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突然发现，中国人对两次世界大战理解，似乎与他们不一样？

几年前，在马来西亚某机场，一群英国旅客对当地禁止携带五金工具和体育器材登机的安全提示嘲笑不已。他们没想到的是，在英国本土，航空公司甚至禁止携带指甲剪和螺旋开瓶器。

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不仅体现在日常旅行中，更深植于对历史的理解，尤其是对两次世界大战的认知。

历史记录的差异根源

西方历史学研究常常将东方现象与西方理想化的标准进行比较，差异被视为“拙劣模仿”的证据。这种思维模式深刻影响了西方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叙述。

我国的历史记录体系堪称世界最早熟、最连续的系统之一。自商周时代起，就建立了严密的户籍与灾情上报制度。

县吏每三天必须核查户籍变动，死亡人口需详细记录去向。这种对历史记录的敬畏，使得我国的历史档案尤为详实。

相比之下，西方历史记载存在明显断层。中世纪欧洲因教权垄断文化，导致西罗马灭亡后近千年的历史记载几近空白。

1347年法国某庄园账簿仅用一句话记载灾难：“半数农奴消失。”至于这些人去了哪里、是否饿死，无人关心。

东方战场的关键贡献

国际媒体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既不是在欧洲开始，也不是在欧洲结束，而是在1931年的中国拉开序幕，并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投降。

在这跨越14年的艰苦斗争中，我国军民伤亡超过3500万人，成功牵制了日军主力。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等西方国家领导人都高度评价我国对战争结果产生的关键影响。

俄罗斯媒体承认：“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牢牢牵制了日本大部分军事力量，有效阻止了日本进一步入侵其他国家，是赢得二战胜利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然而这一巨大牺牲在西方主流二战叙事中却被严重边缘化。西方历史课本往往聚焦诺曼底登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太平洋岛屿争夺战，而中国战场的持久性和战略意义被不同程度地淡化。

文明起源的认知反转

西方学界传统上将东方视为“模仿者”的观念正在被重新审视。事实上，宗教、文化和科学都起源于东方。

许多世纪以来，西方只能嫉妒地注视着东方。欧洲人在东方获得了代数、化学、物理和天文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在东方的影响下，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我国在指南针、火药、印刷术、造纸术和瓷器使用方面都领先于欧洲。历史学家乔尔·莫基尔的研究表明，古代中国在水利设施和造船技术方面也领先于西方。

这种文明起源的重新认识，必然影响到对历史事件的解读。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现代冲突，需要放在更长的文明历史中才能理解其全貌。

战争记忆的代际传递

我国对战争的记忆与西方存在显著区别。西方二战记忆聚焦于 Holocaust（犹太人大屠杀）和太平洋战场，而我国的战争记忆更为悠久和复杂。

从西汉到清朝的两千多年间，我国各地记载的饥荒超过4000次，平均每年爆发2次大规模饥荒。明末一场持续四年的大旱，直接导致上千万人丧生。

这种深层的集体记忆塑造了我国民族性格中的危机意识和坚韧精神。14年抗战的艰苦卓绝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才能得到充分理解。

津巴布韦《先驱报》指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既是对战争牺牲者的庄重缅怀，也是对和平愿景的宣言。”

国际秩序的不同期待

我国在战后国际秩序中的角色也与西方传统强国不同。我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也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

与某些国家不同，我国始终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近年来，我国始终是国际和平事业的坚定维护者，这一点得到联合国高度认可。

古特雷斯近期与我国王毅会晤时，高度评价了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他特别赞赏中国提出的一系列和平倡议。

这种国际角色的差异，源于对战争和历史的不同理解。我国从消除绝对贫困到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从建设区域基础设施到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将抗战精神转化为现代使命的生动实践。

纽约曼哈顿的二战纪念碑上，四千颗金星代表着两万五千名阵亡美军，每天都有鲜花和国旗摆放一旁。

而在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牺牲将士的名字被镌刻在巨石之上，参观者献上的不是国旗，而是一束束纯白的菊花——那种在中国文化中象征哀悼与纯洁的花朵。

西方铭记战争是为了避免重复历史，中国铭记战争则是为了延续历史中的坚韧与复兴。这两种记忆同样珍贵，只是表达方式不同。

参考来源：徐焰：警惕西方二战史观的思想病毒——环球网
张士伟 | 冷战后英美二战叙事中有关中国抗战地位的认知演变——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