本的阐释性文献。但是，这种过度的简化对于理解和运用思想的传统毫无益处可言。而我想让学生知道的是，这仅仅是某一种阅读方式，却绝非唯一的方式。因此，我正在努力做一些鲜有人做的工作：我翻译了大量的注疏和阐释，以便全面而审慎地向学生呈现我的观点。

如果我们能够做好这件事，那么，这不仅能让我们发现一种本身极重要的思维方式，而且能够从中获取新的认识。认真对待注疏的传统和阐释的技艺，意识到中国传统所依托的知识体系其实呈现为极其丰富而漫长的运用过程，这不仅会帮助我们揭示出中国思想史的某个关键部分，而且，也会展现出中国哲学更加强韧与复杂的面向，使其与更为宏大的问题联系起来。在我看来，这本就是孔子的教导，它具有难以置信的哲学力量。

谢谢你们！非常感谢！

李义天：谢谢普鸣教授！非常精彩的讲座！通过今天的讲座，相信大家已经深切感受到了普鸣教授作为一位哈佛名师的风范。他的讲解深入浅出，而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熟稔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正如普鸣教授刚才所说，中国哲学的许多内容都是在注疏和阐释的过程中展开的。阐释不仅延续经典思想，而且提出新的见解。因此，我们所阅读的那些中国思想古籍，既有经典原文，又有注、疏、传、笺等等数不胜数的阐释内容。尽管看起来十分复杂，但它实际上反映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宇宙、事物以及思想本身的看法。其中当然也蕴含着一定的政治需求与现实需求，体现了历史的语境和思想的语境。

您所提及的“阐释的艺术”，对中国人而言，既十分熟悉，又充满挑战。或许，连篇累牍的阐释文字，对普通读者而言确实不够友好。但是，如您所说，如果把阐释当作一种处理经典文本与当下现实的方法来运用，那么，这种技艺在当代中国依然有足够的发挥空间。这不由得让我想起，昨天还在伦敦，我和同事们专程前往马克思的长眠之地（海德公墓）的情景。在他的墓碑上，那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依然发人深省。事实上，马克思对世界的深刻阐释，恰恰也是推动世界变革的思想基石。当代的思想者应该穿行于经典与现实之间，努力成为“既述且作”的阐释者与实践者，不仅认识和阐释经典的伟大思想，而且积极投身于改变世界的伟大实践。让我们接续中国思想的优秀传统，在继承中创新，以思想与行动共建更美好的未来。

来源：李义天、陈静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