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钰生：怀念郑天挺先生

我听到郑天挺先生逝世的噩耗，惊愕与伤悼交集。惊愕的是：他一向健壮，怎么突然去世。伤悼的是：我失去了一个知心的益友；青年学生失去了一个道德学问的表率、循循善诱的良师；史学界失去了一位当代的泰斗；老知识分子失去了一个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并把所学渗透到实际中去的模范；党失去了一个由党多年精心培植的、终生忠诚教育事业的、还有许多事情等待他去做的新党员。

郑天挺先生，字毅生，原籍福建长乐，自幼定居北京。他父亲是前清的翰林。不幸，他七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九岁又失去了母亲。所以他尝说“天挺早失怙恃，未传家学。”然而他究竟是书香子弟；说他的学问来自家学渊源，未尝不可；但主要还是他自己发奋读书的结果。

我和郑天挺先生，年岁相若，所处的时代相同，一生经历大致相似，家庭背景也有仿佛之处。所不同者，在学问上，我差他何止千丈。他赡博精湛，我了无成就。我对他钦佩羡慕，对我自己遗恨无穷。

郑先生和我都参加了“五四”运动，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经历的起点，也决定了我们这一代人之中大多数终生的政治思想倾向。毛主席把“五四”运动列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发展阶段。郑先生，至少是他的前半生，坚持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立场和观点，这是他在同辈人当中之所以成为先进分子的缘故。

“五四”运动，既是一场政治革命运动，又是一场文化革命运动，又是在思想领域里，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青年的一场阶级斗争。记得那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和古文家、多种外文小说的翻译者林纾先生，有一场论战。论战的主题，好像只是文言与白话之争，而议论所及，几乎牵涉到今天叫做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总起来说，蔡先生主张民主进步，林先生主张封建保守。辩论的结局，从青年眼光来看，肯定是蔡胜而林负。我个人的思想意识里封建成份相当多；到了这时候，我从一个赞成文言者，变为一个赞成白话者，从一个林纾的崇拜者，变为一个蔡元培的崇拜者。前些年，我和郑先生谈及此事，他说他与我有同感。我写了一首怀念蔡先生的小诗给他看。我认为蔡先生的思想是“五四”运动初期的指导思想。我自以为我是蔡先生的私淑弟子，他复信同意我的看法，并且论列了蔡先生的历史地位。

“五四”运动，是个爱国学生的运动。郑先生亲身参加了这一运动，所以对后来学生爱国运动，他理解、同情、支持；每逢学生遭到反动派迫害的时候，他总是设法营救，在北京如此，在昆明如此，解放前夕回到北京之后，更加如此。学校保护自己的学生，这本是西南联大三校——北大、清华、南开——共同的传统。郑先生实行这个传统，坚决、勇敢，最善于向反动派作合法、合理的斗争，而终于达到目的，保护了自己的学生。

郑先生除了任教之外，先后是北京大学的秘书长、西南联大的总务长。这都是执掌财政的位置，他不但自己廉洁奉公，而且还督促所属，洁身自爱，遵守纪律。这在旧社会，特别是像北京和昆明那样腐败的环境中，实在难能可贵。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中，从来没有间断过他的历史研究和教学。请看他的《探微集》中所收文章，有好些篇是在蒙自和昆明写的。正像他所说的，“独念南来以还，日罕暇逸，其研思有间，恒在警报迭作晨昏野立之顷”(按：指日寇飞机轰炸)。他又谦虚地说：“其文无足存，而其时或足记也。”就我所知，关于清人入关前满族的历史研究，郑先生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就开始了的，到了云南之后，仍然继续；他力耕不辍，所以收获甚大。他那篇《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是深有用意的一篇文章，外所以驳斥日寇满洲独立之谰言，内所以巩固民族团结之大义。

郑先生是以史学名家的学者。我对于史学是个门外汉，我没有资格评价他的史学；只不过是在和他的谈话中和读他的著作中，对他治史的方法略窥一二。

一、学通中西。就他的师承来说，他是北京大学文学院(科)史学系的学生。北大，当时的校长蔡元培，主张在学术上兼容并包。他网罗了许多名流学者到北大来执教，单是文科就有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垣、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蒋梦麟、胡适等人。光从这个名单，就可以说中国与西洋并包，进步与保守兼容。郑先生就是在这样的学者群中，这样的学术空气中成长起来的。这也影响了他的终生。我与他截然不同，我那时候在清华上学。清华还不是个大学，只是一个留美预备学校。那里只有西文，没有西学，中学更谈不上。

郑先生的学习与研究，是侧重中学与中史的，但他也兼通西学与西史。他初期的史学研究工作，据说，是在陈垣先生影响和指导之下进行的。陈先生是个博物洽闻、精勤刻实的史学家。单从他的《中西回史日历》一书，就得知他是学通中西的学者。陈先生与郑先生的治学方法，大体一致，陈先生与郑先生晚年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既为学术界做出了榜样，也为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树立了典范。

郑先生的中年和晚年，在党的领导之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灌注到他的学术研究和著作中去，这是历历可见的。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那么,学通中西这句话，用在郑先生身上，就更为确切了。比如，他研究年代学，不按朝代划分，而按社会发展的阶段划分；他总是把中国社会发展史的每一阶段，与西洋社会发展史中与之相当的阶段，联系起来，比较其异同，从而综览历史的大势；他总要把每一阶段的根源，追溯到上一阶段，总要指出每一阶段，都孕育着下一阶段。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很清楚地体现在他的著作之中。他的《清史简述》就是很好的例证。

郑先生是专攻明清史的。但他主张讲究明清史者，一定要兼涉宋元史。推而广之，他主张讲究断代史者，一定要兼通通史。他要把一个时代的历史，放在历史的长流中，从它的发展变化，找出有规律性的东西。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也是中外史学名家共同的主张。

二、重史实、慎史论。史论史实何者为重，史学界常有争论。建国以来，学无根底的人，往往窃得马列主义一词半语，菲薄史实史料，奢谈史论史评，对于历史有真才实学的人，妄肆攻击，什么右派分子，什么反动学术权威，横加诬蔑，致使雷海宗含冤而死于前，吴晗、翦伯赞相继死于后。郑先生之于吴晗，同辈而稍长；与翦伯赞同庚又曾共事。他们都是用马列主义观点治史的学者。郑先生与吴、翦等人，重史实史料而慎史论史评；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猛烈的冲击。纵然受到猛烈冲击，郑先生对党仍然笃信不移。这在老知识分子中，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重史实慎史论，这是郑先生治史的原则。史实基于史料。郑先生对于史料的收集与提炼，下了很大的功夫。短短不到一百页的《清史简述》,他是占有了成百万、成千万言的史料才写成的。从头到尾，每一个论断甚至于一个句子，都有史实的根据；没有一件史实不是经过复核又复核了的。套杜甫的一句诗：读书破万卷，下笔中准绳。我打个比方：十斛砂砾百担水，淘得闪闪一粒金。

郑先生为了广求史料，又为对学生讲授史料学，他致力于多种学问：古文字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印章学、信章学、钱币学、历代度量衡学、年代学、史讳学、古文书学、古文献学、古器物学(据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魏宏运同志所举)。我还可以加上：考据学，中国传统的训诂音韵学，西洋的语言学。

为了掌握史料，郑先生学习过多种语言文字。国内者，他精通满文，至于蒙文，我想他也初通。外国文种，他是北大文科学生，当然要读一二种欧洲现代语文的书籍，首先是英文。我从他的著作中才得知他也初通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俄文则是解放后学的。郑先生读书之多，通晓的语种之众，学问之赡博，在近代学者之中，我估计，仅亚于陈寅恪。

我还可以补充一点小事，郑先生收藏古墨。他收藏古墨，不是玩古董，他既是为了艺术欣赏，也是为了印证史料，因为古墨不但可以反映魏晋以来的制墨技术，而且墨又是造形艺术的一种材料；它的形状、图案、题词，都可以看成是器物史料。

现在郑天挺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了。他为人正直，待人宽，律己严，经常以党员准则要求自己；他对待朋友热情真挚；对待青年，既爱护备至，又严格要求；他的道德学问，是全体知识界的楷模。他的去世，识与不识，同声哀悼。他与我时常议论，暮年逢盛世，我辈何幸。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在中兴。两个文明的建设，正在顺利进行。这些天来，全国上下都在植树造林，过不些时，祖国大地，即将灌木成丛、乔木森森、繁花似锦、绿草如茵。南开校园，焕然一新。毅生，你的事业，后继有人。你的学问，定能为你的儿子儿媳所继承。迁继谈，固继彪，早见史乘。而且是“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毅生、毅生，你放心吧，安息吧。

1982年3月20日

(原载《黄钰生同志纪念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