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胡适为何分道扬镳？鲁迅对胡适有哪些嘲讽？

鲁迅和胡适曾在《新青年》并肩作战，但“牵手”作战的同时，两人也有分歧并逐渐扩大，从而最终两人一左一右分道扬镳。

谦谦君子胡适生性温良恭俭让，虽然他首倡“文学革命”，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用的是“改良”和“刍议”，并没有直接扯出“文学革命”大旗。

该文发表后，胡适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还说：“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足见，胡适性格之谦和敦厚如水。

而鲁迅性格与胡适恰恰相反，刚烈激愤似火，眼里容不得沙子。这注定了两人水火不容，迟早分手。

早在《新青年》演“双簧戏”时，两人就有过分歧。鲁迅认为“双簧戏”无可厚非，“矫枉不忌过正；只要能打倒敌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胡适对此不以为然，视之为“轻薄”之举，“凭空闭产造出一个王敬轩”不值一辩。

胡适温良，服膺“实验主义”，从而主张走改良道路；而鲁迅刚烈，服膺“超人哲学”，从而主张走革命道路。这两条道路公开的分裂便是“问题与主义之争”。

1919年7月，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问题与主义》一文，提出“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正在积极引进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对此文很是不满，撰写了《再谈问题与主义》等文章对此反驳，引发了《新青年》同人之间激烈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启了“新青年”向左还是向右的分裂。

鲁迅虽未就“问题与主义”之争明确表态，但实际上对胡适观点不满。这种不满见于他对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的反对，这也是鲁迅和胡适首次公开交锋。

“整理国故”原本是“新青年”针对黄侃、刘师培成立“国故社”而提出的口号，主张用“科学精神”加以“整理国故”，反对“国故社”不加区分地“保留国粹”。

鲁迅对“整理国故”原本也持支持态度，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便是“整理国故”的切身实践成果。

但在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后，胡适更加积极倡导“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劝青年们“踱进研究室”，多研究些“国故”问题，少谈些激烈主义，并以此为借口反对学生运动，认为“呐喊救不了中国”。

鲁迅对此当然不满，“呐喊救不了中国”？“那我老鲁的《呐喊》岂不白写了？”

于是，他先后写了《所谓“国学”》《望勿“纠正”》《春末闲谈》《读书杂谈》《就是这么一个意思》《碎话》等文章，批评埋头“整理国故”之弊端。

此时，孙伏园正好在《京报副刊》刊出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各十部书目。胡适向青年们大开“国学书目”，还要求中学国文课要以四分之三的时间去读古文。

鲁迅则不但一本书目都没开，还语出惊人地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这显然是对胡适等人的回击和嘲讽。

虽然分歧已露尖尖角，但此时鲁迅与胡适还未决裂。1922年5月，胡适应邀和废帝溥仪相会。因为同情溥仪，并称呼溥仪为“皇上”，胡适遭致社会广泛谴责，连和胡适关系较好的周作人也写信提出异议，但鲁迅未公开对胡适斥责。

鲁迅与陈源轮回大战时，胡适还以双方朋友身份“怀抱着无限的好意，无限的希望”去信居中调节，“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

此时，鲁迅虽对胡适有所不满，在致许广平信中将胡适与陈源说成“物以类聚”，但并未公开与之翻脸。

但随着胡适愈加走近当权者充当“诤友”，鲁迅对胡适越来越讨厌起来，笔下也越来越不留情。

对于胡适后来见蒋介石，鲁迅语出讥讽，并旧话重提将胡适以前见溥仪的事一起挖苦，撰写《知难行难》一文，讽刺胡适写的《知难，行亦不易》一文，讥讽胡适没有坚守自己的“独立”和“自由”。

1932年底，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协助为结社机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

鲁迅从一开始就加入同盟，并任上海分会执行委员。不久，北平等地成立分会，胡适被推举为北平分会主席。

但不久，胡适就撰文为国民政府辩护，提出“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作政治问题，而不肯看作法律问题，这是错的”，并反对要求释放所有的政治犯。

因此，3月3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会议决将胡适开除出盟。

鲁迅参加了开除胡适的会议，并对胡适立场持蔑视态度，在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的信中说：“我但于胡公适之之侃侃而谈，有些不觉为之颜厚有忸怩耳。但是，如此公者，何代蔑有哉。”

他随后又写了篇《“光明所到……”》的文章，揭露国民党监狱的黑暗和胡适的天真，称胡适等人为《红楼梦》中焦大一般的奴才，并给胡适起了外号叫“光明”：

但不知这位“光明”回府以后，监狱里可从此也永远允许别人用“英国话”和犯人会谈否？如果不准，那就是“光明一去，黑暗又来”了也。

自此开始，鲁迅与胡适彻底断绝联系，并开始了对胡适不断的抨击。

在《文坛秘诀十条》中，鲁迅写道：“须多谈胡适之之流，但上面应加‘我的朋友’四字，但仍须讥笑他几句”。这是讽刺当时“我的朋友胡适之”这一文坛流行现象，也是对胡适的鄙夷。

在《算账》一文中，鲁迅又写道：“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总是眉飞色舞”。“几位学者”当然包括胡适。鲁迅还对许寿裳说过：“胡适之有考证癖，时有善言，但对于《西游记》，却考证不出什么。”

在与新月派论战中，鲁迅更是将“胡适之陈源之流”等新月派一棍子打死，嘲讽他们“挥泪以维持治安”……

不过，鲁迅也没将胡适全盘否定。1936年他在接受斯诺采访时，提出三名中国最优秀的诗人，其中之一便是胡适。实际上，鲁迅对胡适仅止于偶尔嘲讽而已，并未将胡适看做敌人。

无论鲁迅是讥嘲还是批判，胡适从不接招以沉默相对，“纵君虐我千百遍，我待君仍如初恋”。

1929年9月4日，胡适曾给周作人写过一封长信，感慨道：“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

直到鲁迅1936年逝世后，胡适才对鲁迅有过一次总的评价。

1936年11月，原本敬仰鲁迅、以鲁迅学生自居的女作家苏雪林致函胡适，像泼妇一样突然破口大骂鲁迅。

对于苏雪林的谩骂，一向以理性、独立、客观自居的胡适很不以为然，回信道：“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此信可见胡适虽将鲁迅划为“他们”，但也客观评价了鲁迅贡献，维护了鲁迅声誉。

胡适还积极奔走，为《鲁迅全集》的顺利出版发挥重要作用。

1943年元旦，胡适还花二十美元买下了三十大本的《鲁迅三十年集》，连夜细读以前没有读过的文章。

这是他卸任驻美大使后买的第一套书，也可见他对鲁迅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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