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 | 一位甘当“匠人”的“学人

一位甘当“匠人”的“学人”

文：李肖含 编：先知书店

辛德勇的名字出现在新闻中，几乎都少不了一个关键词：汉武帝。

2015年10月，他出版了自己的专著《制造汉武帝》，提出了传统的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形象源于《资治通鉴》的历史建构的观点，引来不少争论。半年多后，该书再次印刷。在严肃的学术出版物中，有这样的表现，实在少见。

“《制造汉武帝》已经正式出版了一年多，外界的争论我也看到了，非常欢迎不同的声音。”辛德勇说。

▌被“制造”的汉武帝?

辛德勇口中所说的“争论”，涉及到中国史研究中的一个著名问题——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其晚年有没有偃武修文的政策转变?

传统的观点认为：武帝早年征伐四方、开疆拓土，却也耗费了国力，以致民不聊生。及至晚年，武帝“幡然悔悟”，停止了对外的征伐，下诏“罪己”，使西汉的统治转危为安，并延续了近百年之久。

1930年代，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指出汉武帝晚年的“轮台之诏”，使骚然不宁的民心“复归于汉室，处于动摇状态的西汉王朝幸而保全。”

其后，中国学者唐长孺同样依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到了1980年代，北京大学教授田余庆发表《论轮台诏》一文，评述汉武帝一生行事，更系统地指出，武帝在其去世的前两年，大幅度转变了政治取向。而《资治通鉴》中的相关记载，正是“汉武帝‘罪己’的开端”。

经过几代学者的阐发，这些观点几乎已经成为学界的定论，并获得了高度赞誉。但辛德勇却发现了其中的漏洞：

“为什么北宋《资治通鉴》中所载的‘罪己诏’在《史记》《汉书》《盐铁论》等成书于汉代的史籍中并不见记载?”

“如果武帝晚年已经从‘尚功’转向‘守文，为什么汉昭帝时的‘盐铁会议’还要对当时的政策进行猛烈的抨击?”

由此“追查”开来，辛德勇发现：正是由于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采用了“语多诞妄”的《汉武故事》等材料，才使人产生了汉武帝晚年从“尚功”转向“守文”的印象。

换句话说，是司马光人为地建构了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形象。而北宋以降，据《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得出类似结论的研究，也自然是站不住脚的了。

▌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辛德勇将自己的研究写成论文，但辗转多家刊物，一直也没有能够发表。2014年底，《清华大学学报》的主编偶然听说此稿，马上索去，并以最快的速度一字不删地全文刊出。其后，三联书店又将该文单独出版。

此论一出，立即在学界和社会上引来众多争论。誉之者谓其目光如炬，论证严密；毁之者谓其推论过度，厚诬古人。

“上海一家报纸上的书评说我‘制造’了司马光，哈哈，但文中并没有提出什么有力的证据。”辛德勇说，“近来已经发表的反驳我的学术论文，也没能对我在文章中提出的疑问给出合理的解释。”

“我无意博取他人的认可，更无意评判前人的研究。其实，我只是从一个很土鳖的问题出发，用很土鳖的方法，做了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的史料辨析而已。可能它与传统的观点不大一致，但你要实事求是。胡适先生曾经说过，做学问要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立论不妨大胆，但是否符合实际，要拿出扎扎实实的证据来。”

▌草莽出身的“非典型学者”

中等身材，肌肉健硕，一身利落的装扮。辛德勇，看起来并不像一个“典型”的历史学者。

“我出生在内蒙古东部，少年时代做过伐木工人，一直到现在还有冬泳的习惯。”辛德勇笑着说，“你看，我这体格可能比许多大学教授要强壮得多。”

1977年夏，刚刚高中毕业的辛德勇赶上了“上山下乡”的“尾巴”，到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的林场做了一名伐木工人。

那时候，山上的林场条件特别差。“大雪封山时，半个月才送一次给养。只好用冻白菜做菜，就玉米面饼子。”现在再讲起这些，他笑呵呵的。

但也有难得的休闲时刻：“每天干完活儿，大家一起睡‘地火龙’——东北地区林区采伐作业时特用的一种火炕，有这么长。”辛德勇张开双臂，笑着比划着，“外面冷风呼呼的，我就点着灯，趴在被窝里看自己从家里带来的书。”

▲辛德勇的书房“未亥斋”一角

▌阴差阳错，却受益无穷

不久后，辛德勇返城，曾进入内蒙古海拉尔市的一所中做代课教员，当临时工。当年冬天，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他立即决定报名应试。结果考入了哈尔滨师范学院地理系。

“‘文革’十年，大学没有招生，结果七七级入学考试时，很多省份都误把地理系当成了文科。进校后知道是理科，当时就懵了。”辛德勇说，“我本来一心想上中文系，但现在看来，当年的阴差阳错，却使我接受了严格的逻辑思维训练，这让我受益无穷。”

那个年头，大学里不许转系，爱好中国古典文学的他便悄悄地跑到其他系里听课。无奈战线拉得太长，只好折衷妥协，选择了历史地理这个专业方向——既将就了原本的专业，又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己对文史的爱好。

▌史念海说，这个学生我要了

大二时，辛德勇便开始给国内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些老前辈写信求教。第一封信，他就写给了被视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开山祖师之一的史念海先生。没想到的是，不久后，他竟收到了史先生的亲笔回信!

这让他备受鼓舞。此后，他一直与史念海先生保持着书信往来。“两年下来，竟有十几通之多。先生几乎每次都会亲笔回信，解答我的问题。”

大学毕业前夕，系里的一位老师要到陕西开会，辛德勇便托他带上自己的毕业论文向史念海先生当面请教。史念海先生看完论文后，高兴地对这位老师说：“这篇论文写得很好，这个学生，我要了。”

1982年春，辛德勇顺理成章地来到古城西安，投到史念海先生门下，攻读历史地理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

▲史念海（中）与辛德勇（左），右一为辛德勇妻子韩茂莉

▌大师注视下成长

初入师门，由于缺乏专业基础，辛德勇一时颇觉迷茫。史念海先生便让他从练习写读书札记入手。

考虑到东北是自己的家乡，辛德勇便选择以东北地区为对象，连续写了几周的札记。由于历史地理学以区域为研究对象，专门选择某地进行研究，正如普通的历史学者治断代史，未尝不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

但史念海先生在看过他几篇内容相近的札记之后，对他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年轻人想要在学术上有所作为，一定要放宽自己的眼界。如果画地为牢，即使毕生只从事某一区域的研究，也不大可能取得有深度的成果。”

还有一次，在讨论一个汉唐地理问题时，辛德勇引用了后出的清朝史料。结果，史念海在他的札记上郑重地加上批语：“使用第一手史料，才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这是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写读书札记的方法，看似笨拙，其实渊源有自——清代的朴学家，常随时写录自己的读书心得。“后来，我才领悟到，这其实是老师锻炼我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一种方法。”

▌黄永年的“私淑弟子”

而为了让自己的学生有良好的目录学基础，史念海又专门让他跟随黄永年读书。“黄先生每天工作多长时间，我们就要持续读书多长时间。”

“黄先生熟悉各种史，却特别强调花大力研读基本史料，而不是刻意去找寻生僻新鲜乃至怪异离奇的其他史料。大家都知道黄先生曾对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观点提出许多不同的看法。其实，这就是缘于他在陈先生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更用心地细读《唐书》《册府元龟》等这样的一些基本史料。”

因为与黄永年先生意气相投，交往也更多，辛德勇自认是其私淑弟子，但又不敢以“黄门弟子”自居。有一次，他对黄永年先生说，自己不敢打着黄先生弟子的旗号出去“招摇撞骗”。结果，黄永年先生生气了：“辛德勇，你就是我的学生。我认你这个弟子，你居然不认我这个老师?”

“黄先生有真学问，更有真性情，哈哈，”辛德勇说，“有次先生知道我在北大开了版本学的课程，就故意开玩笑说，辛德勇，连你这样的人都登台讲授版本学啦！”“但更多的时候是鼓励：古籍版本的‘妖法’，我看你也已经修炼成了。有了什么想法，要赶紧写出来发表。”

▲黄永年指导辛德勇读书

▌史学最基本的，是史实的认定

面对学界一些对《制造汉武帝》这本书的批评，辛德勇说：

“其实，我的文章发表以后，已经有一些学者发表了论文，对我的观点进行批评。但是，遗憾的是，他们也没有对我提出的问题给出合理的解释。

历史学的研究，涉及到价值判断，几乎言人人殊。但历史学最基本的内容，也是所有论述最要命的基础，仍然是史实的认定。在这一点上，我不认为它与自然科学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

《制造汉武帝》一书中有没有疏漏？我想。细微之处或有疏漏，这个我会在该书再版的时候进行修订。但我对书中的结论不做任何修正。”

▲辛德勇，现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有人问辛德勇会不会自己开立学术门派，他却说：

“我学术基础很差，懂的东西很少，欠缺很多基本知识，所以，并没有什么宏大的追求，只是想纯正地做人，真诚地对待学术。很多人追求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我却研究具体的问题，甘于平凡。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匠人，尽量做得好一点，不太蹩脚就行。对于我来说，学术研究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与错，要交给学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