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和骑手社保问题的异化和失真：美团算法公开日活动的一些感触

没有算法策略和算力的进步，就没有当下发达繁荣的服务业，我们可以批评算法的缺失，督促完善算法伦理，但是不能完全否定算法。

在骑手待遇和福利问题上，大众把诸多对社会不平等和中低收入权利缺少焦虑，集中投射他们身上，用自己的想象去替他们做决定，完全忽略了骑手在这问题上的真正要求和选择权。

上周参加了美团算法公开日活动，活动是在望京东湖街道办党群活动中心举行的，这里也是美团的一个骑手活动中心。参加者有骑手代表、商家代表、消费者代表，也有劳动法学者，对于如何更好完善骑手管理的问题，不同界别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过了两天美团就发布了一个大新闻：取消超时罚款。

（骑手和商家代表各自发表看法）

同一天，笔者还关注到，中国外卖骑手也登上了《福布斯》杂志封面，这都表明，平台都在竞相改善待遇，骑手这个职业群体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了。

笔者参加这个活动时，产生了两个感触：一是我们应该如何看算法，另一个是如何看灵活就业和中低层收入群体的待遇保障问题。本文就这两个容易引发公众情绪的社会话题，谈谈自己的意见。

一、算法与新就业形态的兴起（2014-2020）

现在一提起算法，都是负面词汇，最近几年网络流传“算法即剥削，数据即权力”的名言，笔者还是颇不认同这个口号。现在你我能够享受到如此便利、质优价廉的互联网服务，足不出户可以打上车、享受美食、订票订酒店，都是都离不开算法和算力的本质性进步。

我们就拿美团来说，美团刚刚创业的时候，我曾经偶然路过一次它的办公室，那就是一个仅有几台电脑的，再普通不过的小公司而已；去哪儿早年创业时期的办公场所，我也曾经访问过，它和美团都在人大西门苏州街那一片。那时候无论是美团，还是去哪儿，都是人工接电话、人工分配订单，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的处理效率，也不过一天处理几千个订单。

到了2013年底美团开启外卖业务，一开始高峰期来一两万份订单，数据处理系统就吃不消，平均配送时长需要将近1个小时，等到送到家门口，菜饭已经不新鲜，大大影响了客户的体验满意度。不过这时候，美团创建了即时配送大数据平台，通过对骑手、商户、订单、天气、交通情况算法策略的改进，来加强订单分发能力，后来又升级为OCTO 数据中心。到2020年，美团的数据处理能力已经是2014年的1000倍以上，秒峰值可处理5亿+数据，将送单时间缩小了近一倍，根本提升了顾客体验感。

（美团早期的派单算法策略）

这期间，美团累计研发投入超过400亿元，构建起1.8万人的技术研发团队。所以，外卖并不是很多人以为的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业务，它是需要超先进算法做支撑，尤其是外卖大战或购物节的时候，一分钟就要接入数百万个订单，全球没有几家企业能够做到，只有具备最先进的数据科技能力，才能做得到。

从社会意义上讲，尽管我们必须承认平台算法一度在商业竞争中侧重于效率，以至于2020年《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那篇爆款文章描述的现象。但是算法进步的正面意义还是主要的，没有算法进步，就没有2010年代的中国服务业大发展，就没有整个社会物流、生产、消费组织模式的根本性进步。

单就美团、滴滴、饿了么等几个大的灵活用工平台来说，至少创造了3000万就业岗位，这可是一个中等国家的就业量总和。我们根据美团的调研报告可以看出，早期骑手80%以上出身是制造业工人，平台的出现恰好承接了2012年之后制造业就业萎缩产生的失业工人（恰好也是减少了3000万），如果社会上多上几千万失业工人，那多可怕！

（互联网服务渗透率的提高，以及灵活就业人数的快速增加）

所以，我们要批评算法，督促它改进，但是不要污名化算法。“算法即剥削”这种观点，就像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很多人认为机器导致了剥削，是工人不幸的根源，这只看到了现象，没有看到本质。算法主要还是起到了提高经济运作效率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完善算法伦理。

二、算法改进和就业保障之变（2021—2025）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是平台灵活就业人员管理和待遇是个转折点。但是这篇文章不过是一个催化剂，本质动力还是在城市化基本完成和人口红利即将终结的背景下，劳动力资本的价值在逐渐提升，以及城市就业人员之间的平权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这些年美团做了很多的“自我革命”，在算法上，增加配送时间，建立防疲劳、强制休息系统；今年美团还成立了美团成立算法顾问委员会，探索更开放多元的算法沟通机制，前几天的取消超时罚款，则是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美团对骑手管理总体方向是从负向处罚到正向激励，算法从商业机密也逐渐公开化。

美团对骑手的关怀保障也逐渐立体丰满起来。比如，为骑手提供长久的职业培养计划截至2024年12月，已有67.5万骑手参与了“站长培养计划”，累计为超过450万骑手购买职业伤害险，给员工的大病关怀和子女关怀投入超过2.4亿元。

（美团为骑手子女开设的公益活动）

最重要的是，美团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保补贴探索，即一旦骑手在近6个月内有3个月收入达到本地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且愿意以灵活就业人员行使参保的话，美团就补贴50%的费用，估计年底将覆盖所有达标骑手，近百万人将受益，饿了么也在学习这种补贴方案

总体上看，骑手群体与平台的关系，正在从单纯获得收入的“合作关系”，变为平台对其有相当责任和保障义务的半职员。笔者在本次参加活动时，特意观察了一下骑手活动中心的设施，从知识学习、健身到心理辅导一应俱全，当然未必其他中心会这么齐全，但是显示出骑手正逐渐成为有尊严的劳动者，平台对骑手的态度发生巨大转变。

三、社会多重焦虑下，公共舆论对骑手职业观察的异化

这两年算法和骑手社保问题，一直成为激发社会敏感神经的焦点话题之一，笔者认为骑手待遇必须要改善，不过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公共舆论场上的骑手问题也有很多失真和异化，这样也最终不利于骑手群体利益的解决。

因为骑手主要集中于一二线城市，又与大家生活息息相关，天天为大家服务，极容易走入公众视野，在公共话语中，骑手被大家塑造成很艰辛、很可怜、受压榨的城市边缘弱势群体，是弱势群体的代表。

其实这是第一个失真和异化，骑手收入并不低，根据美团财报数据，截至2024年底，高频骑手的月均收入在5720元至10865元之间，其中，高线城市骑手月均收入区间为7629元至10865元，骑手收入已经越过城市月薪中线，并且他们享受时间自由，没有职场权力文化和996的压制，他们跟我们所理解的农民工和普通低收入就业群体有很大的不同，这也是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选择送外卖的现实驱动原因。并且，根据全总和平台企业的调研报告，骑手工作由很强稳定性，很少有人愿意换职业。

（骑手实质上是收入相对比较高的蓝领就业群体）

所以，骑手这种灵活、收入又较高的新型就业形态，是一种进步，而不是人类用技术发明了一种坏的形态。其实社会上还有两三亿月收入不足3000元，在传统服务业、制造业领域就业的群体，但是因为他们并非生活在大城市知识分子（学者、媒体、法律人士）生活视野之内，反而他们的遭遇没有太多的人关注，这是中低层福利问题的第一个失焦。

第二，在骑手待遇和福利问题上，大众把诸多对社会不平等和中低收入权利缺少焦虑，集中投射他们身上，并且出于“同情心”，用自己的想象去替他们做决定，完全忽略了骑手在这问题上的真正要求和选择权。

比如社保问题，根据全总、北大国发院和美团等机构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到骑手六成以上是跨省劳动，八成以上是农村户籍，他们更需要提高眼前收入，改善眼前的经济情况，而不是在大城市连续缴纳十五年社保——他们大概率不会在大城市定居下去，而大众却拼命为他们去争取“五险一金”，这本质上是把自己的情感和需求带入里面，在骑手社保问题上所能听到的都是舆论意见领袖、学者的声音，唯独没有骑手的声音。

第三，平台的商业行为被随意道德化、妖魔化，大众不自觉用外行的眼光去评判商业问题，道德制高点，去当道德判官。比如，人为划分良心企业和无良企业，对号入座贴上标签，最近自媒体又都说京东雇佣了70万名员工，因此是最伟大的良心企业，甚至是惟一的良心企业，其他大企都不行。

笔者认为，不能以直接雇佣多少人判断一个企业的贡献和道德，企业雇佣多少人是以产业形态决定的，而不是道德或老板的意志决定的。有的企业是干高科技不需要那么多职工（比如华为的雇员数量不足京东的30%），有的企业是做商业平台，为大家提供一种机会，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就业，像阿里、美团它在整个商业生态中，提供的就业生存机会数量远远大于京东，而京东商业本质是自营的互联网超市，它为了保障服务质量，只能采取直接雇佣配送员的方式。

再比如在配送时间问题上，公众一方面去批判平台系统给骑手时间太少，另一方面取消超时罚款后，又抱怨会出现不准时。其实服务时间、骑手自由度和超低服务价格是一个不可能三角，消费者在仅支付了不足发达国家三分之一配送费的情况下，又想让商家提供优质服务，又想让骑手工作地从容，这是不可能的。

因此，对于解决服务业从业人员的福利问题，消费者、公众也并不完全处于超脱、与我无关的地位。正像笔者前几天发表《到底应该如何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社保问题》时，一位读者的留言很有启发意义，在保持服务超低价（本质是劳动力超低价）的情况下，不太可能解决中低层社保缺失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新型就业形态给我们带来了新问题，为了使得这些新就业常态化、规范化，应该遵循这两年社会各界和企业共同摸索出来的“制度共建、标准共认、责任共担”的原则。平台算法和骑手待遇最近四五年出现的巨大变化，显示出我们的社会和企业在完善这个问题上的能力，我们应该沿着这条路上走下去，而不是挑动社会焦虑和阶层对立，这样只能是满盘皆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