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则亏，易会满——必须制度性划定权力禁区清单

一个人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完整地走完他的权力轨迹？

易会满，1964年出生于浙江温州苍南。从央行厦门分行的一名普通科员起步，他用了三十四年时间，一步步攀登到中国金融权力的顶峰。他的职业生涯，如同一部宏大而绵长的史诗。从最初的科员到分行行长，再到“宇宙行”的掌舵者，每一个跨越，都充满了坚实与稳健。

2016年，他执掌的中国工商银行，以超过4万亿美元的资产规模，成为全球市值第一的“宇宙行”。那一年，他站在了职业生涯的巅峰，将一个庞大而古老的金融机构，带入新时代的成就感。

2019年，他接任中国证监会主席，这个位置，被外界视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守门人”。在他的任期内，A股市场迎来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全面推行注册制。在他任职的四年间（2019-2023），A股IPO数量超过1500家，融资规模达到万亿级别，一度成为全球IPO数量最多的市场。

然而，故事总有出人意料的结局。2024年7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布，易会满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25年3月，官方通报他被“双开”，罪名包括受贿、滥用职权、泄露未公开信息。2025年9月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显示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一个能将全球最大银行带到巅峰的人，一个推动了中国资本市场重大变革的人，为什么并不十分意外的栽了？这到底是人性的缺陷，还是制度的漏洞？

我认为，这绝不止于道德问题。

这是一个关于权力、制度和人性的深刻命题，是我们必须直面和剖析的。

一、从的失衡

在工行，易会满的权力是“盈”的。这种“盈”，是一种平衡、一种克制，是建立在一个庞大而成熟的组织体系之上。工行有自己严密的内控机制、完善的集体决策流程，以及一套已经运行了几十年的风险管理体系。在这里，他的权力更多地体现在战略规划、人才任免和宏观方向的把握上，而不是微观决策的独断。他像一个巨轮的掌舵人，需要尊重航线图，遵守航海规则，任何一个偏离，都会被庞大的体系所修正，任何一个决策，都需要通过无数个环节的审批和制衡。

然而，当他来到证监会，他所掌握的权力性质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盈”走向了“满”，最终走向“亏”。

在证监会主席这个位置上，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权力物理学。下面是一张权力清单，清单上的每一项，都足以改变千亿级资本的流向，甚至决定一个行业的兴衰：

·IPO审批最终决策权：在他的任期内，每一家公司的上市，都需要证监会审批。这不仅仅是技术性的审核，更是对市场准入权的最终裁决。这是一道看似平淡，实则蕴含巨大能量的闸门。

·市场政策制定权：从注册制的全面推行，到退市制度的改革，再到转融通、量化交易等，每一个政策都牵动着数亿股民的神经，影响着万亿级别的资金流动。在这些政策出台的前夕，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可能引发市场的剧烈波动。

·敏感内幕信息接触权：作为监管者，他掌握着所有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未公开的重大事件信息，以及所有交易主体的动向。这些信息，一旦泄露，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是无法估量的。

这些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人，缺乏有效的外部制衡。当权力“满”到一定程度，其自带的引力场就会扭曲周围的一切，无论是制度、规则，还是人。

二、没有笼子的权力，终将失控

“权力过度集中必然导致失控”，这已是被无数历史和现实反复验证的铁律。在易会满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这个临界点的危险。

数据是最好的佐证。

在他任期内的四年，A股IPO融资规模达到万亿，涉及1500多家企业的生死。这不仅仅是表面的几个数字，更是权力集中带来的巨大诱惑。当一个人的决策能让一家企业从默默无闻到一夜暴富，能让一个家族的财富在瞬间翻倍，当他掌握的每一份审批文件都可能成为撬动百亿、千亿资金的杠杆，那么，任何“道德防线”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这是一种权力物理学上的“核反应”。

原子核在达到临界质量后，会发生不可逆的链式反应。同样，当一个岗位的权力达到某个临界点，其诱惑力和潜在的寻租空间，就会超越任何个人所能承受的道德和意志力。这不是对易会满个人的不信任，而是对人性的清醒认知。人性是有弱点的，而制度的根本任务，就是用坚固的笼子关住这些弱点。

问题在于，证监会主席这个位置，恰恰缺乏这样一套坚固的制度性笼子。

三、监管者的监管盲区

一个能把工行做得风生水起的人，为什么会在证监会折戟？答案或许就在于“制衡”。

在工行，他作为董事长，上面有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有来自各方的独立董事和审计机构。每一个重大决策，都需要经过严格的集体讨论和程序性审批。即使是董事长，也无法做到“一言堂”。这是一个系统在监督另一个系统，一个制衡链条在约束另一个制衡链条。

但在证监会，我们感到了制衡机制的系统性缺失。

首先是内部制衡的失效。

虽然证监会内部有集体决策机制，但主席的影响力是决定性的。在重大事项上，主席的倾向性意见往往会成为最终的决策方向。这种内部监督，本质上是自己监督自己，缺乏独立性和有效性。

其次是外部制衡的缺位。

资本市场的监管具有极强的专业性，这使得外部监督变得异常困难。人大、审计部门虽然有监督权，但面对复杂、专业的金融议题，缺乏有效的抓手和工具。而媒体和公众，则完全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一方，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有监管者选择性发布的信息。

更重要的是，问责的滞后性。

我们只能在重大问题爆发后，才能进行事后问责。然而，此时造成的市场损失、投资者信心受损等负面影响，往往已经无法弥补。这种事后的、惩罚性的问责，无法起到事前的、预防性的作用。

四、一个人的失控，让整个市场受损

一个人的失控，最终买单的是整个市场，是数亿的投资者。

在易会满案发后，来自中小投资者的质疑声此起彼伏：

· "注册制变注水制，主席被抓我退市"

· "转融通限售股是谁批的，韭菜找谁赔"

· "守门人都有问题，市场还能信吗"

这些愤怒背后，是整个市场的制度信用受损。他们不再相信“守门人”能够公正无私地履行职责，他们开始怀疑所有监管政策背后的动机。这种不信任，是对一个成熟资本市场最严重的打击。

机构研究员们也在反思：“制度漏洞不能全推给个人，应反思‘监管者监管’缺位。” 这句话切中了问题的本质。易会满的落马，不应该仅仅被看作是个人道德败坏的个案，而应该被视为一个系统的警示——一个制度的漏洞，最终会由整个市场来承担后果。

五、如何不让权力到失控？

我们不能止步于对问题的剖析，更要给出建设性的方案。

既然问题出在权力本身，那么就必须从权力本身入手，去设计一个能够约束它的笼子。这个笼子，不是为了限制权力，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权力，保护市场，保护每一个参与者。

首先，要承认一个前提：任何人都无法战胜人性的弱点。我们的制度设计，必须建立在对人性的“不信任”上。我们不能假设监管者是圣人，不能寄希望于他们的道德自律。相反，我们应该假设，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任何人都可能犯错。因此，制度的目标，不是让好人来管理，而是让坏人也无法作恶。

基于这个前提，我们才能去思考如何构建这个制度的笼子。

笼子的第一道屏障，是权力禁区清单。

这不是一堆空洞的条文，而是一份清晰的“负面清单”，明确告诉监管者，哪些红线是不可逾越的。例如：

·不得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股票交易。

这条规则，必须从制度上杜绝监管者的任何可能与市场利益挂钩的行为。如果他们想赚钱，就应该像普通投资者一样，在阳光下交易，而不是利用权力优势。

·不得向任何人泄露未公开信息。

这不仅是道德要求，更应该成为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我们可以引入更严格的保密制度，比如对所有涉及敏感信息的接触和讨论进行全程记录，并定期进行审计。

·不得单独决定重大监管政策。

任何影响市场运行的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多部门的集体讨论、专家论证，并强制性地进行公众听证。这就像是给决策的房间多放几把椅子，让更多不同的声音能够进入，让决策的考量变得更加全面。

·不得与监管对象有超出工作范围的接触。

建立严格的备案制度和回避机制，杜绝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私下利益输送。每一次会面，每一次沟通，都应该有记录，有监督。

笼子的第二道屏障，是制衡机制的具体设计。

权力禁区是明确“不能做什么”，而制衡机制则是确保“想做也做不了”。

·权力分散机制。

将IPO的审批权、政策的制定权、执法的处罚权分散到不同的部门和岗位。IPO审批可以引入外部专家委员会，将部分审批权从内部决策者手中剥离，增加决策的客观性和专业性。政策制定可以建立多部门协调机制，避免单一部门的“一言堂”，并强制进行公众听证，让所有利益相关方都能参与到决策过程中。

·监督制衡机制。

建立多重、立体的监督网络。内部制衡需要完善集体决策机制，确保每一项重要决策都有详细的会议记录和签字留痕，让决策过程可追溯。外部监督则可以引入独立审计，对监管机构的决策过程和权力运行进行定期审计；将监管工作纳入人大、政协的常态化监督范围，并设立专门的质询机制。

·社会监督机制。

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公开更多信息，接受媒体和公众的监督。建立实名举报和调查机制，保护举报人，鼓励社会各界参与监督。

笼子的第三道屏障，是问责机制。

建立事前防范、事中监督、事后问责的完整链条。

·事前防范：实行定期轮岗制，避免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形成固定的利益关系；建立严格的利益冲突审查制度，确保监管者的背景清白。

·事中监督：重大决策全程记录，关键岗位实时监督，让权力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处于监控之下。

·事后问责：严格责任追究，实行终身问责制，让任何违规行为都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这种终身追责，意味着即便是退休后，也要为当年的行为负责。这是一种深刻的震慑，也是对市场信用的严肃承诺。

六、不让权力太的制度安排

盈则亏，易会满。

这个个案，应该成为我们审视和完善资本市场监管制度的一个重要起点，一个不能被轻易忘记的警钟。它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失控，代价是整个市场的制度信用。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但我们必须从中汲取智慧。

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限制监管，而是为了更好的监管。只有在有效制衡下，监管才能真正服务于市场和投资者，而不是成为寻租的工具。

这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人的际遇，更是关于一个市场的成长。这个市场，经历过野蛮生长，经历过无数次的阵痛。每一次的阵痛，都应该成为我们完善肌体的机会。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失控，就全盘否定过去的一切，但必须从中看到，我们的制度还存在着需要修补的漏洞。

用制度的笼子关住权力，让监管者真正服务于市场和投资者。这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任务，但它值得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因为，只有在一个真正公平、透明、有制衡的市场里，每一个人的努力和付出，才不会被辜负，每一个人的梦想，才有可能实现。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