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总参作战部长调为省军区司令，对老首长说道：官也不小呦！

他是如今唯一还健在的开国少将，12岁的时候就加入了革命队伍，他就是王扶之老先生。

王扶之的一生，简直就像一本翻不完的革命故事书，1975年的那一句“官也不小了”，更是将这位老革命家的通透与豁达展现得淋漓尽致。

1923年，王扶之出生在陕西子洲县一个穷苦人家。5岁那年，母亲因病去世，父亲为了糊口，常年在延安的地主家打长工，家里只剩他和爷爷相依为命。小时候的王扶之，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吃饱饭，他给地主放牛、割草，干最累的活，却还是吃不上一口饭。

1935 年，陕北的山坳里来了一支不一样的队伍。村民们私下里传：“刘志丹带的红军，专给穷人分地，还帮着打恶霸！”12岁的王扶之听着这话，就有些心动了。他见过地主的蛮横，也尝过挨饿的滋味，想着“跟着红军能让日子好过点”，就跑去找了红军队伍。

招兵的战士见他个子挺高，不像个小孩，就问：“多大了？”王扶之攥紧衣角，眼珠一转：“你看我像多大？”战士打量着他的个头，随口说：“十六七？”王扶之赶紧点头：“对！我都十七了！”

就这样，他“混”进了红军，被分到了“少共营”，这是一支由半大孩子组成的队伍，大家穿的还是自家的旧衣裳，手里没有枪，只有一根磨得发亮的梭镖。

刚参军没俩月，王扶之就遇上了硬仗。东北军110师进犯陕甘根据地，红军决定在劳山设伏。“少共营”的任务是从侧翼冲锋，牵制敌人。敌军透过望远镜看到冲过来的是一群“娃娃”，顿时笑了：“都是些小疙瘩，不值一提！”可他们没想到，这些娃娃兵比成人还勇猛。

冲锋号一响，王扶之攥着梭镖冲在最前面。他看见一个敌军正举着枪瞄准战友，心里一急，猛地扑过去，把梭镖抵在对方脖子上，扯着嗓子喊：“缴枪不杀！”那敌军被这突如其来的“小鬼”吓懵了，乖乖举起了枪。

这是王扶之人生中缴获的第一支枪，他宝贝得不行，晚上睡觉都抱在怀里。

劳山战斗结束后，王扶之因为表现勇敢，被调到三营当通信员。后来部队发现他识几个字，又让他去测绘训练班学习。没想到在训练班，他还遇上了“老熟人”，那正是被他用梭镖俘虏的东北军士兵马德良。

原来马德良被俘后自愿加入红军，两人一见面就笑了：“当年你被我吓着了吧？”“可不是嘛，哪见过这么凶的娃娃！”

从红军时期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王扶之跟着部队南征北战，从通信员、测绘员成长为指挥员。

1949年解放天津时，他担任主攻团团长，带头冲锋时左腿被子弹击中，鲜血染红了裤腿，他却咬着牙继续往前冲：“红旗不倒，咱们就不能退！”战士们见团长带伤作战，士气大振，最终突破了敌军的防线。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王扶之随39军115师跨过鸭绿江，担任代理师长。朝鲜战场的残酷远超想象，美军的飞机大炮日夜轰炸，志愿军将士们只能在坑道里坚守。

1952年8月的一天，王扶之正在坑道里和参谋们总结作战经验，突然一声巨响，坑道顶部被炸弹炸塌，他和另外6名战友瞬间被埋在土石之下。外面的战士们急坏了，赶紧组织救援。彭德怀司令特意下令：“就算挖三天三夜，也要把人救出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可坑道坍塌得太严重，战士们挖一会儿就会有土石往下掉，进度缓慢。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大家的心越来越沉，甚至已经准备好棺材，在花名册上给王扶之的名字后面标注了“牺牲”。

被埋在黑暗里的王扶之，醒来时浑身剧痛，耳朵嗡嗡作响。他试着喊战友的名字，只有两个人回应，另外4人已经没了气息。3人就这么互相鼓励着，用手边的工具敲击石块，希望外面能听到。可不知过了多久，敲击声越来越弱，空气也越来越稀薄，绝望开始蔓延。

就在这时，王扶之忽然瞥见石缝里有两只苍蝇飞了出去。他心里一动：“有苍蝇，就说明有空气，外面的人肯定能发现！”他赶紧让战友们继续敲击石块。果然，外面的战士看到苍蝇后，兴奋地大喊：“里面有活气！快挖！”

经过38个小时的紧张挖掘，坑道终于被打通。当战士们把王扶之从土石堆里拉出来时，他已经虚脱得说不出话，但手里还紧紧攥着作战地图。这次死里逃生，让王扶之更加珍惜生命，也更坚定了他“为国家做事，在哪都一样”的想法。

1953年，王扶之从朝鲜战场回国，随后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4年，他被任命为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这个职位可不一般，要协助中央军委制定作战计划，掌握全国的军事动态，是真正“靠近中枢”的岗位。

王扶之知道自己文化水平不高，为了干好工作，他把办公室当成了书房。白天和参谋们研究地图、分析战局，晚上就抱着军事理论书啃，经常学到后半夜。

有同事劝他：“王部长，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别这么拼。”他却笑着说：“跟不上形势可不行，总不能让人家说咱是‘大老粗’吧？”

1964年，王扶之被授予少将军衔。站在授衔台上，他想起了当年那个拿着梭镖的放牛娃，眼眶不禁湿润了，这一路走来，多少战友牺牲在战场上，自己能活着看到新中国成立，还能穿上将军服，已经是天大的幸运。

1975年，中央下达调令，让王扶之从总参作战部部长调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员。消息传开后，不少人替他委屈：总参是中央机关，山西军区是地方部队，虽说级别相当，但话语权和工作强度完全不一样。

老首长王尚荣更是直接跟他说：“扶之啊，这调动对你来说，太委屈了。”可王扶之却没觉得委屈。接到调令那天，他收拾好办公室的东西，跟同事们一一告别，笑着说：“到地方也挺好，能多跟老百姓打交道。”

到了山西后，他一头扎进基层，走遍了军区下辖的各个部队，了解官兵的生活情况，帮着解决实际问题。有战士问他：“首长，您从北京来这儿，会不会觉得不适应？”他说：“都是为国家守疆土，在哪都一样，而且，这官已经不小了。”

1976年，王扶之回北京看望王尚荣。老首长拉着他的手，又提起调动的事：“还是觉得委屈你了。”王扶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慢悠悠地说：“老首长，您别担心。我12岁参军，那会儿就想能有口饭吃，能打跑鬼子就行。现在当了军区司令，能为山西的百姓和部队做点事，已经很满足了。官再大，不为民做事，也没用啊，再说，这官也不小呦！”

王尚荣听了这话，心里既感动又佩服。他知道，王扶之不是说客套话，经历过生死的人，早就把名利看得很淡了。在山西的五年里，王扶之带领军区部队搞训练、抓建设，还积极参与地方救灾，赢得了官兵和百姓的一致好评。

如今，王扶之将军已经102岁高龄了，他的故事，会一直流传下去，也祝愿王老先生身体康健，寿比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