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发：土地、农民和时代的“缱绻与决绝”

根据赵德发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改编的电视剧《生万物》热播，让“土地与农民”这一浸透着农耕文明记忆的话题重回大众视野。

剧中，老地主宁学祥出门办事，总背着个粪筐，边走边拾粪；贫民铁头为了能有块长久租种的地，闹起了革命；总也吃不饱的费大肚子，种了一辈子地，却不会像一般农民那样用步子丈量土地，因为他从未拥有过一块属于自己的地……这些从原著中萃取的鲜活场景，正源于赵德发扎根鲁南农村数十载的人生积淀。14岁辍学喂驴挣工分，当过民办教师与县委干部，却始终未脱离土地，亲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这些从泥土里长出来的经历，让他笔下的鲁南乡村真实又粗粝，也写活了农民对土地的痴恋与执着。

《生万物》并未完整呈现原著内容，只截取了前8章进行改编。故事立足于抗日救亡的大背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其中，嗜地如命的老地主宁学祥，剧里改变了他在原作中的命运，细致呈现了他在世事变迁中的人性转变——当鬼子进村缴粮时，他和村民们一起放火烧地；临终前分地、献地，也算是寿终正寝。

当荧幕上的“流量下乡”重温对土地的深情缱绻，现实中的“决绝离土”却已成为一代人的抉择——这种鲜明的对照，让“缱绻与决绝”的矛盾，在当下更具深意。电视剧里没有呈现的原著后半部分，正是聚焦城市化浪潮下农民与土地关系的转变。

“我想写出这个历史大趋势。”赵德发接受现代快报专访时说。他更直言，想要重新唤起农民对土地的热情，关键在于提高土地收益、理顺土地关系。唯有尊重土地的滋养之力，才能让“五谷丰登、天下太平”的朴素期盼，在新时代延续生生不息的活力。

文字来源：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

想写一部《创业史》那样的作品，

写出历史大趋势

读品：您作为原著作者，对《生万物》这部剧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赵德发：非常精彩，引人入胜。虽然我是总策划之一，也看过剧本，但最终呈现的电视剧还是给了我很大惊喜，我看的时候多次流泪。最后绣绣和大脚手拉手登上鳖顶子，看着远远近近的土地说 “但愿五谷丰登，天下太平”，这个场面是我设计的，台词也是我写的。当时导演让我想想结尾怎么处理，我就写了一段，没想到导演真用了，庄户人家不就盼着“五谷丰登，天下太平”嘛。

读品：您在写作《缱绻与决绝》时，有对标和看齐的作品吗？听说您写作之初，就想写出柳青《创业史》那样的作品。

赵德发：我心里一直有个决心，也算是野心，要向前辈作家学习，写出一部反映农村农民真实面貌、贴近历史真相、精彩好看的一流作品。

至于说创作之初，想写《创业史》那样的作品，那是一个妄想了。那是1981年，我还在公社当秘书，我们公社在全县率先搞农业生产责任制。当时看着农民们欢欣鼓舞的样子，看着丰收的喜人景象，我就想到了柳青——当年他正是赶上农业集体化，写出了《创业史》；如今农村又迎来这么大的变革，我也想写一部那样的作品。事实上并没有实现，当时我写了个十万字的大中篇，叫《在那冶红妖翠的河边》，结果失败了。当时只看到实行责任制后农民的欢欣鼓舞，只看到了“冶红妖翠”的表面热闹，却没看到这片土地上历史积淀之深厚与沉重，没能把更深层的东西写出来，作品自然立不住。

读品：后来到了1995年左右，您又重新想写这部作品了。

赵德发：对，这个时候就要扎扎实实，争取写好、写成功，为此我下了很大功夫，做了很多准备。我读了好多书，中外的农业农村经济学著作都看，连《剑桥中国史》都读了。法国孟德拉斯的《农民的终结》，书里写到“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句话给我的启发特别大——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已经进入终结阶段，只是西方从20世纪中叶就开始了，中国则在20世纪末才起步。我就想把“中国传统农民的终结”写出来，写出历史大趋势：那些对土地有缱绻缠绵之情的农民慢慢变少，甚至以后可能不复存在，越来越多的人会决绝地离开土地、走向城市。

再就是艺术上的准备，看了中外作家写农村农民的经典，巴尔扎克的《农民》、左拉的《土地》、赛珍珠的《大地》都看了。中国的，从《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到《创业史》《艳阳天》《金光大道》，再到《古船》《白鹿原》，一路看下来，就看前辈们到底是怎么写农村写农民的，把他们的优秀创作经验学过来。

读品：剧中对农事农俗农活的展现特别吸引人。您为什么对农村生活这么熟悉？

赵德发：我生在鲁南莒南县的农村。14岁那年，为了帮家里挣工分，我就主动辍学了，一是觉得家里困难，二是当时学校也不正经上课，就回生产队要活干。队长让我割驴草喂驴，每天挣6分，能挣3毛钱，对家里来说帮了大忙。那时候一个成年劳力一天能挣10分，工值5毛钱左右，有的地方还更低。

到了第二年，我去生产队的粉坊当小会计，粉坊就是做粉皮、粉条的地方，这个时候我就觉出了后悔，觉得辍学太草率了，一想到自己的前途就发怵：就算以后能挣10分、当个整劳力又能怎么样呢？15岁那年秋后，我去村里小学当了民办老师，重新拿起书本。那时候我拼命找书读，不管从哪儿搜罗来的书都看。8年之后，我23岁那年，赶上山东省招公办教师，我考上了中学语文教师，这算是我人生的第一个重大转变。转正之后次年，我就结婚了，对象是早就定下的，第二年生了女儿，娘俩都是农村户口。后来生产队解散，家里分了地，我经常回家帮忙种地，有时候还得像牛一样拉着耙耙地。

25岁我调到公社当秘书，27岁去县委办公室当秘书，29岁成了县委办公室副主任，30岁又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到了机关，我跟农村还是贴得很近，家里有地，父母亲友都在农村，农村的任何变化，一场旱、一场涝都让我牵肠挂肚。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每一个环节我都了解，因为在县委书记身边工作，起草很多文件，这些经历对我积累素材太关键了。你看《缱绻与决绝》里写“大包干”的一些过程，全是我的第一手材料。

我是直到30岁的时候，才通过业余时间学电大拿到了第一张文凭。那时候我已经迷上写作了，打定主意这辈子要搞文学创作，虽然改行后在机关干得很顺，但我初心不改，一直想当作家，但是在县委的时候没有时间写作，欲写不能、欲罢不能。1988年山东大学招作家班，我就从县委组织部辞职，通过成人高考考上了山大作家班，期间写了些作品，其中短篇小说《通腿儿》得了第四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算是我的成名作。到这时候我才发现，自己不后悔了，也不自卑了——我觉得像是冥冥之中有安排，让我在农村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接受土地的喂养，获得这些素材来圆我的作家梦。要是我从小一路读书，上中学上大学进了城，人生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读品：您写这部作品时，创作状态是怎样的？

赵德发：我从小在农村长大，一直到去山东大学作家班，才算真正离开家乡。不管是在村里、公社，还是在县里，都一直跟农民、农村、土地打交道，听了太多故事，好多我都记下来了。就说费左氏，她的原型就在我们村。她刚嫁过来没多久，丈夫就没了，后来婆婆也走了。她没改嫁，觉得家业得有人继承，不能绝了后，于是她帮公公续弦再娶。小婆婆后来生了三个儿子，她帮着把孩子拉扯大。她去世的时候，三个小叔子都披麻戴孝、行孝子礼，这事儿至今在在我们村还是传为佳话。

电视剧刷屏背后，

中国人骨子里的“土地情结”动了

读品：原著中，您通过宁学祥拾粪、封大脚开荒等细节，揭示了农民深重的“恋土情结”。这是否与您对沂蒙农民的观察有关？

赵德发：在我们那里，粪筐就是老农民的标配，无论穷富都是这样，一出门就背上，见到粪就拾，老地主老富户也是这样，亲自带领农民去耕种田地。在我小的时候，农村已经实行集体化了，他们还是背个粪筐拾粪，主要是用于自留地和菜园。开荒也是普遍的做法，家家户户都想着尽量增加土地。1982年，家里老婆孩子都分到了承包地，我老婆竟然嫌地少，我不在家，她自己还去菜园边上开荒种麦，但那块地太贫瘠，地面坡度大，存不住水，长得太差，最后只打了一瓢麦子，而且都是瘪子，不成功，只好放弃了。

我老婆都想着要开荒，你看农民恋土情结有多么深重。这是因为过去中国人最基本的需求就是“活下去、活得好”，要实现这个，就得把地种好，还得尽量多弄点地。许多农民，尤其是中等以上的农民，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让土地尽可能多一点、更多一点。

读品：包括写费大肚子也很传神——他虽然种了一辈子的地，但是他不会像有地的农民那样用脚走路丈量土地。

赵德发：有地农民和无地农民不一样。有地的农民要千方百计地创业守业，无地农民千方百计地要有地种，而且要种得稳当，而不是动不动就被财主抽走。所以说封铁头闹永佃，争取永佃权，现在年轻人根本不懂这对当时的佃农有多重要——他们种着财主的地，得仰人鼻息，财主一不高兴把地抽走，就没活路了，所以才拼了命争取永佃。至于那些纯粹的贫雇农，靠给人当“觅汉”过活的，想法又不一样。他们打短工挣点钱，家里经常断粮，他们有的还能守着正念，有的就容易生邪念，像封四就属于后一种。

读品：封大脚是原著中的核心人物，他对土地既有“宗教般的生命皈依”，又因时代变化陷入“缱绻与决绝”的矛盾。他身上是否寄托了您对传统农民命运的思考？

赵德发：封大脚这个人物也是有原型的。他是一个老庄户，对土地感情深厚，农活样样精通，就因为太爱地，合作化时他不愿交地，被迫交出之后丧失了劳动热情，每到收庄稼，还去原来属于自己的地里收，而且理直气壮，别人觉得可笑，他自己却觉得理所当然。“大包干”之后，他的劳动热情重新焕发，一直到90年代土地被征用，这时候他已经老了，也只有无奈和慨叹。尽管我浓墨重彩写他在土地上的作为，但在历史车轮向前推进的时候，也写出他的不解与抗争，当然这种抗争是微不足道的、无效的。我写这个小说，想让读者看到农业农村发展过程中农民感情命运的变化，在他身上，我也寄托了对渐渐逝去的农耕文化的怀念与思考。

读品：有评论认为，《缱绻与决绝》区别于传统农村题材作品，以“还原”代替“颠覆”，客观呈现了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既非《暴风骤雨》中“水火不容”，也非《白鹿原》中“亲如家人”。您当初为何选择这一视角书写乡村社会关系？

赵德发：土地与农民的命运密切相关，为了突出这种命运感，我就设计了绣绣被绑，父亲舍不得卖地赎她的情节。我了解过去的农村状况，知道那些人并不是非黑即白，不能简单地二元划分，好多人都是善恶并存，而且人们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掺杂着政治、经济、文化、血统等种种因素。而且人们做事的动机也复杂得很，有的甚至匪夷所思。所以我写小说时，就想尽量还原一个村庄、一群人，让读者感受我的想法。

“流量下乡”遇见“决绝离土”，

映照时代土地观的变迁

读品：《生万物》热播，让更多年轻观众关注到“土地与农民”的主题。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当下，您希望年轻观众从剧和原著中，读到哪些关于土地的意义？

赵德发：我希望年轻人看了剧或书，知道我们的前辈是怎么在土地上生活、怎么从土地上走过来的。他们步履艰难，顽强地求生存求发展。过去，土地是农民的生存基础，也是精神归宿，农民对土地奉若神明。今天，大多数人生活在城市，即使没有过去那种土地崇拜了，也不能把土地忘掉，因为任何人都要吃饭，粮食安全是国家的重大课题，所以才划定了18亿亩耕地的红线。我双手赞成——耕地可不能再减少了，一旦缺粮那是大事！过去长辈们聊天，总说不敢想过去没粮食的日子，吃了上顿没下顿，没法过。要是那样，就是一个国家的灾难。另外，在城市化进程中，土地也成了不少返乡青年的生活保障。所以，今天我们还是得尊重土地。

读品：“缱绻与决绝”的矛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是否有了新的内涵？

赵德发：“缱绻”与“决绝”这两种对待土地的不同态度，在农民群体当中依然存在，但是“缱绻”少了许多，“决绝”多了许多，因为城市化在继续，速度越来越快，更多的青年农民走向城市。

现在提乡村振兴，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比如怎么唤起农民对土地的深厚感情，让他们愿意好好种地，就必须提高土地上的收入。现在许多年轻人甚至农民对土地没有感情，觉得光种地挣不着钱，一亩地纯收入才1000元左右，在城里打工一个月好几千，谁还愿意守着地？除非在城里实在没出路了，才回家蹲着。乡村振兴不是盖几间新房、刷几条标语、建些文化设施就够了，更重要的是把现有的土地管好，把土地关系理顺，充分调动农民种地的积极性，让我们的土地永远生生不息，滋养万物。

读品：网友称这部剧的热播是“流量下乡”，您有没有料到这部写于三十年前的作品，在今天能有这么高的收视？

赵德发：完全没料到。这本书是我40岁那年写的，想不到在26年之后它会被爱奇艺看中拍剧。我当时估计能拍好、会热播，但没料到会火到这个程度——每天收视量过亿，各种评论铺天盖地，我都惊呆了。

前几天我去连云港市图书馆做讲座，才知道书里写到的“青口”，剧里郭龟腰提的“去青口贩货”，在连云港、在赣榆区青口镇引起了热议。在我小时候心目中，青口是个大地方。我爷爷是个盐贩子，年轻时“撵垛子”，赶骡子在村里收了花生米、花生油去青口贩卖，中途要住一宿，第二天一早赶去青口卖掉，再去装盐，驮到临沂卖掉再回家。这一趟要走三天，能挣一块大洋。爷爷常跟我说这事儿，说辛苦得很，还说“真怪，清水里捞白银”，指海水产盐，能换银钱。1995年写小说时，我把爷爷讲的事情写了进去：封大脚在青口看到大海，看到渔民跟农民不一样的活法，突然明白世界上的人分两种，一种靠海为生，一种靠土为生，各有各的过法，他觉得自己就是“从土里刨食的，以后还是老老实实回家种地。”没想到这么个小情节，现在能引起这么多共鸣。三年前我写长篇纪实文学《黄海传》时，又去了黄海西岸，从日照往南走到长江口，特意到了青口河口。我在那儿站了好久，想象爷爷当年在这里贩盐的情景，特别感慨。

文章来源：现代快报读品周刊

《缱绻与决绝》| 人民文学出版社

赵德发1955年出生，山东省莒南县人，中国作家协会第八、第九届全委会委员，山东省作家协会第五、第六届主席团副主席，日照市文联原主席，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已发表、出版各类文学作品约900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君子梦》《青烟或白雾》《双手合十》《乾道坤道》《人类世》《经山海》《大海风》等，长篇纪实文学《白老虎》《黄海传》等，出版有《赵德发文集》12卷。曾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人民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等。

初审：胡玉萍

复审：薛子俊

终审：赵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