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的昆明力量

抗战时期，昆明人民坚定、勇敢地抵抗日寇侵略，众志成城书写了一段热血光辉的历史。

作为云南的省会城市，昆明成了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战略枢纽和大后方基地。大量工厂、国内顶尖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人才纷纷汇集昆明，第一架直升机、第一根电线、第一架望远镜……中国工业的很多“第一”在昆明诞生。

作为当时全国对外联系的门户城市，昆明连接着滇越铁路、滇缅公路、“驼峰”航线和中印公路4条陆、空运输线以及中印输油管道，成为抗战不同时期维持全国对外联系的主要国际“生命通道”。

北大、清华、南开等高校迁至昆明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战争中培养了大批人才，让昆明成为保存中国高等教育和文化命脉的重要阵地。

昆明还是飞虎队的重要活动基地之一。这支长空飞虎在滇缅战场及空中防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提供了有力支持。

忆烽火往事，传家国情怀。抗战中的昆明，散发着传奇的色彩，它所承载的这段历史，也昭示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巫家坝机场候机楼旧址。李海曦/摄

巫家坝机场

航空救国的前沿阵地

说起昆明的机场，很多人心中至今仍有一个沉甸甸的名字——巫家坝机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巫家坝机场见证了很多重要历史时刻：它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机场、中国航空业的发祥地之一；抗战期间，它除了是飞虎队的主要基地和司令部，也是“驼峰航线”最重要的终点站机场；新中国成立后，它又成为国家对外交往最重要的空中枢纽之一。这些历史传奇，孕育出伟大的抗战精神，也是中华民族团结一心，携手世界和平力量抵抗侵略、共同发展的生动写照。

始建于1922年的巫家坝机场，是亚洲大陆最早的航空训练机场。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云南先后组成60军、58军、新3军等部队在巫家坝誓师出征，转战前线、保家卫国。1938年9月28日，日军首次空袭昆明，正在滇池上空进行战斗练习的中国战机立即投入战斗，在交火中击中一架敌机，这是在昆明上空首次击落日寇敌机，极大地振奋了民众的抗战信心。

1941年，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进驻巫家坝机场，帮助中国空军对日作战，巫家坝是飞虎队基地所在。在此后31次空战中，飞虎队员共击毁敌机217架。

直至抗日战争胜利的3年零9个月时间里，巫家坝机场成为飞虎队、美国空军驻华航空特遣队和第十四航空队的司令部驻地和主要基地，成为全国以及中印缅战区最重要的军事机场。

昆明驼峰飞行纪念碑。李海曦/摄

驼峰航线

空中生命运输线

1942年，日军切断中国最后一条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后，美国陆军空运队和中国航空公司成功开辟从印度阿萨姆邦到昆明的空中运输通道“驼峰航线”，以巨大的牺牲保障抗战物资运输通畅。

“驼峰航线”要飞越高耸的横断山区，上下起伏的航线恰如驼峰因此称“驼峰航线”。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飞行条件最艰险的空中运输线。

从1942年5月航线开通至1945年9月结束，在3年的艰苦飞行中，美国空军运输部队和中国航空公司先后动用了2200多架飞机、8万多名航空和地勤人员，共飞行8万架次，运送战略物资85万吨、兵员3.3万人。其中，有赴印度的中国远征军两个师，另外还有1000多架作战飞机通过这条航线投入中国战场，主要进口的物资是航空武器装备、器材、航空油料、陆军武器装备、汽车零件、医疗器械、药品、机器设备、布匹、军服、印刷材料、钞票等，使中国军队的装备得到了改善，部队的战斗力得到提升，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驼峰航线”是世界空运史上的壮举，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其间，在这条航线上一共损失飞机609架，牺牲和失踪中美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共计1500多人，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悲壮的一页。

修复开放后的“小白楼”。王俊星/摄

飞虎队

长空利刃痛击敌寇

昆明飞虎队纪念馆——“小白楼”修建于20世纪30年代，因墙面纯白而得名。2025年6月，在东风广场焕新开放之际同步开放，纪念馆内的专题展分为“飞虎扬名”“艰苦奋战”“迎接胜利”等单元，通过2000余件与飞虎队有关的文物，再现中国军民英勇抗击侵华日军的悲壮历史。

1941年，大批美国青年飞行员在陈纳德将军的率领下，组成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来华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他们驾驶美国生产的战斗机对日作战，而军帽和机身上却有着中国徽记。这支曾被一些军事专家预言存在不会超过3个星期的队伍，最终以飞虎队闻名于全世界，成为世界航空史上的一段传奇。

昆明是飞虎队的总部所在地，飞虎队在这里诞生，在这里成长：飞虎战机第一次升空作战是在昆明，飞虎英雄第一次击落敌机也在昆明。

1941年12月20日，昆明防空台监测到10架日本轰炸机向云南飞来，所有战斗机升空迎敌。这是飞虎队来到昆明后的第一仗，在那之前的3年里，昆明人一直深受日军轰炸之苦。此战中，飞虎队击落敌机9架，一战成名。自此，飞虎队受到当地老百姓的爱戴，竖着大拇指说“顶好”成为街头巷尾美国军人与老百姓之间最直接的交流和问候方式。之后，在此基础上成立的美国空军驻华航空特遣队、第十四航空队，与承担驼峰空运的美国空运总队中印联队、杜立特轰炸机大队等一起英勇奋战。

在昆明的上空，飞虎队战士以鲜血和生命筑起了一道空中屏障，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昆明的抗战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西南联大旧址。李海曦/摄

西南联大

文脉赓续 薪火相传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这是《西南联大校歌》。

校歌歌词精练、典雅，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集中反映了联大精神，表达了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念。

20世纪30年代，抗战烽火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之后辗转数千里到达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自此，联大师生开始了结茅立舍、弦歌不辍的“教育救国、读书报国”之路。这所仅存8年多的学校，培养出8000多名学生，走出杨振宁、李政道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赵九章、屠守锷、邓稼先等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和170多位院士、百余位文化学者等一大批栋梁之材，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联大师生在昆明倾力扶持教育事业，参与发展建设；昆明老百姓也竭尽所能为联大师生提供帮助，形成了“校地互动”特色。当时，在东北郊的龙泉、西北郊的大普吉与南边的呈贡，形成3个大家云集的文化中心。如今，昆明仍保存着众多与西南联大迁徙、办学以及从事学术研究和革命活动等相关的历史遗迹。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走进西南联大旧址，瞻仰这座在战火中诞生的高校，感受国难当头时知识分子义无反顾的选择，以及它在国家危难之时如何顽强地延续着中国文化命脉。

抗战胜利纪念堂。资料图

抗战胜利纪念堂

丰碑永驻 精神长存

抗战胜利纪念堂，原址为清代云贵总督署所在地，于1943年在抗战烽火中始建，1946年抗战胜利后落成。作为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已成为春城最具历史底蕴的人文地标之一。

从空中俯瞰，纪念堂平面呈战机造型，与南门外跨光华街的云瑞公园、云瑞东西路两侧的环形建筑相互呼应，形成金樽美酒与花环的造型，显示云南人民庆祝抗战胜利的喜悦心情。

在抗战胜利纪念堂《云南人民革命斗争史》地下展厅，一张张照片、一件件战斗用品、一把把滇缅公路修建工具诉说着过往，生动再现云南人民抗战历史。展厅用高科技手段再现云南人民用生命和热血书写松山战役、光复腾冲、修筑滇缅公路等悲壮英勇的抗战传奇，以及西南联大等在云南大后方诞生的教育奇迹，解锁云南人民的抗战胜利密码。

滇缅公路纪念雕塑。刘凯达/摄

滇缅公路

血肉筑就抗战丰碑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滇缅公路被誉为“筑路史奇迹”，它横贯崇山峻岭，从昆明至畹町，中国境内总长959.4公里，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重要通道。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沿海港口相继被日军封锁，国际援助物资和战略物资的运输通道被彻底切断，中国面临物资供应的严峻形势。同年8月，云南省主席龙云提出修筑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1937年年底，云南下达修筑滇缅公路通令。1938年1月，滇缅公路沿线各县民工陆续到达规定工地，全线同时开工。

来自汉族、白族、彝族、傣族等10多个民族的民工，不分男女老少，有的祖孙三代都在工地上，还有新婚夫妇等也积极参加修路，滇缅公路修建高峰期，每天施工人数达20万人。修路期间，民工自带口粮、工具和简单行李，搭窝棚、住洞穴，临寒冒暑，轮班昼夜抢修。没有水泥，他们自烧石灰、黏土作为水泥；没有压路机，他们造石磙压路；没有火药，他们就地土法制造火药；火药供应不足，他们采用古时修“僰道”的火烧法，用柴火烧岩石，激水崩裂，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为修筑这条“抗战生命线”，云南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表现出崇高的爱国热情和牺牲精神。据史料记载，在筑路过程中，因公死亡人数不下3000人，因公伤残者达万人之多。

2005年8月15日，五华区在滇缅大道建成滇缅公路零公里纪念碑。作为缅怀先烈、警勉后人的神圣标志，它时刻提醒着世人勿忘历史、勿忘国耻。如今的滇缅大道，早已不是战时泥泞的土路，车水马龙间，它不仅见证着昆明的发展变迁，更让那段用血肉与信念筑就的历史，在岁月流转中永远鲜活。

西山森林公园内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黄晓松/摄

南侨机工

赤子情怀报效祖国

回望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胜利的基石上铭刻着一段由3200多名南洋华侨青年用生命铺就的壮烈史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简称“南侨机工”）。在被称为“抗战输血管”的滇缅公路上，他们以赤子之心铸就了不朽丰碑。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沿海重要港口基本沦陷，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先后被切断，1938年8月滇缅公路通车后却急缺运输车辆和经验丰富的司机以及修理人员。

1939年2月，时任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在《南洋商报》上发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第六号通告》，征募懂驾驶、会修车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通告一经发出，报名点人潮涌动。从1939年2月至9月，3200多名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热血青年，分9批毅然踏上归程，投入滇缅公路生死运输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成为卡车司机，其余则担任修理工、电工、焊工等。

1939年春至1942年5月，滇缅公路上总有3000多辆卡车昼夜不息地行驶。南侨机工作为骨干力量，驾驶着1100多辆大型进口卡车，穿梭于腊戍与昆明之间。档案记载，南侨机工一共运输50多万吨抗战物资、1.5万余辆汽车以及不计其数的民用物资。这条路上，平均每日输入军需超300吨，支撑了中国军队近半数的物资装备补给。最终，约三分之一的南侨机工长眠于滇缅公路的崇山峻岭。

南侨机工用生命诠释了“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爱国爱民，我死国生”的崇高精神。1989年，云南省人民政府为纪念南侨机工的“赤子功勋”，在昆明西山森林公园竖起全国首座南侨机工抗日纪念碑。

昆湖电厂旧址。资料图

昆湖电厂

战火中铺就的能源线

位于西山区马街春雨路的云南昆湖电厂旧址，是抗日战争时期为满足大批内地工厂迁到昆明而建立的发电厂。它为保障战时昆明地区军工和民用企业及生活用电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着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南移，沦陷区的机关、工厂、学校、民众大量迁到昆明。随着搬迁的内地工业企业越来越多，昆明附近的茨坝、马街、海口等地逐渐发展成为新兴的工业区，昆明电力短缺的矛盾急剧扩大，急需增加新的电源点，以促进后方生产，间接增强抗战力量。

1938年，昆湖电厂开始兴建。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筹建一个电厂谈何容易，光是核心设备的配置就是一大难题。但在各方齐心协力下，1939年，终于凑齐了电厂所需的核心设备，昆湖电厂建成发电。抗战胜利后，昆湖电厂依旧正常生产，随后改扩建为昆明发电厂，其巨大的冷却塔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工业基地地标式建筑。

如今，电厂旧址开设了昆明电力工业文化展示馆等。2023年9月，入选中央企业工业文化遗产（电力行业）名录，2025年4月获评第二批云南省工业遗产，同时申报第七批国家工业遗产，6月入选中电联电力工业遗产名录。

来源 昆明日报

责任编辑 易科彦

责任校对 刘自学

主编 林舒佳

终审 编委 李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