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丨尹继武： “强人政治”时代的政治心理基础

尹继武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近些年的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突出表现之一便为逆全球化思潮和方向的转变。与此相伴，一些大国如美国或其他区域国家国内政治的变化也是引人瞩目。加之大国战略竞争，地区安全冲突的频发与僵持，这似乎预示着当今国际社会已步入了另一个时代。在诸多推动这种国际格局和国内政治变化的要素中，领导人作为一种作为微观的变量，逐步被人们所重视。从发达国家的民主退化，到全球南方国家的强势领导人频现，皆说明一个具有全球意义而言的强人政治时代的来临。

其一，领导人的个性特质至关重要。纵观那些国内政治和情感极化激烈的国家，都或多或少伴随着特定个性独特，与众不同领导人的崛起甚至上台执政。譬如美国特朗普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埃尔多安等为代表的中等强国。这些领导人自身的个性特质，尤其是极端倾向特别明显，比如极度自恋，在自我和环境关系上的挑战和重塑特质，以及对于权力追求、关系掌控、群体对立的高驱动特性等等。就此而论，所谓的强人政治或政治强人，都是“非制度”化，以极端自我作为政治行为和偏好的依据。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全球层面，不少研究将上述性格独特的领导人归结为“民粹领导人”，即以反建制、代表受忽视的民众声音的领导人，他们身上共享着一些人格特质，如黑暗三维人格特质的自恋、心理异常和马基雅维利主义权力观。总之，只有那些在关键性格特质维度上异于常人的领导人，在当下百年大变局之下，才能够对特定发达国家或中等强国的内政外交产生重大改变，甚至是颠覆的影响。

其二，全球政治中的文化和秩序观的变迁。在全球化与一体化的时代，发达国家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助推者。这突出表现为，美国其实是二战后国际制度的创建者之一。然而，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于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态度，包括美国对外经贸政策并非只有唯一的选择。同理，美国的对外经贸态度一直在进口征税和限制进口，以及推行自由贸易之间平衡。权力转移背后的技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移，也使得无论是发达国家，亦或是相关中等国家，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认知也会发生变化。正因为此，上述性格独特的领导人，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政策偏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尤其成为当下逆全球化的代表。放宽时间的限度，这些领导人在尚未参政和执政时，其相关政策言论也是一直存在，具有一定的恒定性，比如特朗普对于征税、贸易保护等相关政策言论，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只不过这么多年，特朗普自身的政治言论、政策偏好，缺乏相应的社会共鸣以及政治接纳机会。由此看来，领导人的政治影响表现，受自身性格特质、政策理念与国内政治的共识的多重影响。

其三，领导人国际政治影响的共识基础。到底是特定领导人的个性与偏好，可以一定程度上塑造国家内部的思潮文化，以及对外政策偏好变化，还是国内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为特定领导人的政策理念诞生奠定了社会土壤，这个问题的答案并非非此即彼，而是相互塑造与重叠的。犹如上文所分析，只有当国内社会对于传统的内政外交理念及其后果产生了实质性的“反思”，才为特定民粹领导人的政治动员、政策叙事和情绪操控提供了可能的机会。这个时间节点、政治经济条件是一个临界点的问题，在到达临界点之前，特定政治精英的话语叙事、情感诉求是有相应的推动作用的。当然，性格独特的领导人，能在多大程度上重塑国内政治和对外战略格局，也会受制于一些更为根本性的要素，比如国家的政治制度设计，为个人的作用提供的空间是有一定限制，除非政治精英重塑制度设计。而社会与政治共识是否形成，也是领导人能否产生个体性影响的必要条件。独特个性、政策偏好、国内制度设计以及领导人偏好能否形成社会共识，这诸多要素也是缺一不可。

总而言之，在世界进入到动荡与变革的深化时期，领导人的关键作用更为突出。理解当今国际政治的走向，需要综合领导人的独特信念体系、政策偏好，以及在国内政治层面的领导人与社会共识的调适。国际关系理论的传统尤为强调体系层面的限制性要素，但在一个重大和急剧变革的环境中，需要更为关注关键性领导人的政治作用。特别是这些独特领导人的出现并非是某个发达国家或中小国家个案，而是具有一定的全球普遍意义成为一类现象时，这恰恰说明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决定国家对外行为和国际格局变迁的要素，领导人的能动性逐步构成核心驱动力。反过来也表明，如何约束诸如特朗普等独特领导人的破坏性，也是包括美国在内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所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

文章来源：《海外看世界》

微信编辑：张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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