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总参作战部长降为省军区司令，再次见到老首长说：官也不小啊

“1978年3月，北京军博门口的台阶上——’老王，听说你下去当省军区司令啦？怎么成了地方干部？’王尚荣笑着问。”才寒暄一句，王扶之反手敬了个军礼：“别小看省军区，官也不小！”一句玩笑，把两位老战友几十年的风雨经历都勾了出来。

脱下作战部长的肩章，奔赴太行深处，这在许多人眼里像是一场“降级”。可要追溯王扶之的人生，类似的“逆行”他早就习惯。1923年，他出生在陕西子洲，一个靠租种薄田糊口的家庭。12岁那年，他蹲在村口的矮墙上，看见陕甘红军晃着红旗过村，“跟着走，才有饭吃。”这句纯朴的念头，成了他投身革命的第一动机。个头一米六的大娃，硬说自己十七，一笑就挤进了少共营。那天，他脚上还裹着烂布条，脑袋里却已经装满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图景。

第一次上阵在劳山。小伙伴们练梭镖练得起茧子，却连一支枪都摸不到。东北军110师压上来，少年们分三路往前扑。炮火声、土腥味、心跳声混在一起，十四岁的他飞身掠到一个敌兵面前，梭镖抵住喉结，“缴枪不杀！”对方愣神，他手里多了一支马拐枪。后来回忆这一幕，王扶之总笑：“孩子气，招儿却灵！”有意思的是，那名俘虏叫马德良，两年后在测绘训练班，两人同桌画地图，相视一笑，旧账一笔勾销。

抗日烽火起，王扶之转战豫皖苏；解放战争里，他在天津城墙上左腿中弹，却死死撑着那面红旗不倒。这股子狠劲，到了朝鲜战场仍旧如影随形。1950年底，志愿军39军攻坚价山，他任115师代理师长。炮火突然把前沿指挥所掀塌，他和参谋被压进黑洞。外面狂轰乱炸，洞里伸手不见五指，他使劲喊“王××还活着吗？”两声微弱回应，成了活命的信号。救援队挖不出通道，彭老总下令“哪怕挖回遗体也要带回国”。僵持三十余小时后，两只苍蝇从石缝中飞出，救援方向得以确定。顶着塌方危险，战士们蛙跳似的轮换进去挖，人终于被拖了出来，三具血肉模糊却还温热的身体紧紧抱在一起。王扶之后来淡淡一笑：“命大，不算本事；能站起来接着打，才算本事。”

1954年，他调入总参谋部，坐在作战部部长的席位。对很多军人来说，那是顶尖平台，政策、地图、代号，样样离一线稍远，却能影响万里之外的格局。王扶之坐得住，也冲得出，但十年后授衔时，却只挂了少将。熟悉同期干部的大都知道，他的资历够副大军区，可没见他有半句怨言。1969年珍宝岛起火，他奉命南调北上，跑遍沿边要地，摸着黑画了一摞防御草图，放在案头就出门，看上级改完再补。那几年他家小灶常常是冷的，兵们打趣：“部长，不回家吃口热饭？”他摆摆手，“地图热着呢。”

1975年组织一纸调令，山西省军区司令员。有人为他鸣不平，中央机关到地方，落差太大。他只收拾一只帆布挎包，两套冬夏常服，外加那支在劳山抢来的步枪枪机，“当年借来的，留着提醒自己。”抵达太原，他第一件事不是住招待所，而是直奔榆次民兵训练场。七十年代的太行山缺枪缺弹，民兵却要上太行、守滹沱，他干脆把多年积攒的边防经验搬了过去，用竹杆代替火箭筒、用石灰勾勒壕沟。从中央到地方，他没带一名随行，“地方军区更靠人情味，排场越小越好”。

驻晋五年，王扶之跑遍了108个县区。冰天雪地带民兵上灵空山拉练，酷暑时钻进平遥地道钻了四小时不抬头。干部请示调空调，他横眉一瞪：“太原都冷，边地咋办？”有人统计，他把山西主干道路行驶了四十余遍，军车破旧，悬挂弹簧咯吱咯吱响，司机怕坏在半山，王扶之拍拍座椅，“坏了就推，上山保家伙事要紧。”这股硬脾气让当地人私下叫他“王黑脸”，可出事第一个想到的也是他。

1978年春，他奉命进京述职，碰到老首长王尚荣。几杯清茶下肚，话题从平津战役聊到援越防空，又落到省军区那些家长里短。王尚荣摇头：“委屈你啦。”王扶之摆手：“首长，山西有千里太行，守好了就是立大功，官真不小。”一句玩笑，道出他的处世哲学——岗位大小不论，守土有责。

1985年离休，王扶之把那支抢来的枪机送到军博，交接时说：“我一直觉得它属于国家。”签完字，他拄着拐杖往外走，回头冲兵们眨眼：“我先走，有空来子洲，咱们吃荞面。”声调依旧陕北腔，心气还是红军娃。

士为知己者死，兵为山河立命。王扶之从少年“混”进红军，到总参幕僚，再到省军区，层次起伏，却始终保持战士本色。有人总结他的生涯用“三起三落”，他却只认一个“起”——每天五点起床拉单杠，坚持到八十多岁。他不爱留合影，也不爱回忆光环，只爱一句老话：“红旗在人在。”王扶之的人，至今仍在那面红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