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于坐卧之具的讲究,自古有之。从席地而坐到垂足高坐,家具的演变映射着生活方式的变迁。在这漫长的演化过程中,罗汉床以其独特的形制与功能,成为传统家居中不可或缺的一件器物。它不似架子床那般封闭私密,也不似官帽椅那般正式拘谨,而是居于两者之间,既可作为待客之具,又能充当小憩之所。
罗汉床之妙,恰在于这一器多用之间,暗含了中国人"执两用中"的生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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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汉床的形制本身便是一部微缩的生活史。其名"罗汉",一说因其造型朴拙如罗汉形象,一说因僧人常坐此床修行而得名。床面宽阔,三面围子,后背略高,两侧渐低,线条流畅而含蓄。这种设计既保证了倚靠的舒适,又不显笨重。围子上常雕刻吉祥纹样或山水人物,刀工或细腻或粗犷,皆服务于整体气韵。
明代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言:"榻者,如地床,高尺许,四面无障,可坐可卧。"罗汉床正是这种理念的延伸与发展,它比榻多了围子,比床少了顶盖,在开放与私密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一件上好的罗汉床,往往不用一颗铁钉,全凭榫卯结构咬合,历经百年而不松动,这不仅是工艺的胜利,更是对"以柔克刚"哲理的具象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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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客之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罗汉床作为待客家具,其使用方式折射出复杂的社会礼仪。
在古代,主人延请宾客上座罗汉床,宾主分坐两侧,中间置一小几,品茗对弈,谈文论艺。《韩熙载夜宴图》中便有此类场景的生动描绘。床的高度既不过高使人局促,也不过低令人不适,恰到好处地维持着主客之间的心理距离。
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中特别强调:"器具有度,位置有定,贵其精而便,简而裁。"罗汉床正是这种"精便简裁"的典范——它不像太师椅那样等级森严,也不似圆凳那般随意,而是创造了一个既庄重又亲切的交流空间。文人雅集时,一张罗汉床往往成为思想交锋的中心;商贾洽谈时,它又化作利益博弈的舞台。同一件家具,因使用者与场合不同,被赋予截然不同的文化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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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居室中,罗汉床的实用价值愈发凸显。城市住宅面积有限,一器多用的家具成为明智之选。
罗汉床可置于客厅一隅,搭配几个软垫便成舒适坐具;亦可置于书房,供人午后小憩或夜读困倦时躺卧。其开放式设计比沙发更易融入各种装修风格,从新中式到简约现代,皆能和谐共处。更重要的是,罗汉床承载着一种生活态度——不追求极致的舒适,也不沉溺于形式的奢华,而是在实用与审美之间寻找平衡。
明代家具设计讲究"人体合度",罗汉床的尺度正符合这一原则:坐时双脚自然垂地,靠背支撑腰部,围子高度恰好支撑手臂。这种对人体工学的朴素理解,至今仍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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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汉床之所以能穿越时空,成为当代家居的"必备"之物,关键在于它回应了人类某种永恒的需求——对适度生活的向往。在节奏急促的现代社会,人们渴望一方既能社交又可独处的过渡空间,罗汉床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它提醒我们,生活不必非此即彼,家具不必功能单一,文化不必古今割裂。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器物者,文化之凝聚也。"罗汉床上的每一道木纹,都镌刻着先人对生活的思考;每一次使用,都是古今对话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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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真正的家居智慧不在于追逐潮流,而在于发现那些能伴随我们成长、适应生活变化的器物。罗汉床正是这样的存在——它静默地见证着家庭的喜怒哀乐,从容地调和着社交与独处的矛盾,成为生活中一个温柔的常数。在这个意义上,它不仅是家具,更是一种生活哲学的物化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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