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她为保护“情敌之子”，将亲生儿子放在孤儿院，这是为何

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尤其是在近代，有许许多多妇女都为了祖国的解放大业做出了十分卓越的贡献。

谭正伦，就是这样的一位伟大的妇女。

谭正伦是四川云阳乡下长大的姑娘，16岁那年，踩着红绣鞋嫁进了彭家。新郎彭咏梧是村里少有的读书人，说话会脸红，干农活却不含糊。

那时候的日子过得像灶膛里的火苗，虽不旺却暖烘烘的：谭正伦在灶台前揉面，彭咏梧就蹲在旁边添柴火，柴火噼啪响着，他会突然抬头说：“正伦，等我读成书，咱盖个大瓦房，让你和娃不受冻。”

婚后第3年，儿子彭炳忠出生，圆脸蛋像极了彭咏梧，谭正伦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过下去，直到彭咏梧说要去重庆求学。

走的那天，彭咏梧把仅有的两块银元塞给谭正伦，反复叮嘱“照顾好自己和娃”。谭正伦站在村口老槐树下，看着丈夫的背影消失在山道尽头，手里攥着银元，指节都泛了白。那时候她还不知道，这一别，竟然就成了命运的转折。

彭咏梧到重庆后，先是在学校读书，后来慢慢接触到了革命工作。1941年，他给家里写了封信，说在重庆安定下来了，让谭正伦带着炳忠过去团聚。谭正伦连夜收拾行李，可翻遍家里的米缸，连半袋糙米都没有，还欠着地主几担谷子，去年炳忠出麻疹，借的药钱还没还上。

她坐在油灯下，看着信上丈夫熟悉的字迹，眼泪掉在信纸上晕开墨迹，最后还是咬着牙写了回信：“等还了债，等娃身子结实了，我就带着他去找你。”

这一等，就是6年。谭正伦靠着给人纺线、纳鞋底拉扯着彭炳忠，每天傍晚都会站在村口望一会儿，总觉得下一秒就能看见彭咏梧的身影。

1947年秋天，同村在重庆做帮工的王婶回来了，给她带了个布包，里面裹着一封信和几件小衣裳。信是彭咏梧托人写的，字里行间透着愧疚：

“正伦，我以为你和娃在轰炸里没了……后来组织安排我和一位女同志假扮夫妻开展工作，现在有了个儿子叫彭云，她要去前线，娃没人带，你能不能来重庆帮衬一把？”

谭正伦拿着信，蹲在灶门前哭了很久。这些年她受的苦、夜里的牵挂，好像都在这封信里碎成了渣。可哭完后，她看着布包里那件绣着小老虎的肚兜，又想起王婶说的“那位女同志叫江竹筠，在城里办报纸，为了工作连家都顾不上”，心里的委屈就慢慢淡了。

她明白，都是为了过日子，为了干正经事，哪有那么多怨怼。第2天一早，她把家里的纺车卖给了邻村的张木匠，换了两张去重庆的船票，牵着彭炳忠上了船。

重庆的巷子绕得很，谭正伦拿着地址找了好几天，才在七星岗找到那间矮屋。门开的时候，她看见一个穿灰布旗袍的女人抱着孩子站在屋里，颧骨有点高，脸色苍白，却透着一股精神劲儿，这就是江竹筠。

江竹筠把孩子递过来，声音有点发颤：“幺姐，这是彭云，刚一岁半，我要去川东，带不了他，往后就拜托你了。”谭正伦接过孩子，小家伙攥着她的衣襟咯咯笑，眉眼像极了彭咏梧，她心里一软，点了点头：“你放心，我会把他当亲娃带。”

江竹筠塞给她一个布包，里面有几块银元、几件小衣裳，还有一张自己的照片。“幺姐，要是以后……要是我回不来，你就告诉云儿，他爹娘是干正事的。”说完，江竹筠抹了把眼泪，转身就走，旗袍下摆沾着泥，脚步却很坚定。

谭正伦抱着彭云，看着她的背影拐进巷口，突然红了眼眶，这个女人，竟然就把最珍贵的孩子托付给了“情敌”，这得有多大的勇气啊。

带2个孩子过日子，比谭正伦想的难多了。彭炳忠那时候9岁，正是爱跑爱闹的年纪，总问“娘，为啥要带这个小不点”；彭云才一岁多，饿了就哭，夜里总蹬被子，谭正伦常常一夜要醒3、4次。

为了省钱，她租了间阁楼，白天去码头帮人缝补衣裳，可工钱并不多；晚上就着煤油灯给人纳鞋底，有时候缝到后半夜，手指被针扎得全是小洞，浸了水就疼得钻心。

1948年，重庆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巷口的墙上贴满了通缉令，其中一张就是江竹筠的照片。有天夜里，谭正伦正给彭云换尿布，突然听见外面传来皮鞋声，那是特务在搜人。

她赶紧抱起彭云往床底钻，彭炳忠也跟着爬进来，阁楼的木板在头顶咯吱响，她一只手捂住彭炳忠的嘴，另一只手拍着彭云的背，直到外面的脚步声走远，才敢喘口气。

没过多久，坏消息就传来了。那天谭正伦正在煤厂宿舍给工人补工装，隔壁的李嫂慌慌张张跑进来：“幺姐，不好了！江姐被捕了！”

谭正伦手里的针线掉在地上，脑子里一片空白，她立即想到：江姐被捕了，特务肯定会找彭云！她抱起彭云就往门外跑，彭炳忠跟在后面喊“娘，等等我”，可她光顾着跑，没顾上回头。

跑出宿舍的时候，谭正伦不小心摔在煤堆上，膝盖火辣辣地疼，彭云在怀里哭个不停。她回头看了一眼，彭炳忠正站在窗台上，小手扒着窗框，眼泪汪汪地看着她。那一刻，谭正伦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疼，可她知道，现在必须先保证彭云的安全，江姐把孩子托付给她，她不能让孩子出事。

那天夜里，谭正伦躲在菜窖里，听着外面的狗叫声，怀里的彭云渐渐睡熟。她想起彭炳忠哭红的眼睛，眼泪止不住地流。后半夜，她悄悄摸回煤厂宿舍，推开门就看见彭炳忠缩在门后睡着了，脸上还挂着泪。

谭正伦走过去，把儿子抱在怀里，眼泪打湿了他的头发，她怎么能把亲生儿子丢下呢？

可现实容不得她犹豫。第2天一早，天还没亮，谭正伦牵着彭炳忠，抱着彭云，走到了孤儿院门口。

彭炳忠攥着她的手，小声问：“娘，咱要去哪？”谭正伦从怀里掏出块糖，这还是前几天帮人看孩子，人家给的，她一直没舍得吃，糖纸都被体温焐软了。她蹲下来，把糖塞进儿子手里：“忠儿，你在这儿住几天，娘去办件急事，办完就来接你，要听阿姨的话。”

彭炳忠把糖攥得紧紧的，眼睛瞪得溜圆：“娘，你不骗我？”谭正伦摸了摸他的头，头发上还沾着煤屑：“娘啥时候骗过你。”转身走的时候，她听见彭炳忠在后面喊“娘”，一声比一声急，还带着哭腔。

彭云在怀里哼唧了一声，她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孩子，又回头望了望孤儿院的铁门，终究还是咬着牙往前走，她知道，只有这样，两个孩子才能都安全。

接下来的日子，谭正伦带着彭云四处躲藏，有时候住在废弃的仓库，有时候躲在老乡家的柴房。她不敢去码头缝补，怕被特务认出来，只能靠帮人洗衣裳、捡破烂度日。

彭云饿了，她就把仅有的口粮分给孩子，孩子生病了，她就抱着去黑市找郎中，把江竹筠给的银元一点点花出去。有好几次，特务在巷子里搜查，她抱着彭云躲在水缸后面，大气都不敢喘，直到搜查的人走了，才发现后背全是冷汗。

1949年，重庆解放的消息传来那天，谭正伦正在给彭云喂米汤，听见外面有人喊“解放了”，她抱着孩子就往外跑，直奔孤儿院。

彭炳忠看见她，一下子扑过来抱住她的腿，哭着说：“娘，你咋才来？我以为你不要我了。”谭正伦把儿子搂在怀里，眼泪混着汗往下淌，这几个月的担惊受怕、日夜思念，在这一刻全化成了泪水。

安顿下来后，谭正伦第一件事就是找彭咏梧和江竹筠的消息。她从渣滓洞问到白公馆，又去了歌乐山，最后在一个老看守那里得到了答案：“彭咏梧去年在战斗中牺牲了，江姐也在解放前夕被杀害了，尸首……烧了。”

谭正伦抱着彭云，“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对着荒山野岭说：“咏梧，竹筠，你们放心，我一定把云儿和炳忠抚养成人，让他们做有用的人。”

后来组织上找谭正伦，说要给她安排工作，让她去机关当干事。谭正伦却摇了摇头，笑着说：“我没读过书，干不了精细活，还是去幼儿园当保育员吧，能看着云儿。”那时候彭云刚上幼儿园，总哭着找“娘”，谭正伦去当保育员，每天能陪着孩子，心里也踏实。

每月发工资的时候，组织上要给彭炳忠也发烈士抚恤金，谭正伦却坚决不要：“国家刚解放，到处都要用钱，炳忠是我亲生的，我自己能养活。”她把彭云的抚恤金攒下来，给两个孩子买书本、买文具，自己却总穿着打补丁的衣裳。

谭正伦对两个孩子要求很严，每天天不亮就叫他们起来背书，常常会用江姐和彭咏悟的事情激励他们。彭炳忠和彭云也很懂事，知道母亲不容易，放学回家就帮着扫地、烧火，有时候还会去捡废品，帮着补贴家用。

1965年夏天，彭云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跑回家，红着脸喊：“娘，我考了全省第一！”谭正伦看着通知书上的“清华大学”，却摇了头：“去哈军工吧，国家现在缺搞国防的人才，你爹娘要是在，肯定也希望你为国家做事。”彭云一开始不乐意，彭炳忠就劝他：“听娘的，娘心里有数，咱不能忘了爹娘的心思。”

后来彭云才知道，那年哈军工在四川只招两个名额，谭正伦托了好几个熟人，跑了好几天才把志愿改过来。彭炳忠也没让谭正伦失望，同年考上了四川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当老师，后来还成了教授。

谭正伦用自己的一生，用最无私的爱，养育了两个孩子。她的爱，早就跨越了血缘，超越了恩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