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藜 | 以科技史为镜：抗战科学家的精神传承与学术使命

2025年8月29日上午，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科学家——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专题展、“十四五”科技成就掠影展展览开幕仪式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采集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主任张藜带来题为《以科技史为镜：抗战科学家的精神传承与学术使命》的发言。

今天，我们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相聚，以回顾中国科学家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独特贡献的方式，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作为15年来有幸深度参与到12部委共同实施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一员，作为《科学群星闪耀时：抗战烽火中的科学家故事》这套少儿读本的主编，同时也作为一名中国现代科技史研究者，我想从科技史的学术视角出发，探讨三个核心问题：我们如何记录科学家的抗战故事？科技史研究如何揭示科学家精神的深层逻辑？以及，为什么今天的青少年仍需要聆听这段历史？

首先，通过深入研究，中国科技史的研究者们一直努力还原抗战科学家的真实图景。

抗战时期的中国科学界，是一个被战火重塑的“科学共同体”。作为科技史研究者，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以史料为基石，还原中国科学家在极端环境下的真实抉择。

在过去的15年中，采集工程积累了记录中国科学家在抗战时期如何坚守科研、为赢得战争胜利而拼搏的丰富口述史、档案、书信、手稿等第一手资料。在我所主编的这套少儿读本中，以及在座的王公副研究员不久前出版的学术著作《奋起：抗战中的科学与科学家》一书中，还有在刘晓教授主编的《李约瑟镜头下的战时中国》这一图文并茂的著作中，都挖掘和呈现了战时中国科学家的珍贵史料。这些史料的价值在于，它们超越了宏大叙事，呈现了科学家作为“人”的复杂性——他们有彷徨（如罗沛霖在是否赴延安前的犹豫），有遗憾（如茅以升目睹钱塘江大桥自毁的痛心），但最终都以科学为武器，投身救亡。这正是科技史研究的核心使命：让历史中的科学行动者“自己说话”。

科技史是一面镜子，它既照见过去，也折射未来。中国科学家的抗战故事之所以今天仍能打动我们，正是因为他们展现了科学最本真的模样——它不是论文索引里的冰冷数字，而是一代人在民族危亡时，用知识与信念点燃的火种。

作为研究者，我们最大的欣慰，莫过于看到这些火种，正在新一代青少年手中，燃成新的光芒。

其次，从科技史研究的深层逻辑来观察，科学家精神是如何被历史所塑造？

面对战争，中国科学家的选择，绝非简单的道德号召的结果，而是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特殊性的集中体现。从科技史视角看，至少有三重结构性因素塑造了这种精神：

一是“救亡压倒启蒙”的科技本土化。20世纪初的中国科学，本处于“移植西方”阶段。但抗战迫使科学家将“纯学术”迅速转化为战时技术。我们可以看到：

物理学家们把光学研究转向战场急需的望远镜、显微镜的制造；农学家们把自己的育种试验，直接服务于大后方粮食增产。

这种“需求导向”的科研模式，形成了中国科学家特有的问题意识——科学必须回应民族生存的紧迫性；

二是科技创新活力往往在宽松环境中蓬勃生长。延安自然科学院、西南联大等战时科研机构虽为临时建制，却因突破常规而催生了跨学科协作的雏形。“马背实验室”“窑洞兵工厂”的传奇，正是这种制度弹性下创新韧性的生动写照。科技史研究表明，适度的制度留白往往能激发更原始而旺盛的科研生命力；

三是科学家的代际传承。抗战一代科学家多受教于1910年代第一批归国学者，他们的选择，实则是中国现代科学启蒙精神在战时条件下的延续。这种代际链条，是科技史研究“长时段观察”的重要发现。

到这里，我要提出的最后一个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今天的青少年需要科技史视角的抗战故事？

作为科技史研究者，我们深知：历史认知的深度，决定未来选择的高度。作为科技史的研究者，我们试图通过科技史的“三棱镜”，让青少年看到：

第一重棱镜：科学从来不是“真空中的实验”。当读到由于战时金属材料奇缺、林同骅不得不研制出机身和机翼均用木质材料的飞机时，小读者们会理解：科技创新永远受制于具体历史条件，而真正的突破，往往来自对约束的创造性回应；

第二重棱镜：科学家精神需要“历史语境化”。例如在我和团队所完成的《科学群星闪耀时》书中，特别设置了“抗战时间轴”，将个人故事嵌入1931-1945年的宏观进程，其中有1942年滇缅公路中断与龚继成的筑路攻坚；有1944年豫湘桂战役与汤飞凡的疫苗研制。这种关联揭示出：伟大科学工作的价值，在于它与时代需求的精准契合；

第三重棱镜：科技史是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场。在《科学群星闪耀时》一书中，我们刻意保留了一些“未完成的探索”——如叶渚沛的钢铁实验多次失败、黄万里的水利方案曾被质疑。这些“不完美”恰恰是科技史的教育意义：科学进步从不是线性叙事，而是在试错中螺旋上升。

以中国科学家的抗战故事来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是科技史学科社会价值的又一次实践。它提醒我们：

史料抢救的紧迫性：许多抗战科学家的手稿、仪器正随岁月消散，我们的采集工程仍在与时间赛跑；

叙事转化的必要性：如何将学术论文中的发现，转化为青少年可感的故事？以我们在《科学群星闪耀时》的“科学家剪报”“档案插图”等设计为例，正是这种努力的体现；

精神传承的创造性：当青少年读者朋友们走进书中这些故事时，他们已然与80年前的科学家建立起跨越时空的对话。

最后，最深的敬意要献给书中的主人公们——那些在烽火中坚守的老一代科学家。正是他们对科学的奉献、对祖国的赤诚，以毕生心血写就的传奇，才为后人留下了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作为科技史研究者，我们只是这些故事的记录者和传播者，而他们，才是真正的精神缔造者。我们的讲述和纪念，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期许：愿科学精神的火种，永远传递下去。

注：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