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女朋友难度：东莞遥遥领先、佛山第二，长沙女多男少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到了结婚的年龄，会有一种来自基因层面的驱动力（你可以在赵老师的春天来了、又到了万物交配的季节里找到这种驱动力），催促着我们赶紧结婚。

最理想的结婚状态是一夫一妻制，这是当前世界上广泛采用的婚姻制度。当然，也有一夫多妻制、或一夫一妻多妾（俗称小三）的模式，但比较而言不那么流行。

关注过我们账号的你一定知道，影响结婚难度的重要指标--性别比在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时代，有着不一样的现状。

在一些外籍劳工较多的国家，一个女性甚至对应着三个男性。显然，这剩下的两个男性，大概率不会在当地与另一个女性结婚。

类似的情况，在不同的城市，因为年轻劳动力的涌入，适婚（20岁-34岁）人口的性别比，也存在着较大的区别。

下图展示了我国主要城市常住人口里，20岁-34岁人口的性别比分布情况。

从东莞惊人的144（即每100名女性对应144名男性）到长沙的99，45个百分点的极差背后，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人口流动选择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珠三角城市的高性别比尤为突出。东莞144、佛山131、深圳128、惠州126的数据，直接对应着这些城市电子制造、机械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用工需求。

以东莞为例，2020年全市制造业从业人员中男性占比超过七成，这种就业结构通过"老乡带老乡"的链式迁移不断强化。

长沙99的全国最低性别比并非偶然。作为娱乐传媒之都，长沙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员中女性占比达54%，加上师范、医学类高校集聚带来的女性教育优势，形成独特的"她经济"生态。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成都（101）和郑州（104），这些区域中心城市通过商贸、金融、教育等多元化产业结构，维持了相对均衡的性别比例。

特别是成都，其20-34岁常住人口中大专以上学历者占比达42%，而高等教育群体中女性比例通常更高。

东北城市出现性别比"洼地"，沈阳100、长春101的数据折射出人口流失的结构性差异。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东北外流人口中男性占比显著高于女性，特别是技术工人和高校毕业生群体。

京津两地的对比颇具深意。北京110与天津111的差距，体现出首都功能疏解与产业转移的效应。

天津作为传统工业基地，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等产业聚集大量男性技术人员；而北京服务业占比已超83%，尤其是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对女性就业者更具吸引力。

这种性别比格局某种程度上重塑了城市社会生态。低性别比城市则出现消费结构变化，长沙女性购房比例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5个百分点。

城市性别比本质上是人力资源配置的市场映射。东莞144与长沙99的对比，既是两种经济发展模式的生动注脚，也提醒城市规划者需关注人口结构的社会影响。

未来的人口政策应当超越单纯的数量调控，更多考虑性别结构、年龄分布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推动城市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口可持续发展。

一句话可以预测一些城市的未来：留不住年轻人（结婚成家）的城市，终将被时代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