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直省封贮银制，防患于未然，却疏于归补

康熙二十四年，清朝田赋总共有28227782两，其中要运到中央的“起运”银就有21938627两，留给地方的“存留”银只占了一小部分。

后来这比例成了清代常态，地方拿着这点存留银，也就够发官员俸禄、维护驿站这些基本开销，想留钱应对突发事儿，根本不可能。

老实讲，地方没余钱抗风险，时间长了肯定出问题，康熙其实早看出来了。

《康熙起居注》里记着，康熙说过“直隶各省存留钱粮，原系预备本处地方各项支发，遇有缓急需用，便于通融接济，以纾民力”，还让底下人查各省存留钱粮的数目。

本来想借着国库充裕推点办法，给地方多留些钱应急，可后来不知道为啥，这想法没落实。

康熙虽有想法没落实，可这事儿算是给后来的雍正铺了路。

雍正五年，清廷才把直省封贮银制度真正建起来。

这制度说简单点，就是中央让直省和边疆的银库留一笔“备贮银”，平时不能随便动，专门应付突发情况，省一级藩库留的叫“封贮”，府州县留的叫“分贮”，东三省和新疆驻防留的军需款叫“备借银”。

那会儿推行这制度，底气全来自国库充裕，史料里说雍正五年国库存银有5525万两，有这钱，才能解决地方存留不足的问题。

雍正给各省藩库定的封贮额很细致，浙江、湖南等11省各30万两，福建300470两，云南303340两，山西、河南等5省各20万两，山东10万两，加起来有4403810两，直隶因为离京师银库近，就没算进去。

到了雍正八年，又在府州县设了“分贮”，直隶、山东等5省各15万两，江苏、安徽等7省各10万两，福建、云南等3省各20万两，陕西、甘肃等3省各30万两，共295万两。

这两笔钱加起来有7353810两，占了当年田赋总额的24%，再加上地方原本的存留，勉强算得上市“起存相半”了。

地方督抚要是想支用封贮银，得先给中央递文书，不然就得按“擅动钱粮例”治罪。

但真遇到紧急情况，也能一边上报一边用。

说实话，这规定还算灵活，至少地方有事不用干等中央拨款，也不用变着法儿向百姓收钱，能快点解决急事。

雍正把制度搭好了，到了乾隆手上，这制度就跟着朝堂的事儿变了样。

乾隆三年，他觉得府州县的分贮银放久了容易被官员贪墨，本来想直接取消，后来发现不行，只能先把大部分提到省库。

调整后，藩库封贮额合计5846810两，府州县分贮额只剩1357000两，比雍正那会儿少了一半还多。

乾隆二十七年又调了一次，府州县分贮银直接降到1129673两，四川的府州县分贮银就剩5万两，比乾隆三年少了4倍。

搞不清是不是因为金川战役，四川的钱都被调到省库了，才砍这么多。

到了乾隆四十一年，因为要应对第二次金川战争，得多准备军需，又大幅增加了封贮银，直隶也第一次有了封贮额3.14万两，四川更是涨到105万两，藩库封贮额加起来有7448742两。

这封贮银确实帮了不少忙，乾隆十一年安徽凤、颖、泗三地闹灾，巡抚潘思榘直接用了35万两封贮银救灾；乾隆三十三年打缅甸，又用了贵州30万两封贮银当军需。

而且清廷还定了“动支—归补”的规矩，每年春天户部查账，哪个省用了封贮银，秋天就得补回来，本来想靠这规矩让银子“用而不竭”，可后来也没守住。

乾隆晚期以后，清朝财政越来越紧张，又是打仗又是平乱，封贮银补不上的情况越来越多。

嘉庆十九年，江苏江宁、苏州两藩库该存96万两，结果亏了70多万两，亏空的数额不小。

更糟的是，那会儿吏治也腐败了，乾隆五十六年尹壮图就说“各省仓库多有亏缺”，可乾隆不信，还罚了尹壮图，这亏空的事儿就越藏越深。

道光十七年，河南藩库甚至出现了“出入支销，前后牵混”的情况，账都算不清了。

清廷也想过办法，比如道光七年为了补甘肃、新疆的备贮银，从捐监和地丁银里凑了200万两，可这都是“拆东墙补西墙”。

到了咸丰年间，各省封贮银彻底空了，“归补”也成了空话，雍正年间建起来的直省封贮银制度，就这么没了。

如此看来，这制度一开始确实解决了地方应急的难题，可它太依赖中央财政和官员廉洁了。

中央有钱、官员守规矩，制度就能转；中央没钱、官员腐败，制度就撑不住。

说白了，它只是“防患于未然”的权宜之计，没从根本上解决地方财权的问题，最后失败也在意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