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工潜伏敌营15年，官职大到自己都慌，中央领导：大胆往上爬

“1946年初春的夜里，你到底是谁？”审讯室里，军统军官突然拍案质问。李时雨抬起满是血迹的脸，只淡淡回了三个字：“天津律师。”对话到此戛然而止，他不再吐露只言片语。这一刻，他暗自庆幸，自己已经为组织守住了最后一道防线。审讯室外，南京细雨冷得像刀，却挡不住他脑海里那条更清晰的路——十五年的潜伏，就在这里分出胜负。

要说李时雨，得先把时间拨回到1908年的黑龙江巴彦县。一个贫寒教师之家，把全部指望都压在了这个聪慧的长子身上。乡间没多少娱乐，他的课余就是抄诗、背《资治通鉴》。家里缺书，他就跑十里地借。读书救不了温饱，却能撑起另一种可能。

1924年，凭借全县第一的成绩，他闯进省立一中，随后又跳到天津南开中学。南开课堂上，老师讲罗斯福新政，也讲列宁建党。他听得入神，却没有立刻行动，只记下一句：“真正的强者，不会停在课堂。”

真正的转折在1931年。“九一八”刚传到北平，校园沸腾，同学们涌向街头骂“不抵抗”。那晚，他在宿舍熄灯后独坐到天亮——国将不国，书若枯草。他找到北平地下党人夏尚志，“我想干点实事。”当年十二月，他成为正式党员。

组织考验并没有给他缓冲期。1932年，哈尔滨火车站的一场伏击，他率三名同伴击毙十余名日军。枪声震破了东北寒夜，也让他意识到正面冲突远不如情报价值高。翌年，他混入李氏族亲行列为李大钊护灵，悄悄结识了东北军里的一批校官。

1934年毕业，地下党递来一张小纸条：设法进入东北军。方法？自己找。于是他敲开了同乡、张学良公馆警卫主任的门，自报家门加三分诚恳。名册下来，他只是尉级小兵，可这张军证让他自由穿梭兵站、仓库、军法处。三个月里，他把武器调拨、补给节点、军官脾性一股脑传回北平。

然而西安事变后，东北军高层人心惶惶。有人早餐还在议和，午餐就暴毙会议室。李时雨判断：继续留在此处，价值递减且暴露风险骤增。与联络员刘宇新碰头后，他西行北平，途中却撞上了“七七事变”。枪炮阻断了道路，也推开另一道更危险的大门——伪组织。

天津沦陷，日军设立治安维持会，吴光粥任总务科长。李时雨与吴早年共事，寒暄几次便成了检察院“特约检察官”。身份一变，他拿到市区自由通行证。组织急需一批通讯器材运到延安，他便假借迎妻之名，拆装电台藏入车厢。一路关卡，凭借盖章文件大摇大摆闯过，设备完好抵达延安。

这种胆大不仅一次。冯骥被捕案，卷宗足足两指厚。李时雨夜里值班，翻到最后一页时塞进一张纸条：千万别认。清晨，他将整份卷宗调包，锁进自己柜子。开庭当天，无卷可查，法官只能以“证据不足”判冯骥无罪。冯骥步出法庭，低声说了句：“多亏兄弟。”他只摆摆手，转身又投入灰色漩涡。

1939年，汪精卫在南京自封“国府”，设立五十名立法委员，李时雨赫然在列。外人只道他青云直上，他却夜不能寐。过去的学生领袖身份随时可能被翻出。电报发到延安，问题只有一句：要不要急流勇退？回电却比以往更简短：“官做得越大越好，大胆往上爬。”一锤定音，他擦干冷汗，继续往核心钻。

汪伪“清乡”计划，就是在这种高位上被他提前截获。若情报延误两日，新四军在苏中将伤亡惨重。陈公博痛斥泄密者，连自己心腹也怀疑，却唯独没怀疑李时雨。他在会议室里站得笔挺，一句废话都没有。信任，就是最锋利的盾。

1945年日本投降，汪伪土崩瓦解，他本以为可以“功成身退”。可余祥琴横插一脚，把他拉进军统，理由是“多一个老同事，多一分保险”。军统头子戴笠谨慎盘查，发现李时雨“履历干净”，反倒赏识这份江湖圆滑，把他安排到上海区二站。牌子一挂，情报又源源不断流向延安。蒋介石在江南的兵力调动、绥靖区的补给路线，一件件被他拆散拼好，再传出去。

戴笠坠机，毛人凤接手，新老交替必伴清洗。李时雨终于撞上暗礁。南京方面的口号是“宁可错杀千人，不放一人”，他被塞进监房，整整两个月，杠子压肩、凉水灌喉，他硬是没吐出一句。靠朋友疏通，他被判七年零六个月，押送提篮桥。

1949年2月，国民党军费短缺到连看守都揭不开锅。狱方被迫释放十五年以下刑犯。李时雨重见天日，第一件事不是回家，而是留在上海劝降残存的国民党军官。军统余部得知后，派杀手夜袭。他躲过几次冷枪，经组织安排去了香港，随后带着要紧情报辗转北平，递到童小平手上。

这一天，他终于穿上八路军军装，名字从密档里翻出来，身份公之于众。同事惊叹“原来是自己人”，他却笑说：“差点真把自己忘了。”此后，中央社会部研究室多了一张淡定的面孔。研究案牍、培养新人，他始终保持旧习惯——出门揣两只笔，一黑一红，黑的做记录，红的写密件。

1999年冬，北风凛冽。他安静离世，享年九十一岁。遗物里，留着当年那张穿孔电报纸，上面依旧是那行字：“官做得越大越好，大胆往上爬。”熟悉的人都知道，这不是鼓励贪恋权位，而是提醒后辈：情报战场，没有到达最中心，就谈不上真正的胜利。

半生潜伏，他用自己的影子换来前线的光亮。名字终被书写，可更多无名者仍埋在黑暗。李时雨曾说：“我做的事，只占革命十分之一，那剩下的九分，靠千千万万同志。”这句话，如今读来依旧滚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