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旺 |《大学》《中庸》关系论发微

从经典体系结构看，把握“四书”的成型过程，至少需要弄清“四书”和“五经”的关系、“四书”之间的次序与主题关联、《论语》《孟子》与《大学》《中庸》的关系以及《大学》《中庸》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对于前几个问题，在“四书”体系的建构中，朱子多有讨论并给出了较为明确的答案，唯独于《大学》《中庸》之关系，似仍有待发之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助于丰富对“四书”体系的结构性理解，深化《大学》《中庸》工夫论的义理维度。

“《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

《大学》《中庸》先后关系问题，关涉二作的作者问题。据郑玄《目录》记载，《中庸》为子思作，《大学》则全无成说。这两本书的作者问题此后约有四说：一说为孔氏遗书，二程主张《中庸》为子思作，《大学》是“孔氏之遗书”，未明确定于某一人，王阳明也主张《大学》为“孔门相传旧本”，接近二程的说法；一说为曾子、子思作，朱子认为《大学》《中庸》分属曾子、子思，这有其道统的考量、义理的推定，但并没有凿实的证据；一说二作为孔子亲作，如罗近溪一脉即主“孔圣亲作”；还有一说认为，二作均为子思所作，汉儒贾逵即主此说。

贾逵认为，子思作二书，并且是有目的的创作：“孔伋穷居于宋，惧先圣之学不明，而帝王之道坠，故作《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更重要的是，贾逵此说提出了《大学》《中庸》经纬说。从此说分析，《大学》为经，当是地位更尊崇的，《中庸》为纬，则是论述更细密的；“经纬”意味着二者是纵横交织、合为一体的，共同发挥着昌明先圣之学、振作帝王之道的效果。《大学》《中庸》之经纬何以具有此效，贾逵并未详论。明儒王塘南与人论学，曾提出“《大学》举其略，《中庸》示其详”，对此说进行了申论。《大学》《中庸》经纬说是关于二者关系的明确立说，在后世颇有影响。

“学之大本，《中庸》《大学》已说尽了”

在“四书”体系的创立者朱子这里，《大学》《中庸》次序及其作者归属已有明确界定。朱子考虑的主要是“四书”体系的整合式建构，对于《大学》《中庸》的关系，则着重从二者通贯一体的角度来看待。从朱子为《大学》《中庸》章句分别作的序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二序并非单独立论，而是以道统之传为导引，以二书共同的理论关切为考量。《大学章句》序先言“性”、言“教”，然后才言“学”；《中庸章句》序不言“性”“道”“教”，而是先言“道学之传”，进而强调“夫子继往圣、开来学”的道统意义。可见，道统谱系建构构成了《大学》《中庸》进入“四书”体系的重要支撑，而在朱子看来，《大学》《中庸》之内容存在深层的关联与互应。

在朱子学视域下，《大学》《中庸》的关联与共振可从道统谱系、理论主题、工夫进路等方面具体理解。在这些方面，元儒程复心《四书章图》作有三幅图，可以辅助呈现朱子学关于《大学》《中庸》通贯一体的整体定位。“大学政教之绪、中庸道统之传”图表明，《大学》《中庸》皆担负着传承圣道之要务。“诚意之学”图以“大学诚意”与“中庸诚身”为核心，并论述分析了《大学》《中庸》诚论的相关性，比如《大学》第五、六章，按章句分别为明善之要、诚身之本，正可以与《中庸》相关论述结合而观；“大学中庸工夫合一之图”呈现并论述了“大学明明德”与“中庸致中和”等层面的相合性。《大学》《中庸》通贯论的整体定位并非朱子学的理论偏好，乃源于《大学》《中庸》自身内容存在的紧密关联。除了“诚”论，在文本内容上，《大学》《中庸》共同论述的重要理论主题还有“道”“教”“性”“修身”“慎独”“恕”“治国”“天下”等。所以，《大学》《中庸》虽各有理论偏重，但通贯论有其文本血脉联系之基础。在进学阶段上，朱子规定了“四书”次序，但此先后之序是以理论层面的通贯浃洽为前提、以工夫通贯为一为旨归的，《大学》《中庸》关系尤然，正所谓“学之大本，《中庸》《大学》已说尽了”。

“括《大学》一书之义，为《中庸》首章”

王阳明在《大学》《中庸》关系上亦取二者“通贯”之路向，这与其良知教的工夫特色一致，但他也提出了新观点。他认为，子思提炼《大学》一书思想要义，作为《中庸》的首章。这一观点很值得玩味，单就这句话而论，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子思在《中庸》首章即涵括了《大学》的思想要义，以《中庸》统摄《大学》；另一种理解是，《中庸》首章即全篇之纲领，这样看的话，《大学》一书之义就成为统领《中庸》全篇的纲领，即以《大学》统摄《中庸》。阳明的《大学》《中庸》关系论由此可概括为“互统论”。

从阳明思想体系内部来分析，其对《大学》《中庸》关系的看法，更应取后一种理解。阳明的良知教是以《大学》为底盘的，《大学问》被视为其师门教典，其晚年定论的“四句教”以心、意、知、物为结构，亦源自《大学》。以往有一种看法认为，阳明是以“良知”诠解“致知”，《大学》对阳明而言只是一个论说工具，不具有实质意义。这种观点是失之偏颇的，不能忽视《大学》思想结构对良知教建构的调校作用。阳明以《大学》来统摄《中庸》，是合乎其思想理路的。在他看来，“致良知”即《大学》之“致知”，故《大学》要义可以融贯于《中庸》首章，作为理解《中庸》的纲领。当然，这也是阳明以“致良知”统摄诸工夫的必然结果。

“《中庸》原是《大学》注疏”

刘蕺山主诚意慎独之学，对《大学》《中庸》关系有不少独到思考，提出“《中庸》原是《大学》注疏”等论。

之所以说《中庸》是《大学》的注疏，首先是因为蕺山在《大学》《中庸》作者问题上有新认识。蕺山受到贾逵经纬说和《大学》《中庸》出于子思之说的启发，提出“今细绎二书，《中庸》原是《大学》注疏，似出一人之手，经纬之说，殊自可思”。他结合《大学》中出现“曾子曰”，以及朱子以《大学》首章为孔子之意而曾子述之、后篇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等看法，认为此门人非子思莫属。他认为，《大学》首段正经之后的六篇传文以及《中庸》全篇均出自子思所记，这些内容“合之总为训《大学》而设，则亦还其为《大学》之记而已”。

其次是因为《中庸》对于《大学》的核心理念，在具体内容上有着相应的疏解。“《中庸》是《大学》注脚，其义何如？”蕺山具体解释为：“其云‘大本’，即修身之本。其云‘达道’，即修身而齐治平之道也。其云‘位育’，即明明德于天下之尽。”又说，“《大学》一书只是要人知本，《中庸》一书只是要人养未发之中。此‘中’字，正是原原本本处”。这些都是将《中庸》所论作为《大学》的“注脚”予以理解。

最后是因为吃紧“慎独”之义的需要。蕺山以“慎独是学问第一义”。“《大学》言格致而未有正传，独于诚意章言慎独”，正是凸显了“慎独即格致第一义”，作为疏解，“故《中庸》止言慎独”。《大学》《中庸》“其要归之慎独”，但二者立论慎独的角度不同，《大学》言心不言性，是统合先天、后天工夫的一体之论，《中庸》慎独则揭示了“心之所以为性”，为《大学》慎独论进一步铺垫先天基础。蕺山就此强调，“乃知《学》《庸》二书相为表里，示后人以入道指诀，未有深切著明于此者也”。

总的来说，在“四书”体系下，《大学》《中庸》关系逐步由隐性走向显性。本文从经纬论、通贯论、互统论、表里论四种代表性观点对《大学》《中庸》关系予以阐微，但远未穷尽二者关系之可能。《大学》《中庸》关系作为一个问题，从处理二者的对照、互应、结合乃至分立中，可以拓展对四书学体系脉络的理解，促进对儒学工夫论的思考与完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中国《四书》图式文献挖掘、整理与研究”（23VJXG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程旺，系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