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都知“闻鸡起舞”，却未听祖逖的最终下场，许多老师都不会讲

是谁选了胡亥？一份出土竹简证明，司马迁让赵高和李斯背锅两千年。

说到胡亥，咱们脑海里立刻冒出两个词：篡位、暴君。在《史记》里，司马迁不惜用“弑逆”、“背主”之语，给赵高、李斯扣了两个世纪的罪名。

但自从2015年出土的竹简《赵正书》面世，历史画风就突然变得不一样了——原来，胡亥坐上皇位，竟然是秦始皇早有安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先说《赵正书》。开篇就写：秦始皇出巡，半路大病，心里早预料自己五十必死，想借巡游逆天改命，却不料“天命不可变欤”。

眼见时日无多，秦始皇把丞相李斯叫到身边，说：“朕忧朝堂不靖，诸侯豪强或相倾轧，百姓受其苦，卿为相，应举一主以继大业。”说完，摆开龙椅，托付外甥冯去疾和李斯一起荐嗣。

两人对视一眼，都推荐了胡亥。理由很直接：胡亥从小随父南巡北战，性情刚毅，且常听法度，身边有通监狱法的赵高辅佐；兄长扶苏素来仁厚，主张徐图焚书坑儒之事，与始皇有别。

秦始皇听罢，点头称善，立即敕书，定胡亥为储君。李斯建议先在行在处立下太子诏书，回咸阳后再行大典，秦始皇应声允诺。

这段描述里，秦始皇并非往日那位唯我独尊、喜怒无常的“暴君”，反而多了一份忧国忧民的情怀。只可惜，不到五日，始皇驾崩。

照说，太子诏已立，皇位该由胡亥继承。可接下来发生的，就像陈胜吴广起义时那句口号：“当立者乃公子扶苏！

”张口便成三军旗号。扶苏派监军蒙毅上书，劝秦始皇修复焚书坑儒之过，却因此招致始皇不悦，被发配上郡。

扶苏外放，胡亥留都，命运从此分道。可史书上却偏偏说：扶苏才是真正的嫡长，始皇没打算立胡亥，还被李斯、赵高合谋逼死。

问题是，史料自相矛盾。司马迁在《本纪》里说是篡位，在《蒙毅列传》里又说秦始皇早年就想立胡亥。

司马迁的笔墨里，两种说法硬生生搁在一起，谁是谁非，一时难断。

可是，《赵正书》还没完。它直言：扶苏死后，鸿胪徐福面对突如其来的皇位，惊得腿都直打哆嗦，想回稽首请示，胡亥早一步下令：“朕今即位，不日诏宴，勿得迟到。

”还调走了近臣，将监军蒙氏兄弟一网打尽。此地气氛，宛如朝堂里的丑角登场：一群翘首以待的群臣错愕不已，不知新天子何时发喑哑金鼓。

胡亥自己断案杀了扶苏，又严令左右，谁敢质疑，便斩于市。李斯见势不对，曾请旨不杀扶苏众将，结果被指“擅改诏法”，下狱。

赵高却顺势登峰造极，成了新丞相，拿着当年的“通狱法”手札，来者不拒，杀胡亥、除李斯、铲扶苏余党，血雨腥风几乎吞没咸阳。

《赵正书》到此终章。作者最后评语直白而又冷酷：“二世之失，在君不听谏也。

”就是说，胡亥真正的罪行非造反，而是固执，不听和缓之言。这句结论，摆明了一个问题：历史不是只有一条线，如果我们只盯着《史记》这棵树，可能就看不到周围的森林。

那么，究竟谁真谁假？在《赵正书》之前，殷墟简牍、咸阳出土石刻几乎没一本把胡亥写成篡位者。

一纸《二世诏书》传至后世，开头就说自己要“宽仁为政”，与《赵正书》里秦始皇千叮咛万嘱咐的“唯仁是保”遥相呼应。换句话说，胡亥当了皇帝，恰于法度；扶苏立不立，或许真是因性格而定。

扶苏仁慈，适合软化人心，但易生托孤乱；胡亥尚法，与始皇脾性相近，自然被认作继承人。

说到这里，不免要问：司马迁为何要偏偏把罪首指向李斯、赵高？这背后，是对汉初政治环境的顾虑——若大书秦皇英明，岂不当众戳破汉高祖江山来得不易？

而此时，汉武帝又要扶正儒教，司马迁写史，自然要对暴君说一不二。正史未必真，何况是汉家书吏掂过的砝码。

最后再设一个问：若秦始皇真心想立胡亥，扶苏只是被冤枉外放，那陈胜吴广起义时，为什么没以“扶苏复辟”为号召？这一点或许揭示了更深的史实——起义军的旗帜，从未真正把秦朝夹在“对”与“错”之间，他们针对的，不只是偏爱子嗣的父皇，也包括钳制思想的铁蹄。

所以，无论《赵正书》还是《史记》，其中掺杂了多少脚色，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谁掌笔，谁就能定乾坤。

参考资料：[赵正书出土汉简记载]、[司马迁《史记》胡亥本纪与蒙毅列传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