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振刚：军医之责重于泰山

1909年，外公吉振刚出生于陕西华县，自幼勤学，先后在西安、三原、南通研习医术。学成后，他在舅舅李子舟创办的制药厂医馆行医，直到平静的日子被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打破。

日寇铁蹄踏碎东北，山河破碎的消息像针一样扎在每个人心上。行医时，外公因给孔从洲将军的母亲治病与将军有了交情，将军的爱国热忱让外公看清自己的内心：“医能救一人，军可护一国。国难当头，哪有医者独善其身的道理？”1932年，身为家中独子的外公穿上军装，加入杨虎城将军的部队，成了一名军医——换一种方式守护家国。1936年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被迫出国。1938年7月，孙蔚如将军受其嘱托，率旧部奔赴中条山战场。这支部队后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177师（外公任第四集团军下辖96军177师少校军医），堪称国军中的“红色劲旅”，被中共中央誉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始终延续着杨虎城将军“联共抗日”的火种，战士们同甘共苦，作战勇猛。在这样的集体里，外公被“团结抗战、共御外侮”的精神深深浸染。他明白了：个人的医术只有融进全民族抗战的洪流，才能真正实现保家卫国。

中条山横亘晋南黄河北岸，是拱卫关中的天然屏障，也是日军南下的必争之地。这里沟壑纵横，战士们常在荒山野岭与装备精良的敌人周旋。外公不仅要救死扶伤，还要跟着部队长途奔袭，在枪林弹雨中穿梭。母亲说，外婆总念叨外公信里的话：“此处虽苦，然每见战士冲锋陷阵，便觉医者之责重于泰山。”

1939年5月底，外公因公务回西安，恰逢母亲出生的第3天。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女儿。他小心翼翼抱起襁褓中的母亲，取名“吉英草”——盼她有英雄气，更像小草般坚韧。战事不等人，短暂相聚后，他连夜赶回前线。

1939年6月6日，日军重兵猛攻中条山，“六六战役”打响。外公所在部队坚守阵地，战士们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外公的救护所设在离前线不远的山洞里，伤员源源不断送进来，他和卫生员昼夜手术。当敌人突破防线近身肉搏时，外公放下手术刀，拿起步枪加入战斗，最终与战友们一起倒在血泊里。

那年，外公刚30岁。消息传回时，外婆抱着襁褓中的母亲，望着外公留下的医案笔记本，泪水打湿了纸页上“救死扶伤，保家卫国”八个字。

80多年过去，中条山的烽火早已熄灭，但外公和无数先烈用生命铸就的丰碑，始终立在我心里。

1993年，我穿上检察制服，成了一名检察官。外公“救死扶伤，保家卫国”的信念总在提醒我，身为一名检察人，唯有将这份红色基因融进血脉，把先烈精神化为工作的动力，让“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检察初心代代相传，才能告慰那些为民族解放牺牲的英灵，告慰那些在战火中破碎的家庭。

（讲述：陕西省华阴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张晓莉）

（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