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政府与苏联的首次交锋

1974年8月，尼克松总统引咎辞职。1976年11月，尼克松当年的副总统、时任总统福特在大选中败北，民主党候选人卡特胜出，即将在1977年年初上任。卡特总统和尼克松总统一样，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因其任内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而在中国家喻户晓。和尼克松总统一样，由于时代的局限，在这里还是重新介绍一下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卡特总统1924年出生于美国东南部的农业经济大州佐治亚州，年轻时在海军服役，曾参加过美国核动力潜艇研究工作，被誉为“美国核潜艇之父”的海曼·里科弗上校是他的直属上司。这位上司为人严谨，对部下普遍严格甚至苛刻。

卡特受其影响颇深，形成了理想信念坚定，遇事一板一眼的性格。然而，搞科研需要一板一眼并不代表搞政治也得一板一眼。卡特后来的从政道路多少保持了一板一眼的作风，效果并不是太好。1980年，卡特竞选总统失败，成为冷战时期唯一一位美国人民不让连任的总统。

1953年退役后，卡特继承父亲的农场成为地主。1962年，卡特在家乡当选州参议员，被政敌和好事群众取了个外号叫“乡巴佬”。1970年，卡特当选佐治亚州州长，被调侃为“乡巴佬”的他十分亲民，着力消除当地历史悠久的种族歧视，政绩口碑颇为不错。

卡特军装照

1974年卸任州长后，卡特开始总统竞选活动。他多次发表亲民演说，为美国平民阶层描绘出各种理想蓝图，展示出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尽管他没有明确的纲领和清晰的政策目标，在民主党内缺乏足够的威望和支持力量，但他还是在1976年成功当选美国第39任总统。

在卡特竞选过程中，一个在1973年成立的“三边委员会”起了很大作用。“三边委员会”会员多是北美、西欧、日本的政商两界知名人士，有深厚的国际垄断资本背景。1977年1月20日，卡特总统正式上任，任命万斯担任国务卿、波兰裔美国人布热津斯基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卡特、万斯和布热津斯基都是“三边委员会”会员。

万斯全名赛勒斯·罗伯茨·万斯，1917年出生于西弗吉尼亚州，年轻时参加过太平洋战争，在美国海军服役，1957至1960年担任参议院顾问，负责战备问题和空间宇航问题，1961年任国防部总顾问，1962年任国防部陆军部长，1963年至1967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69年退出政界，几年后与卡特相识于“三边委员会”。

布热津斯基全名兹比格涅夫·卡济米尔兹·布热津斯基，1928年出生于柏林华沙，父亲是波兰驻加拿大的外交官，10岁时随父前往加拿大。二战结束后，波兰沦为苏联附庸。布热津斯基不再回国，加入美国国籍，先后担任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的政治顾问。其人毕生仇视苏联，积极主张美国与中国结盟，抗衡苏联。1977年担任新一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与苏联展开了不屈不挠的外交斗争，并主导1979年与中国建交。

布热津斯基（前排左一）卡特（前排左二）万斯（前排左三）

这两个人成为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未来四年的主要对手。在成为对手之前，双方还是尝试着建立私人关系。1977年1月24日，万斯邀请多勃雷宁共进午餐，商讨在3月份访问莫斯科，商讨裁军问题。多勃雷宁立即将消息传回国内，并力劝勃列日涅夫同意。时隔不久，双方议定访问日期为3月28日至31日。

同一天，多勃雷宁拜访布热津斯基。他发现，相对军人出身的万斯，布热津斯基更像一个知识分子。布热津斯基敏锐地指出，苏联在以往的裁军谈判中从不说明自己真实的军备情况，双方的谈判都是依据美国掌握的资料，由美国提出苏联裁多少，苏联再讨价还价。他建议，双方交换本国军备真实数据以显公平。谈话结束后，多勃雷宁感到，布热津斯基有着强硬反苏的立场，是一位只关注宏观问题，不理会细节的对手，很难就具体问题和他谈判。

2月1日，多勃雷宁和卡特总统第一次正式会谈。他首先就勃列日涅夫最为关心的海参崴协议向总统提问。卡特委婉地回避了这个话题。他提出，要一揽子解决所有的裁军问题，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分阶段、分步骤、分门别类地削减武器。多勃雷宁事后认为，卡特果然是不顾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莫斯科不会接受他这种谈判方式。

卡特总统更加关心的是人权问题。1975年签订《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后，美国政府不断抨击苏联的人权状况，通过打击苏联的国际形象，来反衬美国及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优越性。苏联方面，安德罗波夫在1973年好不容易把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扑灭，架不住西方国家借《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煽风点火，1975年之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死灰复燃。

卡特总统就职后不到一个月，就公开要求苏联释放持不同政见者金兹堡，遭到苏联的强烈反对。勃列日涅夫很生气，没想到卡特一上台就找苏联人的麻烦。勃列日涅夫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在2月18日主持政治局会议，拟定相应谈判内容交予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派他与时任美国国务卿万斯会谈，说明苏联立场；另一方面，他又在2月25日以私人名义继续给卡特总统写信，就人权问题作出答复，同时向对方阐述苏联方面对核裁军的一些看法。

勃列日涅夫有他的难处，一方面要稳住国内强硬派势力，另一方面要继续推行对美缓和。所以，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一个都不能少。而且，他理解美国总统的心思，一方面要抨击苏联人权问题迎合朝野两党和国内民众，另一方面也要对苏联缓和，减轻军备竞赛压力，重振美国经济。

卡特总统对苏联人权问题的抨击不仅仅是说说而已，中央情报局以驻苏联大使馆为掩护，多次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联系。尤其重视与核物理学界的萨哈罗夫等人联络，这一现象引起苏联方面尤其是克格勃的高度警惕，安德罗波夫担心后者会泄露国防机密。根据克格勃的侦查，萨哈罗夫最近一次与美国人联络是在1977年2月8日。

当然，克格勃掌握的情况还不止萨哈罗夫事件。先后侦破的还有利帕夫斯基案件和卡扎奇科夫案件，这两起都属于美国间谍与持不同政见者合谋的案件。其中的利帕夫斯基案件，克格勃用了老办法，要求利帕夫斯基写公开信，向全世界坦白自己的“叛国行为”。

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在3月21日上书苏共中央政治局，要求从三个方面回击美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对苏联的挑衅：一是举行记者招待会，安排一位美国或另一位西方国家记者同利帕夫斯基谈话，在《消息报》和国外报刊公布这次记者招待会的内容；二是通过苏联官方媒体在对外报道和广播中登载克格勃准备好的文章，发布1976年侦破的为美国间谍机关服务的卡扎奇科夫案件材料，说明美国间谍机构利用持不同政见者搞反苏间谍破坏活动；三是由克格勃向华盛顿及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以苏联个别公民和集体的名义，寄发一批抗议美国干涉苏联内政的信件。3月24日，政治局开会研究克格勃的呈文，批准同意。

反间谍的斗争克格勃会干，搞缓和的谈判就要看外交部了。3月21日，也就是安德罗波夫上书苏共中央政治局反制美国间谍手段的同一天，多勃雷宁再次拜访美国国务卿万斯，就双方签订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可能性展开会谈。在会谈中，万斯想最后试探苏联的底线，而多勃雷宁也想弄清楚万斯到底带了多少让步去莫斯科。

万斯开门见山，说他要继续做一些研究报告以供卡特总统参考，这份报告“可以做一些变动，这牵涉到一些数据”，但是它“不反映美国的最终立场”。翻译成咱老百姓的话就是“我要针对双方合同写一份可行性报告给我老板，里面的内容可以根据双方谈判的意向做一些数据上的变动。不过就算可行性报告写好了也不代表我老板答应了你们的条件”。

万斯说他准备了两个方案。方案一属于综合型，详细列举了美国希望苏联削减的战略武器项目以及美国对苏联的裁军义务：双方把各自战略运载工具控制在2000个以下；苏联将可以打击美国的SS-18重型洲际弹道导弹数量控制在150枚以下；双方要准备冻结生产和部署新型号的洲际弹道导弹；禁止生产和部署移动式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停止发展和部署它的移动式洲际弹道导弹M-X；禁止所有超过2500公里射程的巡航导弹。方案二属于空壳型，即对已经在福特总统执政时期达成的协议进行确认，将其他问题留待第三阶段谈判再行解决。

多勃雷宁听完了万斯的话，遗憾地答道：“恕我直言，美国的这些建议没有为在莫斯科达成双方共同接受的协议建立真正的基础。”多勃雷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根据方案一，苏联将要销毁的武器远远超过美国的削减额度。而按照方案二签协议，就意味着苏联政府1974年已经取得的外交成果将毫无意义地被美国政府重新确认一次。同一件事要对手答应两次，这对于苏联外交将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多勃雷宁继续说：“如果我们把早已共同商定的议题搁置一边，去考虑新的妨碍达成协议的问题，那么就不可能加快协议的准备工作。”他主张，谈判的事项不要太广，太杂，尤其不能旧的承诺（福特总统答应过的）还没兑现就想着解决新的问题（卡特总统提出的）。

万斯回答：“新政府不认为它自己完全受前政府做法的约束，卡特政府努力争取一个真正的、不只是表面的战略武器限制。”国务卿的意思是老板换人了，合同内容的覆盖面将更广更全面。

多勃雷宁崩溃了，没想到美国国务卿会这样说话，只好说，“对于处理如此重要的谈判我们是从这个事实出发，即我们是在与美国政府打交道。任何一个新政府重新估价它的前任所已达成的协议无助于加强国际协议的基础。”大使先生开骂了，像你们这样四年就换老板还不认账的，以后谁还敢和你们签合同？

谈话结束后，多勃雷宁忧心忡忡，他预感3月底的莫斯科会谈将走向失败。

3月28日，万斯抵达莫斯科，先后与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等人展开会谈。不出多勃雷宁所料，万斯带去的条件和要求苏联让步的内容超出了苏联领导人的接受范围，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真正的协议签署，要等两年之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