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国民党军统上海情报站覆灭记（二）

应该说刁培清在上钢三厂接受培训的时候，表现的十分优秀，同事对他的日常行为很满意，上级领导对其的表现也很欣慰，而当警方问及那个红色漆皮本子上关于上钢三厂钢铁资料的记载了。刁培清对此有着详细的解释。

他来上钢三厂学习，是备了专门的笔记本的，放在厂里的更衣柜里。他每天到厂后换工作服时，就把书包放进更衣柜，把笔记本装进衣兜，再进车间或者会议室。去年12月上旬的一天，刁培清到换衣室刚刚准备上班的时候，同事小马端着一碗豆浆进来，小马因豆浆烫手，就把碗放在了打开柜子的边缘，不料碗弄翻了，豆浆顺着柜子的缝隙淌到了下面刁培清的柜子里。刁培清急忙把里面的东西往外拿，可还是晚了一点，那本刚用了一周的工作手册被豆浆给浸湿了。

刁培清见工作手册给豆浆打湿了不能用，他只好把自己那个专门记录、摘抄杂七杂八内容的红色漆皮本子带上了。因为是临时替代，所以他就只记录了些数据，当天下班后另购了一个新本子，连夜把技术科长的报告整理出来了，而红皮本子上的那些数据，就留在了上面。

至于丢失了提包为什么不去轮渡站挂失呢，刁培清说他那天感冒了，回到厂里去医务室看病时才发觉提包丢了。他在上班途中要换三趟公交车、一趟轮渡，根本不清楚书包是丢在什么地方了，想想里面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也就不打算找了。警方立刻对刁培清的上述陈述进行调查，最后确认刁培清所言属实。

其他几条线的调查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警察朱友存、郭国成前往上海市粮食局调查。当时朱友存、郭国成二位负责的是对劳改、劳教简称为“二劳”的两个系统的人员进行查摸，因为反动宣传品中列举了上海市劳改、劳教两个系统的内容，结果发现，敌特的宣传单的数字竟然差不多，这样那就有调查下去的必要，问题在于吗，这些数据是通过何种渠道泄露出去？

当时上海市公安局劳改、劳教两个系统有多少劳教人员几乎是公开的，所有单位内的同志都知道这些信息，要查是从哪里泄露出去的实在不容易。因此公安局劳改队的一个人提出： “消息可能是从粮食局泄露的。”

此人解释道： “监狱在押劳改犯的粮食跟社会上的居民一样，也是定量供应的，这点自从1914年提篮桥监狱建立以来就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监狱犯人的粮食参照社会居民的标准，根据劳役岗位予以定量，根据其不同的劳役岗位根据不同的劳动强度规定粮食定量。

监狱毕竟属于跟社会隔绝的场所，所以囚犯的粮食定量也是保密的。关于这方面，领导就特别强调：我国的劳改劳教人员的数字是必须保密的，粮油、棉布供应的数量也是相应保密的，如果这些生活必需品的数据传到社会上，外界就可以推算出我国在押劳改劳教人员的数量。因此，劳改队这条线上的粮油、棉布供应走的是特别通道，比如粮油就是由市粮食局的军粮处负责调拨供应的。”

朱友存、郭国成听到这里，终于明白了此人的意思：如果粮食局军粮处有人把提篮桥监狱在押犯人的粮油供应数字泄露出去，落到敌特分子的手里，他们就会推算出提篮桥监狱大约关押着多少名囚犯。

在这种情况下，警察就直奔上海市粮食局调查。市粮食局军粮处出面接待他们的是一位一条腿微瘸的科长，姓江，当江科长听完来意之后，马上说：“数据不可能是从我们粮食部门泄露出去的！”

江科长解释： “我们军粮处掌握着驻沪部队和属于上海市管辖的劳改队、劳教队，包括上海设在安徽、江苏的劳改、劳教农场在内的粮油供应，所有同志都是经过组织上精心挑选的可靠分子，接受的保密教育不比你们少多，所以，我们军粮处不会发生泄密问题。你们说台湾特务机关空投的反动宣传品内还有关于军事方面的内容，那么我问一下，是否有驻沪陆海空三军部队的具体人数”？

说道这里，江科长又派人把军粮处负责跟提篮桥监狱联系的会计干部老伍叫来，看他是否可以给你们提供什么线索。　老伍一来问题竟然迎刃而解了。他告诉朱友存、郭国成，你们要查的这个问题，多半是特务分子从释放、解教的劳改、劳教人员那里打听到的。

二人一听立即道：“保密教育的内容，怎么会让劳改、劳教人员知道”？

老伍说：“由于联系工作的原因，我每月有十天半月都要去位于上海以及皖南、苏北的劳改队、劳教队，主要是核对账目，一旦出现差异，就必须即刻就地追究责任，所有劳改、劳教单位在押人员的粮油、被服、劳防用品发放、队内购买必需品等账目，都是由在押人员中在社会上从事过财会工作的人来负责的。虽然这部分人员的数量极少，但这些特殊会计对自己所在劳改、劳教单位的在押人员数字应该是了如指掌的。如果敌特分子一旦知晓这一内幕，他们只要有意识地跟这些刑满释放人员略略交谈，就可以掌握具体数据了”。

可问题是，对于收集情报的敌特分子来说，如果是老伍所言的这种方式获取数据的话，就是舍近求远吗？因为敌特分子要想跟那些在财会劳役岗位上的人员接触，首先必须得知道这些释放、解教人员的释放日期以及姓名、地址，然后才可能找到他们探听消息。这些资料只有劳改单位的管教科掌握，如果敌特分子能够从他们那里打听到这些人的资料，那为何不向提供资料者直接打听在押人员的人数呢，由于在劳改局没有查出线索，二人返回专案组。

当晚，组长雷绍典副局长听完朱友存、郭国成的汇报说： “反动宣传品中关于在押劳改犯的人数情况只有提篮桥监狱的说得最详细，截至1956年9月，你们可以沿着这条线追查一下。”

于是在1月22日，朱友存、郭国成二赴提篮桥调查，证实了粮食局军粮处伍会计的说法准确无误， “二劳”单位内部确实是由在押人员结算账目的，提篮桥监狱也不例外。警察就问，如果确是由接触账目的犯人把相关数据传递出去的，那得通过什么途径？

负责接待同事回答：“无非是三条，一是通过信函的方式；二是通过会见家属传递出去；三是犯人刑满释放回归社会后向外界透露的。

朱、郭二人就对这三种方式进行梳理。第一种信函方式的可能性可以排除，因为在寄出前必须交给干部审阅，干部不可能允许哪个犯人把狱内情况向外界透露。第二种情况，即会见家属时传递。那时家属会见就是在一个大厅里，放上一排长长的桌子、凳子，会见时家属、犯人相对而坐，干部则在犯人后面巡视，几乎不可能泄密。

这样，警察的注意力就集中到第三种方式，能接触数据的犯人刑满释放了，经查去年10月13日刑满释放了一个名叫张乾诚的犯人，符合第三种可能的条件。

张乾诚，现年41岁，初中文化，1936年拜杜月笙为师加入青帮。抗战胜利后，他去了亲戚开的机器厂做了账房先生。解放后因偷税漏税被捕，张乾诚被判了六年。张乾诚进了提篮桥监狱。由于他有二十多年会计工作的经历，立刻被监狱安排到了相应的劳役岗位，负责监狱犯人的膳食账目。这样，张乾诚就成了全监狱犯人中最了解本监狱有多少在押犯人的一位。张乾诚由于他在服刑期间表现出色，监狱给他减刑一年五个月，于1956年10月13日提前获释。警察寻思张乾诚有在获释后向人透露这方面数据的可能。于是，就把张乾诚列入了调查名单。

于是朱友存、郭国成立即前往张乾诚家所在的北站区天目路的管段派出所了解了张乾诚及其家属的情况。此时的张乾诚在释放后向工商局申领了执照，开了一家出售食品杂货的小店铺。妻子是上海中兴皮鞋厂的厂医，三个子女均已结婚成家，分别在铁路局、银行和商业局工作，一家人日子过得还不错。

朱友存、郭国成又在户籍警的陪同下去了张乾诚开的食品杂货铺，当面向他了解这个问题。张乾诚说了自己获释三个多月来的情况，二人发现张乾诚没有什么问题。接着在闲聊的时候，朱友存就把话题引到监狱在押犯人的数量上。按张乾诚的说法，基本上每个在押人员都知道本单位大致上关押了多少人，有些人还能从其所在的中队有多少干部推算出全监狱干部的大致人数。犯人们平时闲聊时，这方面的数据就可以在不知不觉中传得全监犯人都知道了。一般来说，6月份开始到9月份提篮桥监狱的在押犯人数基本保持不变。

张乾诚这么一说，警察傻眼了。凡是在提篮桥监狱待过的犯人都知道在押人员的数量，那这该从哪里着手去查呢，于是专案组决定放弃这条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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