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门卧轨、未名呐喊，90年前北平青年如何改写抗日史？

在前门箭楼东侧，一座白色带钟楼的历史建筑格外引人注目。这座始建于1901年的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旧址，如今已变身为中国铁道博物馆。馆内至今保留着一段铁轨，无声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据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四级调研员乔克介绍，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北平的学生们怀着满腔爱国热情，组成南下救国示威团。

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旧址

1931年12月，他们来到正阳门东火车站，计划前往南京，向国民政府提出"全国支援东北""坚决抗日"等诉求。学生们占领车站主要场所，甚至躺在铁轨上以示决心，尽管寒夜刺骨，却无一人退缩。最终，在学生们的坚定抗争下，张学良向南京政府请示后同意发车，这场大规模的抗日请愿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强烈的抗日舆论浪潮。

时间来到1935年，日寇的侵略步伐不断向华北逼近，中华民族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危机。在此关键时刻，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果断决定发动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彼时的北平学子们发出悲愤呐喊："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一座始建于1926年的二层歇山顶古建筑——贝公楼（原燕京大学体育馆），见证了重要的历史时刻。据原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陆平之女陆莹回忆，其父在一二·九运动时期，曾担任北大学生会执委、北平学联常委。她介绍道："当时国民党准备在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妄图将整个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形势十分危急。北平市临委决定由北平学联组织学生进行请愿，若请愿不成则转为示威游行。12月8日，北平学联各院校代表就在贝公楼内开会，详细部署了队伍组成、行进路线、宣传口号以及各校分工。"

12月9日清晨五点，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近两千名爱国学生迎着凛冽寒风向城内进发。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四级调研员乔克描述："当天滴水成冰，学生们原计划乘汽车进城游行，但学校当局扣留了预定的40辆汽车。无奈之下，1000多名学生徒步前往西直门，却发现城门已被军警严密封锁。即便如此，他们仍就地展开演讲，向群众散发传单。"

与此同时，北平城内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学生也纷纷前往新华门前请愿，提出"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等六项主张。然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却拒绝接见。各校代表当即决定改为示威游行。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马金祥博士讲述："当游行队伍行至王府井大街时，反动当局调来大批军警，用消防水龙喷射学生。数九寒天里，学生们的棉袍瞬间结冰，手无寸铁的他们遭到毒打和抓捕，当天就有数百人受伤，30多人被捕。但学生们并未屈服，从12月10日起，北平各校学生实行全市总罢课。这场斗争迅速引发连锁反应，全国各地民众纷纷响应，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

一二·九运动不仅凝聚了抗日力量，更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此后，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许多经历一二·九运动洗礼的青年学生纷纷加入，投身抗日一线。陆莹感慨道："这些青年大多奔赴抗日战场，牺牲者不计其数。以白乙化的部队为例，班排以上干部几乎都是来自北平的民先队员或共产党员，到1941年时，这些干部已经换了四茬人——不是正常更替，而是因为大量牺牲，由他人接替。许多烈士甚至没有留下姓名。"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面对华北危机，北平学联和北平民先队于1936 - 1937年在樱桃沟举办抗日救国军事夏令营。期间，北京大学学生陆平与清华大学学生赵德尊在水源头附近岩石上镌刻下“保卫华北”四字，以表达抗日决心。

1974年8月6日，陆莹姐姐陆微、妹妹陆昀、堂姐刘敏、一二九运动清华大学地下党肖在田之子肖行军（拍摄者）找到石刻。

1975年6月，陆平重回樱桃沟，与石刻合影。

时光飞逝，历史的硝烟虽已散去，但那些承载着青春热血与民族记忆的场所依然屹立。当年北平学子出发请愿的正阳门东火车站，如今已是车水马龙；前门地区的胡同四合院，既保留着老北京的独特韵味，也见证着时代的变迁与发展。在前门草厂社区生活了76年的居民朱茂锦见证了这里的巨大变化："过去狭窄杂乱的胡同如今变得宽敞明亮，居民家中用上了电采暖和全电厨房。东城区推出的'美丽院落'项目，让许多院落重现'天棚鱼缸石榴树'的传统景致，还增设了太阳能灯等便民设施。现在，草厂四条胡同已经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北京最美街巷'，我们老胡同居民的生活也越来越舒适、幸福。"

北京大学贝公楼

而静静伫立在未名湖畔的贝公楼，同样见证着时代的变迁。昔日，偌大的华北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如今，北大校园里，莘莘学子得以在安宁的环境中潜心学习。岁月流转，精神永存。一二·九运动中爱国青年们的奋斗与牺牲，将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