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活在怎样的AI时代，文学可以拿出“像样的答案”

每日清晨醒来就拿起手机刷刷社媒，输入文字时依赖自动纠错功能，观看短视频时“无限滑动”的动作，闲时找AI聊聊天，这些因技术发展而“无需思考”的行为，是否已成为你的日常？这是“技术无意识”的一种体现。正如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席教授刘禾所言，“人已经不是一个脱离机器而存在的主体，所以如果要定义人的话，必须要有个加号。”

在人机边界相互溶解的当下，文学见证着这种“突变”，经受着挑战，亦帮助人们稳住自身的意义。若把文学压缩成两本，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格非最推荐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或《芬尼根的守灵夜》。前者是写实主义高峰，后者则表明：小说中涉及到的最核心的东西，是个体的生存体验与多变感知，这是AI不能取代的。

AI时代，“写作是我的权利”

人工智能无疑对文学写作带来多重挑战，写作变得容易，而读者在日趋变少。一方面，一般性的写作极易被人工智能取代，格非认为，“今天人们在媒体信息中可以找到很多素材，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反而变得很容易，你完全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专家，去描述你原来不熟悉的一种社会生活。但它同时也造成一个问题：AI也能做，而且做得会比一般作家做得好。”

另外一种挑战是，对语言有精细要求的读者在逐渐减少，因此那些追求精深、个性化的创作也会非常困难，“我们的作品很可能会回到比如李白杜甫他们当年写作的时代，就是只被很少的人阅读，这也没什么不好。我知道有年轻写作者写了很多不发表的作品，他们可能给朋友们看一看，这种写作在将来会变得非常普遍。”

但写作绝对有意义，这没什么好商量的，格非笃定地说。“万一有一天机器写的比我好，我也不会放弃写作，因为写作是我的权利，它给我带来巨大的快乐。”在格非看来，人工智能为文学写作带来种种挑战，但这与文学写作的内在激情并不冲突。“写作不是比赛，而是你每天把自己从焦虑、无聊中拯救出来的重要权利。文学还是应该凭着自己内心，重新调整我们跟时代的关系，从中确定我们的语言策略，否则写作没有意义。”

刘禾在其新著《弗洛伊德机器人：数字时代的哲学批判》中提到，曾有很多科学家非常迷恋作家乔伊斯，文学亦在数字世界中富含张力。刘禾认为，“文学并非技术的语料库，而是数字技术的基础，先于数字技术。比方说，俄国数学家马尔可夫很早期的数学模型，是来自于对普希金的诗歌《奥涅金》的元音、辅音的计算；乔伊斯在《芬尼根的守灵夜》这本几乎不可读的小说中做数学实验，这也是为什么最早做信息论的克劳德·香农把这本书拿来计算‘熵’等概念，建立他的通讯理论。”

文学创作当中最核心、最无法被技术替代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格非认为，这涉及到“无意识”，我们将个体的生活体验存入记忆中，而写作中最迷人的部分就是“记忆的无意识”。“文学中有一个巨大的无意识的空间，这个空间是无法完全按照基本语义来呈现的。文学一部分受理性控制，有更多的部分如创造性的智慧是被黑暗所笼罩的，需要通过写作把它召唤出来，然后获得真正意义上书写的自由。”

人机之间：如果要重新定义人，必须要有个加号

当下的人工智能具有某些特殊能力，增强虚拟，也强化了现实。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看到，“一是创造虚拟现实，而这种虚拟一定程度上已经是现实，很多年轻人很大一部分生活是在虚拟世界中，边界不是那么清晰的。二是人工智能会强化某些现实。”这也说明，现实世界和镜像生活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

“你看到过吗？在咖啡店，一对情侣坐在一起喝咖啡，两人都分别冲着自己的手机看。”这种图景可以说极为常见，而让刘禾焦虑的是，人机关系如此密切，人的主体性如何安置？“人已经不是一个脱离机器而存在的主体，如果要重新定义人，必须要有个加号。”

对于文学而言，无论是写作者、读者还是内外世界，都需要处理当下这个人工智能突起的时代，究其根本，“人机”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话题。例如手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非常忠实的伴侣，其置入的人工智能不断模仿人，人也在反向模仿机器，汪晖提及，“人和机器不单是并存，隐隐约约感到边界的动摇”。人机很难区分，自然人的概念摇摇欲坠，长久以来人类区别于万物的“人类例外论”这一传统伦理，也在受到挑战。

刘禾发现，当手机突然丢失，人们通常会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一部分，因很多记忆存储在手机中，此时人和手机的界限已然不分明了。而面对这种人机交互的现象，有乐观主义的观点认为，人体内植入芯片，便可延展记忆，以至人类“不朽”；而刘禾《弗洛伊德机器人》一书提出另一哲学批判，人类亦有可能逐渐变成一种“服饰人偶”。

从技术的“突变”，找文学的“奇点”

当世界的真实性越来越被数字幻象所中介，人类还有独属于人类的未来吗？在AI近乎逼问的情境下，或许文学对这一问题产生了意义。刘禾说，“我们的确需要思考，但不是说AI可以画画了，AI可以写作了，AI可以代替人翻译，不是这么回事。而是应该借此思考，写作是什么？艺术是什么？这些每一次新的技术出现都必须重新提这些古老的问题。如果我们能拿出像样的答案，那就意味着我们明白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时代。”

小说家笔下的虚构世界，亦能为我们理解现实提供一些独特价值。格非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技术“突变”阶段十分重要，重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其中有技术突变而带来的社会变革；乔伊斯从《都柏林人》写实主义转向意识流写作，也是因为技术的发展变化。格非坦言，“科学技术在不断发生突变，反过来改变巨大的系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信息传播所有领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乔伊斯只不过是变化之一，如果你（创作者）不寻求变化，还是用那种四平八稳的老的那种老调的方式来描述这个现实的话，你不觉得可笑吗？”

当代作家还能书写出怎样的世界？“当代作家如果写作还要继续，需要去寻找‘奇点’，然后使得创作跟系统的关系能够变得更加有意义。”格非借用德勒兹的“奇点”理论，讨论当下技术突变背景下，文学需要捕捉到能突破系统规训、揭示系统本质的关键点，正如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的“奇点”是“自动奔赴一个地方去毁灭”，《抄写员巴托比》写“拒绝消费对社会系统的影响”，唯有通过“奇点”建立创作与系统的张力，才能使作品获得超越时代的哲学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