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好成绩有错吗？有群孩子为了考试，对自己做了恐怖的事｜我会拯救你23

大家好，我是陈拙。

你还记得哆啦A梦里的记忆面包吗？

就那个在书上一印，吃下去脑子就长满知识的面包，唯一副作用是吃多了撑得慌。

这曾是我小时候最想拥有的道具，我无数次假设自己如果有了它，考试不是第一名我当场用鼻子吃面条。

长大过程中我慢慢明白，这种明显违反科学规律的东西很难实现——

直到今年曾经在澳洲做司法社工的侯小圣和我说，这种东西她2019年就见过了。

按照她的说法，这个东西不叫记忆面包，叫“学习药”。有人声称吃了能集中注意力十几个小时，晚上不睡，白天不困，一天凭空多出来十几个小时学习时间，论文轻松过，考试争第一。

这种药让听到的每一个人都难免心动，强大、真实的效果能轻松让人跳出“普通人”的行列，一跃成为天才中的天才。

而这一切的背后，似乎也只剩下一个问题：那代价呢？

侯小圣说：可能是精神失常，也可能是死亡。

我在澳洲做司法社工很多年了，常跟人说起，自己最有意思的经历就是卧底。

为了帮助厌食症的女孩，我被安排到强制治疗机构，每一餐示范怎么吃饭给厌食症女孩们看。还有一些比较危险的活儿，比如暗访代孕机构，从里面救出了一个“妈妈”。

只有一次卧底的经历，我从没跟人提起，因为那一次和孩子有关，我所见的一切让我那么痛心。

那次卧底的地点是在墨尔本某大学的图书馆。我把自己放在一群埋头学习的同学中，伪装成他们的一员。我心里紧张，但也很清楚：我必须弄明白，这帮孩子到底经历着什么。

最先引起我调查的这个孩子叫小玛，她会在固定时间，和同学们在图书馆的讨论室自习。午饭回来后，她们会互相提醒：“该吃药了。”这些药是橙色的小圆片，抗焦虑药，没有糖衣。

她们说，饭前吃会恶心、胃疼，其中一个女孩甚至夸张地捂住肚子：“超级疼，真的很疼。”注意力不集中她们就吃专门的注意力药，但吃了注意力药，小玛又告诉我，她根本睡不着。为了能入睡，她还得接着吃感冒药，药物接龙就这样无休止地循环下去。

每一种药看起来都很普通，但它们串联在一起时，在我眼里，却像一把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钥匙——一个充满焦虑、失眠和无法自控的危险世界。我感觉自己就坐在边缘，随时可能被卷入其中。

我的搭档麦麦平时特别冷静，连案主突然掏刀，她都能镇定应对。可2019年10月的一天，她来找我时，脸上的冷静完全不见了。她压低声音说：“我妹妹小玛最近……不太对劲。”

小玛比我小四岁，读应用数据科学，是那种“会继续读研”的优秀学生。可麦麦说，妹妹的作息完全混乱：夜晚通宵学习，白天几乎不醒，回答问题时呆滞茫然，像是失去了对世界的感知。“

我试着劝她睡觉，她开始还在翻书、写笔记，但语速快得我听不清楚她在说什么。第二天早上，我再去看她，她整个人瘫在椅子上，眼睛睁着却好像听不到我说话。”

我沉默了几秒。这种突发的、剧烈的生理和精神状态失衡……所有线索都指向一个词。我们心里应该都有了同样的怀疑，只是谁都没说出口。

我建议她先跟小玛聊聊。麦麦摇头：“她不太愿意跟家里人说话。”我理解她的矛盾：作为姐姐，怕逼得太紧把妹妹推远；作为社工，又怕什么都不做会害了妹妹。从职业角度看，这种夹杂亲情的情况，确实更需要一个“外人”介入。她看着我，眼神里带着请求——我明白，她希望我能成为那个接近小玛的人。

我提醒麦麦，别光凭感觉，得有证据。她说会回家找机会观察，还干脆请了半天假，“当侦探”。当天晚上，她发消息问我：自己是不是不该偷偷翻妹妹的房间？其实她已经进去了，翻了几分钟什么也没找到。

第二天，她神色紧张地拿来几缕小玛的头发，说想去验毒。我皱眉提醒她：“你凭什么名义？说是案主？那督导要是问起案主资料怎么办？”我劝她：“你还是先跟妹妹聊聊吧，做姐姐关心妹妹很正常。”她这才点头答应。我劝她，不然你就和你妹妹聊聊吧，做姐姐关心妹妹是正常的。她终于不拧巴同意了。

那天晚上她没发消息，我以为谈话会很僵。但第二天，她直接拿来一段录音。

录音里，小玛声音冷冷的，不太愿意搭理姐姐，但基本问题还是回答了。麦麦先问她晚上有没有吃饱，小玛嗯了一声。接着问她为什么熬夜，有没有吃、用或者吸什么“不该碰的东西”。小玛答得干脆：“没有。”

几秒后，麦麦换了种方式，轻声追问她到底吃了什么。录音里，小玛有些不耐烦：“药——能让人好好学习的药，好好学习又不犯法吧？”她说包装盒早就扔了，只能让麦麦在网上找图片确认。她还说自己是几种药一起吃，其中一种是治疗注意力缺陷的，据说能让人连续十五个小时不眠不休地学习。

我心里立刻拉响警报：这事绝对没那么简单。

一个学生要是长期靠药，很难是偶然行为。药是从哪来的？小玛是唯一的使用者，还是同学之间已经在偷偷传播？如果是后者，那就不是我们机构能单独处理的事了，必须上报学校，让干预小组尽快介入。

我和麦麦约好，她暂时不要责怪小玛，态度尽量缓和。而我去学校，看看能不能找到更直接的线索。

带着满脑子的疑问，我去了学校。可很快就发现不现实。没人会把“我有药”写在脸上。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隐秘的小圈子，药的交换和流通都在暗地里进行。甚至装作压力大到崩溃的样子偷偷假哭。结果呢？有人递纸巾，有人轻声安慰，让我去散步或者做点运动。那一刻我彻底明白，这种大海捞针的办法根本行不通。

几次碰壁后，我和麦麦商量，让我先认识小玛，看看能不能从她那里套点线索。麦麦答应了，还翻出手机给我看几张她们的合影。

姐妹俩的鼻子和嘴几乎一模一样，都是金发、圆下巴，只是小玛的头发更长，过了肩膀。照片里的小玛笑得很灿烂，肩膀紧挨着姐姐，看起来亲密又无忧。“这是今年秋天去黄金海岸玩的时候拍的，那天我们都挺高兴的。”麦麦说。

我忍不住问她：“可你之前说她不太爱跟你说话，你们之间的关系怎么会变成这样的？”

“我用社工准则跟你发誓，我们家绝对没有那种创伤性事件，小时候我们关系挺好的，小玛喜欢和我一起玩，她也有很多自己的朋友。后来我去上大学了，每天只是回家睡觉，周末也不在家，我们之间话就变少了。她课表就在她墙上贴着，”麦麦笃定地说，“我下班回家看看能不能拍给你。”

有了课表后，事情顺利了不少。我在教室门口守株待兔，下课时刚好碰到那个看起来像麦麦青春版的女孩，就自然地上去搭了个话。借口早已准备好：社会工作系经常招募田野调查参与者，完成问卷或焦点小组可获得酬劳。小玛没多想，和我顺利交换了电话号码。

我告诉她自己是研究生，正在申请博士。话说出口那一刻，比骗案主时还紧张——毕竟她是麦麦的妹妹，看起来单纯、容易信任。我甚至想，如果有一天她知道真相，会不会恨我？

当天，我立刻联系了几位在读博的同学，拿到研究招募名额，随便挑了一个打电话邀请小玛。第一次电话没接，直接转进语音信箱，我只好留言，把时间地点和酬劳都说了。她一直没回复。第二天，我一有空就盯着手机，直到下班都没动静。

麦麦看出我的焦躁，问：“怎么了？”我开玩笑说：“等你妹上钩呢。”顺便问她小玛最近状态怎么样，她说，看着挺正常，在家也没见她吃药，可能是被我上次发现过。那天晚上，小玛终于回了信息，说她会去。

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可信，我也报名参加了小玛的小组。在等候区，我故意和小玛坐在一起，随意聊起学业。“我在准备申请博士，但一直犹豫要不要继续读。”我轻轻叹了口气，把自己表现得像陷入困境：“最近总是失眠，整晚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头脑迷糊，论文一点进展都没有，实验数据也整理不好。”希望她能因此放下戒备。

之后，我除了偶尔找她做“研究对象”，还约她一起去图书馆。小玛每天几乎都在固定座位学习，午饭就在图书馆门口随便吃点。我为了不露馅，特意把以前的论文和笔记翻出来，重新打印，坐在她旁边装模作样地学习。

有一次，她问我：“你怎么一直只看不写？”

我强装镇定：“没思路，先看看别人的。”

就这样，我们以“朋友”的名义相处了一个多月。小玛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能连续几个小时保持高度专注。手机偶尔亮起，她连看都不看；几乎不吃东西，胳膊也很少动。

有一次我们约在教学楼厨房见面，她迟迟没来，最后发消息说——她忘了厨房在哪。

还有一次，我在图书馆卫生间外等她，她直接从我身边走过去，甚至没看到我，还大步走向相反方向。

我追上去问，她一脸茫然：“我们……之前坐哪来着？”药物的副作用，正肉眼可见地侵蚀她。

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她好像一直生活在一团浓雾里，必须靠药物才能勉强维持清醒。

直到期末考试临近，我才等到机会。我像往常抱怨：“我怎么都学不进去，每次坐下来就觉得胸口发闷，想吐。”我故意反复说了几遍，她终于停下笔，沉默盯着桌面。我心跳一点点加快。

“如果你胆子大点，”她低声说，“我有一种方法，可以帮你。”

我装作若无其事地问：“什么方法？”心里暗暗盘算：小玛是不是会给我药？或者告诉我去哪里买？如果运气好，能接触到卖药的人？我干脆摆出一副恳求的样子：“你一定要帮帮我，我真的快撑不住了。”怕她反悔，我甚至第一次拿“外国人身份”说事：“如果再学不下去，我就得离开澳洲，我不想走，求你了。”

这句话击中了她。她抿着嘴看着我：“你得保证，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父母。”

“我保证。”我心虚到几乎没法呼吸。

小玛低声问：“你吃过学习药吗？”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对她们来说，这是个统称，包括好几种不同的药。她掏出瓶子给我看，“这些就是学习药。”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对她们来说，是一个总称，包括好几种不同的药物。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白瓶，瓶子上的标签已经被摩擦得模糊，只能隐约看到几个字母。

拧开瓶盖，里面是颜色各异的胶囊和药片：小白色和橙色药片，几颗一端透明、一端蓝色的胶囊能看到白色粉末，还有全红色的不透明胶囊。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药混在一起，本能地觉得有危险。

压下想盘问的冲动，我模仿那些瘾君子案主的口吻问：“真有用？劲儿大吗？多长时间能起效？”小玛点头，眼神里有一种“过来人”的平静。我当时真怕她随手递给我一粒，让我当场吞下，于是赶紧把话题岔开：“怎么买？”

她的回答让我心里一沉：“从不当面交易，只有邮寄或学校储物柜。”

“网上买的？”

“对。”她点头，“主要在Instagram私密账户联系，互相关注后才能看到帖子。会让你租储物柜，把钱和密码留给他，他去放药。”她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一些购物平台也能搜到，但卖家都在海外，发货时间不稳。”

我脱口而出：“这也敢吃？”

小玛淡淡耸肩，没有回答。这个动作，让我第一次真切感到——眼前这个女孩，已经在悬崖边上走得很危险了。

我试着去追查那个卖药的账号。在Instagram上，我申请了关注，但对方一直没回应。我猜是因为我的账号几乎没什么动态，他判断不出我的身份。

小玛没骗我。在购物平台上，确实能搜到那些药，但卖家极其谨慎，描述含糊，发货地址大多显示在海外。

我想起机构里做社区讲座用的“假药道具”，顺手拿了一个白色瓶子。乍一看，和小玛之前给我的瓶子几乎一样。又把从家里带来的维生素B2片塞进去，一瓶假的“学习药”就搞定了。

下一次见面，我故意告诉小玛：“这是我在网上买的，INS上的人一直不理我。”

她拿过瓶子仔细看了看，淡淡地问：“一次只能买一种吗？”

我愣住了。啥意思？买药还能混拼吗？想起她展示过的药瓶，里面确实混着不同颜色的药片，我就反问：“你是一次买很多种吗？”

“我们交换，”小玛解释，“你需要什么，就找别人要，别人也会找你要。”

我怔了几秒：“别人……是谁？”

她看了我手里的瓶子一眼，像是在确认我的投名状，轻声说：“中午我们可以一起吃饭。”

那一刻，我知道自己被接纳了。

中午，她带我去见了“别人”。算上她，一共七个人。我原本以为会走进什么秘密据点，比如仓库里乌烟瘴气，每个人怀里揣着药片说黑话。结果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寓。主人叫皮皮，即将毕业，就租住在学校附近。大家都习惯在他家聚。

初见时，他们和普通学生没什么两样，只是神情间透着疲惫。那种疲惫，与其说像“瘾君子”，更像是通宵写完论文后的倦容。要不是亲眼看到他们交换药片，我恐怕永远不会把他们和“吃药”联系起来。

小玛悄悄告诉我，最初吃药并不是她的主意。她和其中三个人是一个专业的。去年赶小组作业的时候，截止日期将近，大家进度很慢，有人开玩笑说：“要是能进化掉吃饭和睡觉就好了，太耽误时间。”

这句玩笑，成了一切的开端。

“新闻里不是说过吗？”那人说，“有学习药啊。”没多久，他们真的找到了购买渠道，第一次尝试了药物。

我差点没忍住想说：“新闻没写过最后的结局吗？”但我现在是他们的“盟友”，只能把话咽回去。

起初，这些药只是她们的“应急工具”：备考、写论文、赶报告、熬通宵，药片让她们的效率成倍提升。可渐渐地，她们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一旦开始，就没办法“只在考试周吃药”。

药物让她们保持清醒和专注，但身体很快会产生耐受性。停药，就意味着彻底崩盘。

“如果你决定吃药，”小玛像在提醒，又像在警告，“你就得一直吃。”

我故作轻松：“不吃会怎样？”

她盯着桌面，声音很低：“啥都做不了。脑子像被胶水封住，睡也睡不着，但也不像是醒着。”

她们告诉我，如果突然停药，连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吃不下东西，出不了门，更别提论文和考试。可她们所有作业和考试几乎都是全班最好的，习惯了这样的成绩，再退回普通人的状态，她们根本接受不了。于是，只能继续。

最初，小玛吃药后第一次失眠，连续两天无法入睡，闭上眼睛脑子却在飞速运转，恐惧让她在论坛上求助。回复她的人，就是皮皮。“药都有副作用，很正常，”皮皮告诉她，“吃点别的药就能缓解。”

就这样，他们凑成了一个“学习小组”。在外人眼中，他们是标准的“好学生”，无论哪个科目都能拿高分，样样优秀，似乎没有短板。毕业典礼上，他们几乎注定会被点名表彰。

我想套点近乎，就随便聊了几句，“你们平时爱吃什么啊？”“都学什么专业？”他们回答得特别敷衍：“什么都爱吃。”——就没下文了。

皮皮的客厅墙上挂着一个时钟，我注意到小玛和另外两三个人会时不时地抬头瞄一眼，再立刻低下去。场面看起来像聚会，但更像自习。每个人都抱着电脑，沉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开玩笑说：“怎么，是要抢演唱会票吗？”小玛摇摇头：“我估时间不太准，平时得练，课堂汇报才能掐对点。”我正要笑，旁边的人纷纷点头表示赞同，好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一个女孩还跟着秒针的节奏敲键盘，敲到一半突然停了，露出懊恼的表情：“我又集中不了注意力了。”

“但你今天不能再吃了，”皮皮显然是小组领导，他很快给出替代方案：“吃点抗焦虑的药，放松一下也能帮助集中注意力。”

她身边两个女生面无表情，一个低声嘀咕：“不该啊。”另一个说“别说了”。但那女孩还是坚持：“我吃的量足够多，按理来说这一天都应该有效。”她的表情古怪，夹着一点自豪，也夹着一点幸灾乐祸。

我看着她翻出一个铁盒子，像装薄荷糖的，她盯着药盒出神，眼神空了，整个人僵住。

我刚想要叫她，皮皮拦住我，小声说：“别叫，我查过副作用，这种时候突然叫她，她可能会精神失常。”其他人也纷纷点头。场面变得说不出的诡异。一个男孩握着一杯水，紧紧盯着她，好像等她“恢复”。

过了好一会儿，那个女孩才慢慢弯下身子，额头贴着地毯，含糊说：“没事，我就是想吐。”男孩立刻掏出一个小瓶止咳糖浆，用勺子倒了几勺，递到她手里。她干呕几下，才慢慢喝下去。

我用眼神问皮皮，他说是防止中暑的药，但尝试后发现能止吐。我忍不住阴阳怪气：“你好像个医生。”

他完全没听出我的语气，反而一脸自豪：“我研究过好多药物组合，能让效果最大化。”说着，还指了指那个男孩：“中暑药是他带的，需要安眠药找我。”男孩没吭声，只是把小瓶子拧紧塞进书包。

我心里直打鼓，这帮孩子状态太危险了，聪明劲儿用错了地方。

越来越复杂的药物组合带来了恶性循环。吃学习药后最常见的问题是失眠，小玛描述为“脑子里有胶水”，只能靠助眠药甚至安眠药强制入睡，这种睡眠像突然失去知觉，第二天醒来偏头痛，头顶血管突突跳动，小玛说上厕所都要小心坐下，否则瞬间剧痛要缓几十秒。

其他副作用也呈现极端，比如暴饮暴食或食欲消失。她们自己上网查信息，说补锌片能刺激食欲，但吃多了会边饿边恶心，再加上止吐药。最关键的是，他们必须不断补充“注意力缺陷用药”，即使根本没有相关疾病。药物组合像自我修补循环，但每补一次就制造新漏洞。

药物成瘾和毒品成瘾，本质没有区别。一旦身体产生耐药性，就会寻找更强的药。他们所谓的“抗焦虑药”已经在毒品的边缘徘徊。就算我不是药学专业，也认得这种药。它是最容易滥用的止痛药之一。

皮皮的药瓶上，就写着这个名字。这种药吃下去能让人很快感到愉悦、轻飘，仿佛世界只剩下轻盈。

在我们机构的档案里，关于它的案例数不胜数。上一个这样描述的案主，是个出过车祸的男人。后来，他陷入止痛药成瘾，失控到无可挽回。我们第二次介入他的时候，他已经死在火车站下方的草丛里。死因是——另一种禁药注射过量。想到这一幕，我的后背微微发凉。

眼前这些孩子，本该拥有漫长而明亮的人生。我绝不能允许他们，走向那样的结局。

我知道小玛她们是信任我的。正因为这份信任，我才能顺利拿到她们的名字和专业，上报给学校。可真到要给麦麦打电话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心虚，声音都有点发紧。她在那头很干脆：“等我，我也去。”

于是，我们一起走进了学生支持中心。推开门的那一刻，我竟然有点恍惚。上学时我只来过这里一次。那会儿刚到墨尔本，我完全不适应这里漫长的白昼——晚上九点，天还是亮得刺眼。我整夜睡不着，一个人跑去海边，看着迟迟不落的夕阳，甚至动过念头：要是它不落下去，那我干脆死了算了。

当时，是中心的老师劝我多吃点面包，说可以靠“晕碳”来催眠。现在想想有点搞笑，但居然还真有点用。如今那位老师还在这里，当我们说明来意后，她明显被吓到了，立刻说会马上联系这些学生。

这次干预和以往完全不同。主要的治疗地不在我们机构，而是在学校。我们只是作为外部支持，跟学校、医院一起合作。因为是我和麦麦最先发现情况，所以也要全程参与。

医院那边提议先做神经反馈训练。医生会在她们头皮上贴电极，让她们在训练室里随便干点事——读书、打游戏、刷报纸、吃零食都行——同时记录脑电波。等他们找到这些孩子在“最放松”状态下的波形，再安排相似的活动，帮她们的神经系统慢慢恢复节律。

每个人的“平缓触发点”都不同。比如，有个女孩尝试了许多活动，最终发现只有在听自己喜欢的歌手专辑时，她才会真正安静下来。于是，她的训练环节里就专门加入了“听音乐”这一项。

长期服药破坏了她们自主感受情绪与状态的能力。医生告诉我们，刚开始接受治疗时，几乎没人相信这种方法会有效。按照神经反馈结果，皮皮的放松方式是“看小说”。可他对此完全不屑，觉得自己看小说时总是急躁，恨不得飞快看完，只为知道结局。

我问医生这种情况常见吗，她告诉我：“这很常见，脑电波就像起伏的山脉。当进入放松状态时，波形明显趋于平缓。亲眼看到数据变化，每个人都会很震惊。”

同时，我们的机构给这些学生们安排了互助小组。

第一次走进活动室之前，我的手心是湿的。虽然我清楚自己是出于好心，但在小玛她们看来，我是个不讲义气的叛徒，从头到尾的间谍。我推开门，所有人都已经到齐。

我不敢看任何人的脸，径直走到活动室前面，感觉每一双眼睛都在盯着我。我深吸一口气，说：“你们好。我骗了你们。如果你们不希望我来带这个互助小组，可以告诉我，我会申请换人。”

没人说话，空气凝固到几乎可以切开。我抬眼，看见小玛死死盯着麦麦，而麦麦也毫不示弱地回瞪她。这场无声的对峙，比吵架更让人不安。为了避免情绪彻底失控，我恳求我们的督导来参与互助小组。

不过，学校和我们机构一致认为，仅靠小组支持是不够的。评估之后，学校建议她们暂时休学，把家长也纳入治疗环节，一同参加家庭治疗课程。

我们的家庭课程手册涵盖了多项内容：家庭内部沟通技巧，教导家长如何进行非指责性的交流，用“我信息表达法”替代“你为什么”句式，比如“我担心你这样做会影响身体健康”，而不是“你怎么这么不争气”。

训练这些家长用“我”开头的句式表达关心一开始非常难，我的督导告诉这些家长自己也有女儿，她能理解他们对孩子的期待，家长们只听前半句：“那你女儿怎么样？上大学了吗？”

督导要求他们每个人写出三句“不是要求而是关心”的话，这些家长互相抄答案，最后收上来的答卷几乎都长得一样，家庭治疗的“班级”里也有“学霸”，她写的答案是“我觉得你不能再熬夜了，明天还要上学”，其他家长纷纷觉得这是标准答案。

督导让我站到讲台上，问我：“如果父母让你别熬夜，你最希望听到什么？”

我想起我姥姥，我无论多大我姥姥都会说“熬夜不长个儿，快点睡觉，我给你拿个酸奶喝。”

我复述我姥姥的话，家长们甚至在下面发出嘘声：“人的身高长到一定程度就不会变了。”

鉴于这种油盐不进的情况，督导决定先分析家庭中可能存在的功能失衡，例如过度控制、回避冲突、过度保护或冷漠。我们的目标是帮助父母找到合适的角色定位，既能设定界限，也能给予支持，避免形成“共同成瘾”的家庭模式，例如父母纵容或替孩子掩盖问题。

这回起了效果，有个家长试探着问：“怎么算过度保护？”

督导仍然拿出案例：“阻止孩子参与正常的社交活动，比如和同龄人一起玩，参与学校组织的活动，或者开发自己的兴趣爱好，比如因为觉得游泳有危险，在孩子展现出兴趣的情况下不允许他们去游泳，甚至采用过激手段，比如丢掉他们游泳的东西。”

那个家长明显若有所思，我问她：“你想分享什么吗？”我在花名册上寻找她的信息，她的孩子是给人喝中暑药的那个男孩，我只记得他一句话也不说，肩膀一直紧张地耸起来。

在这个家长的描述里，她不允许自己的儿子去朋友家过夜，导致他在高中的时候被排挤，当然这些事都是他上了大学之后才知道的，她对此的回应是“但是他是朋友们之中唯一一个上大学的。”

另一个家长有点触动地说：“我自己也被排挤过，他肯定不好受。”

发言的家长第一次露出局促的神情，她握着话筒坐在座位上，我注意到她和她儿子的小动作一模一样，她此刻也把肩膀耸起来。

“我会反思，”她又重复一遍，“我在想我也许该和他道歉。”

与这些家长接触后，我似乎理解了这些孩子为何如此“内卷”。

我一直以为，在澳大利亚，学生不会“卷”到失控。在我认识的本地同学中，就算学习压力大，大家也有某种底层的放松感。比如，我一个朋友的口头禅是“保持轻松”。有次在家里聚餐，锅碗瓢盆太多，洗碗机放不下，我们蹲在地上研究先放哪些后放哪些。他忽然抬头，严肃地说：“不要有压力！保持轻松！”我们当时笑到眼泪都出来了。

可在这些家长身上，我感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气息。小玛的父母来了，他们几乎不和小玛说话，只是反复向麦麦追问“治疗进度”。皮皮的父母则热情得有些过头，不停地说“谢谢你们拯救了孩子”，并承诺会“百分之百配合”。皮皮的父亲甚至拍着胸脯说：“皮皮一定会出色地完成戒断！”

我只好提醒他：“不用‘出色地’完成。按照医院的节奏来就好。”

但他们似乎把这里也当成了一场无形的排名。即便孩子已经到了药物滥用、需要进机构的地步，这些家长依然希望“我的孩子”是最快恢复、最棒康复的那一个。他们对关怀孩子的话说得很生疏，但“我对你很失望”却讲得无比顺畅。在第一次家庭治疗课上，几乎每个家长都对孩子说了类似的话：“你明明是好学生，我一直以你为傲，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些话我并不陌生。

初中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物理课。在那之前，我的成绩一直很好。可物理对我来说像一面巨大的玻璃墙，我怎么撞都过不去。月考之后班主任找到我：“我看到你物理成绩，觉得不应该，你一直是好学生啊！”

那一刻，我感受到一种失落的目光。从那之后，她不再在班会上夸我，不再在家长会前让我留下帮忙。我突然明白了，“好孩子”的身份，原来只需要一次考试，就可以被剥夺。

我想，这些学生也是一样的。她们拼命想守住“好孩子”的位置。因为只有当“好孩子”，才能得到赞美与爱。哪怕付出的代价，是身体和健康的崩溃。

我曾问过麦麦：“你们家里，到底发生过什么？”她想了很久，只记得高考前的自己焦虑到失眠。那时候，她常去一个自称‘女巫’的小店，让对方用各种占卜工具预测未来。“其实就是花钱买好话听，”麦麦说，“每次都是大吉大利，我就觉得安心，能继续学习。”

那是她第一次意识到——所谓“优秀”，原来是一种必须维系的状态，一旦停下来，就好像一切都会塌陷。

再谈起小玛，已经是几年后。她研究生毕业，进了一家大公司。她学的是应用数据科学，一个我完全不懂的专业。对我来说，那是算法、模型、机器学习交织的神秘领域，我连门槛都摸不着。

麦麦告诉我，她对小玛的感情是“怕她受伤，想管她”。但她作为社工，她清楚自己不是小玛的母亲，只是下意识地，她总把自己放在更靠上的位置。她能说出小玛的课表贴在哪面墙上，知道她不夜不归宿，记得她爱吃哪家炸鸡翅。但一谈到旅行计划，她脱口而出：“小玛只要玩就行，我和爸妈安排好。”

“我不是小孩，”她说，“小玛才是。”

她记得小时候，小玛曾对别人介绍自己：“我姐很酷。”我问她当时是否开心，她笑了笑，说当然开心，但青春期嘛，开心反而会觉得羞耻，所以小玛总是板着脸，显得很酷。

在麦麦眼里，小玛一直是跟在自己身后的“妹妹”。小玛很多第一次做的事情，都是和姐姐一起，她至今最喜欢的海鲜饭，是麦麦高中时带她去的，那顿饭成了安慰餐——累了吃，考试考好了吃，做了噩梦也吃。麦麦解释说，那是小玛第一次单独享受“大人饭”的仪式感，也能刷姐姐的面子。

“她喜欢和我待在一起。”麦麦坚定地说。

虽然专业不同，一个理工一个文科，小玛仍会关心姐姐的绩点和社团，甚至炫耀自己期末提前交卷。麦麦只觉得她幼稚。我问她：“小玛一直在追赶你吗？”她嗯了一声。

就在几天前，因为写这篇故事，我再次联系上小艾。聊到当年吃“学习药”的事，她有些羞赧地笑了。我再次向她道歉，说当年自己和麦麦联合骗了她。她说自己记得，但没关系。我顺便问了她工作的情况，她说很开心。我又顺口问了一句，研究生那几年是不是还是很累，但问完就后悔了，觉得自己像是在试探她。

她沉默了一秒，说：“我没再吃药了。”

我还是会想：小玛会不会一直在和姐姐比较？有次我们视频通话，我隔着屏幕和姐妹俩聊天聊到了这些，小玛一直在听，忽然插话：“不是的。”她声音很轻，却非常确定：“我不是想和你比。”

我和麦麦都愣住了。我问：“那是什么？”小玛的声音在麦克风里略微发闷，却带着一种坚定：“我只是想成为你。你本来就是个好榜样。”

挂掉电话前，我问麦麦：“看来今天，你们俩该好好聊聊了？”

她沉默了几秒，说：“是的。”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我想象着她们坐在同一张沙发上，谁也不肯先开口。

只是，有些药停得很慢。

比如被期待的药，比如“优秀”的药。

小圣说，当她听到小玛说“我只是想成为你”时，她突然希望世界上有任意门，能走过去坐在两个女孩中间，把话说开。可姐妹俩在嘴硬上，有惊人的默契。

当年被抓到吃药，小玛反问姐姐：“我想学习，不行吗？”

麦麦面对带刀案主，嘴上说着：“这有什么。”

其实，她们都一样，都在拼命维持某种“优秀”。

药片只是表面，真正让人上瘾的，是被看见、被爱、被认可。

真正的“良药”，从来不在药片里，而是在一个允许你不完美、理解你的世界里。

最后，小圣还想提醒大家：在澳洲学习的中国留学生里，吃药的情况不少。有的人一开始靠感冒药入睡，后来干脆吃安眠药，状态越来越差。

她让大家千万别为任何事吃药，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如果有人纠结成绩咋办？

她的回答也很简单：“能学学，不能拉倒！”

另外，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小圣的新书已经出版，《在家与彼岸之间》。

今天故事里，小圣模仿曾见过的瘾君子。但要说她扮演效果最好的角色，应该是给23个厌食症女孩当“妈妈”，她用大口吃饭告诉女孩们孩子都懂的道理“吃饭不会死人”。

她的新书里，收录了十篇女孩之间互相拯救，共同成长的故事。

同时她还为购买书籍的读者，准备了一篇从未在公众号上刊发过的全新故事，你点击下方链接购买新书后，就能马上看到 ⬇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小旋风 月半

插画：大五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