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在上海的旧居，棚户房早被改成公房，对面是当年上班的工厂

“1979年5月的一个黄昏，你们说的那间屋子真的拆了？”街坊老郑抬着竹筐，站在杨树浦路口反问邻居。就在这句随口的对话里，王洪文昔日的上海住所第一次被附近居民确认“消失”。定位很简单：定海路口，马路南侧，新起的七层公房遮住了老弄堂的天光；马路北侧，铁门紧闭的旧国棉十七厂仍能看见刻着1921年字样的砖墙。

老屋原先是棚户房，三开间，一面倚河，一面靠路，房梁低得连吊灯都挂不住。王洪文和崔根娣1959年搬进来时，两口子往里一站几乎没有转身的地方。可再简陋，终归是“分到”而来的固定住所，在“户口”稀罕的年代，这点踏实不可小看。

对面厂房的汽笛每天六点整准时轰鸣，王洪文穿过马路，侧门刷卡入内，八小时车间保卫科的工作翻来覆去无非三件：放哨、写记录、偶尔接待外宾。最热闹的时候，他会冲在前面同外宾握手，油头锃亮，连保卫科长都觉得有些“过戏”。

没人料到短短十年，他就从候补保卫员窜到党内副主席的席位，一跃云端。戏剧性的背后，是1968年那张靠前排挥手的合影，是1973年十大的突然拔擢，也是毛主席“种地当兵做工”的一句肯定。可这种肯定其实带着考验：主席让他读《刘盆子传》，暗示“草根领袖也得有真本事”。读没读？萧木后来回忆：“他翻了几页就搁在桌上，还是反复拿去垫茶杯。”

到北京后，会议多到麻木，他常向熟人打电话嚷“太闷、太空”。闷归闷，吃喝不能少。军事博物馆门前的鱼翅馆、什刹海边的小酒楼，他都点名体验。有意思的是，哪怕升官，也改不了乡下孩子对猎枪的迷恋，他真能半夜把秘书拽去郊区打兔子。

1975年夏，毛主席一句“先回上海看看”，让他暂离中南海。刚落脚枫林桥别墅，他就显出全然不同的状态：白天钓鱼，晚上看片，厨子每天换着做海参鲍鱼；要是厨子说原料难买，他顺口一句“乡下不缺”，生产队真就连夜下河摸田螺。朱友生回忆：“三个月看了八十多部片子，包场的。”

然而身份越高，心里越慌。邓小平主持日常后，王洪文在政治局会上明显插不上话。人到高处不胜寒，他只能更频繁地拉拢身边小弟，借马振龙的关系弄来彩电、摄影机，甚至把部队给的吉普悄悄送人。权力网络像气泡，看着光彩夺目，捅一下就破。

1976年10月6日晚，怀仁堂布置紧急会议。华国锋宣读“隔离审查”决定时，王洪文猛地挣脱警卫，朝叶剑英方向冲去，三秒不到被按倒在地。楼外秋风大作，他却突然安静，只剩呼吸声粗重。第二天清晨，他被押往软禁地点，外界再难见其身影。

往后几年，定海路口的那间小屋成了“遗址”。警惕的干部拉起木栅栏，把窗口钉死，“以防有人借题炒作”。王洪文的亲戚偶尔路过，只能远远看一眼。可就在1980年，上海棚户改造项目启动，这片老旧民宅率先入选，工程车三天拆完，地基推平。

新公房竣工那天，工地围挡刚撤，老郑搬着竹筐溜进去看：“哦，和以前完全不一样。”楼道宽、窗户大，自来水、煤气统统接到位。对面国棉十七厂却已停机，只剩砖墙、锯齿形屋顶在阳光下泛红。没人想到，几年后这里会改造成4A级景区——秀场、书店、咖啡、光影装置，让时髦的年轻人流连。

值得一提的是，厂房里仍保留一间小小的保卫科展柜：一张裂口桌子，一把掉漆椅子，一块写着“值班”的木牌。讲解员说：“王洪文坐过。”游客凑近照相，光影投在玻璃上，分不清是遗迹还是镜像。

1981年特别法庭宣判无期，那天《新闻简报》只用了短短四百字。家乡吉林开源村的老屋比他的罪名还快塌下去，木料被邻居拆走，留下土坯墙扎眼地立着；母亲听闻判决当天晕倒，兄弟王洪武说，“哥哥这条路，走得太险。”

85年查出重度肝病，他一度以为还能挺。可药物难敌硬化，整个人迅速消瘦。1992年仲夏，他被转到医院，看病历时嘟囔：“早知道多看看书就好了。”两个月后，病亡，官方讣告寥寥数行。

今天再站在杨树浦路口，老弄堂换成门禁刷卡的电梯房，商场里循环播放电子乐。工厂烟囱不冒烟，只剩投影秀在夜色里变幻。若有人问起王洪文，大多年轻人只知道这里曾出过一位“保卫员副主席”。人事如尘，但城市的砖瓦在叙述另一种时间：旧居拆了，棚户房成了公房，对面老厂改做舞台，汽笛声没了，却有人在灯光下为新一季时装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