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狱不久后王耀武郁郁而终，沈醉直言：首批特赦对他来说是坏事

“1959年2月18日，北京功德林——’老王，听说你要走了？’几名同囚的国民党将领围住王耀武，语气里掺着羡慕也掺着担忧。”首批战犯特赦的名单刚刚贴出，编号001的王耀武赫然在列。按理说，这是大喜事，可沈醉却悄悄嘀咕：“他若是再等等，也许能多活十年。”

彼时，新中国的宽大政策进入第三个十年节点。第一批特赦战犯只有33人，王耀武从关押10年的高墙走向社会，待遇、安置都算优厚。不过，对比仍在功德林的黄维、杜聿明等老友，他显得有些手足无措。落差感，不期而至。

1960年春，他搬进北京北师大附近一处小平房，配有医护，每月补贴也不低。外表看，他像个普通退休干部，背着双手，散步于校园林荫。可熟人能听出，他说话越来越慢，常常停顿。医生诊断：高血压并心律不齐，必须静养。

1968年7月3日清晨，人民医院发布简短病危通知，当天傍晚，64岁的王耀武离世。消息传到功德林，沈醉摇头：“早出来，反添烦恼。”这句评语后来越传越玄乎，竟演变成“被妻子卷款私奔，活活气死”。谣言的生命力，比真相顽强得多。

先听一听流传最广的版本：王耀武在山东寿光被俘时，名下已有百万元家产，妻子郑宜兰与副官王昭建暗中勾连，携巨款逃往美国。出狱后，他得悉内情，当场中风，郁郁而终。故事高潮迭起，细节逼真，甚至连“卫生纸暴露身份”都被写进戏本，精彩得像电视连续剧。

然而2000年，《香港商报》刊登郑宜兰签名澄清：没有私奔，没有巨款，更无所谓“副官情变”。郑宜兰的解释很朴素：1949年2月上海局势紧张，王耀武让家人离开大陆，她带着9个孩子从南京飞香港，途中全靠空军老下属协调机位。到港时身上仅剩几根金戒指，卖掉换房，一家人挤在九龙城边的旧楼里。多年后，为了子女教育，他们又辗转哥斯达黎加。钱从何来？靠典当、靠做小买卖，远没外界想象的“巨额”。

那副官王昭建呢？实际上，他在台湾病逝，从未踏足美国，也未与郑宜兰有任何交集。至于所谓“卷走战利品分红”，在74军内部早有记录：王耀武确实组织过饼干厂、胶鞋厂，却是军官集资，股份公开。赚了钱，士兵也能分到福利。军饷没克扣，名声自然好。沈醉私下评价：“能打仗，也懂算账，但不吸兵血。”这一点，无从抹黑。

王耀武跌得最惨的一次，并非财产流失，而是1948年济南失守。崮山突围失败，他乔装成农夫，因一卷进口卫生纸被识破而被俘——这段反倒是真事。入狱后，他写《战争回忆》十余万字，详细剖析鲁南战场，与其说求自辩，不如说求心安。

特赦后，他最盼的，是与分在香港的家人团聚。奈何手续繁杂，探亲申请一次次被退回。1962年中印边境局势紧张，涉外通行证几乎停发，他彻底绝望。1964年冬天，郑宜兰通过红十字会提出离婚，理由只有一句话：“无法尽妻子责任，希望你有人照应。”那封信像刀子。王耀武口齿本就不清，当晚血压飙到240，半身不遂。医生从此把他当高危病号看护。

沈醉所谓“首批特赦是坏事”，到底坏在哪？一言以蔽之：生活环境骤变，心理准备不足。关押时期，有同病相怜者作伴，有医务所全天候看护，情绪相对平稳。出狱后，他要面对现实琐事，面对难以逾越的家庭阻隔。精神防线，比身体更脆弱。

再看看后来被特赦的黄维、宋希濂。1964年获释时，国家经济好转，探亲政策放宽，他们能较快与家人见面，心态明显轻松。黄维活到85岁，宋希濂更是百岁才谢幕。对比之下，王耀武的64岁显得过于短暂。

也有人追问：若无离婚打击，结果会否不同？医学上无法证实，但明摆着，精神重压加速了他身体的溃散。沈醉并非诅咒，只是一种同侪式的惋惜。

王耀武去世后，小女儿王鲁云在北京守灵。她替父亲做了一个决定：不搬回香港，留下来工作。2006年，她在《大公报》再度澄清父母旧事，最后一句写道：“流言如尘，拂之即散，但愿后人识得真相，无须传讹。”短短十二字，道尽一桩陈案的来龙去脉。

传言固然吸睛，可经不起档案、口供、家书的逐条核对。王耀武的结局，归根到底是疾病加心理创痛，而非所谓“财色双绝”。离奇故事能流行几十年，说明大众对那段动荡岁月依旧好奇，也提醒研究者：细节要靠史料，不靠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