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强绰号“大富豪”,他也是偷渡到香港的。他是广西容县专区玉林市的人,也就是现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他出生于1955年4月7日,在4岁那年就随父母偷渡到了香港,后来成了香港永久性居民。
到了香港后,摆在张家眼前迫在眉睫的事就是生存。张子强尚且年幼,他的父亲也没有一技之长。为了生计,他的父亲凭借在老家积累的中草药知识,在香港油麻地庙街的一隅,开设了一间简陋却充满希望的凉茶铺。
在1960至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凉茶铺不只是喝凉茶的地方,还是很重要的休闲场所,类似现在的奶茶店。年轻人们带着朋友来这约会听歌,街坊邻里也会来此点上一碗凉茶看电视,一直看到电视台收台为止。所以来凉茶铺的人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
加上油麻地自古就很乱——油麻地最早叫“麻地”,是渔民晾晒船上麻缆的地方。后来到了光绪元年,也就是1875年,这个地方开了不少桐油店和麻缆店,所以更名为油麻地。到了后来,香港填海造陆,众多渔民,那些曾经与海共生共息的人们,纷纷踏上了陆地,他们的到来不仅让油麻地的人口激增,更如暗流涌动般,带来了非法的交易与罪恶的萌芽,暴力与犯罪如同夜色中的幽灵,悄然滋生。
1975年,《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将庙街称为“罪恶之街”,称这是九龙的工人阶级夜里娱乐活动的首选之地。与百姓们无障碍打交道的是各种皮条客、暴徒、瘾君子、扒手等狡猾角色。庙街也是90年代许多黑帮港片的取景圣地。
张家的凉茶铺就在庙街,张子强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耳濡目染的他,对学习自然是提不起什么兴趣,小学没上完就不上了。于是父亲就让他来自己的凉茶铺帮忙。可很快,张子强便与经常来凉茶铺的精神小伙们混在了一起。
父亲也是怒其不争,经常对其拳脚相加。可张子强仿佛被打出了抗体一般,越来越犟。最终,张父也是无奈,又是托关系又是送礼,将儿子送到了一家专门做西装的裁缝店当学徒,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很吃香的行当。
可张子强浑然不觉父亲的深切期望,依旧我行我素,父亲的拳脚如同夏日暴雨,愈发猛烈,而他,却如同荒野中的野草,愈发叛逆,愈发坚韧。年仅十二岁就进了警察局,但由于年龄过小,每次也只是口头教育一番,这也让他变得有恃无恐起来。
后来到了16岁,张子强第一次坐了牢,但都是小打小闹,所以也没有关多长时间。数年的闯荡,让张子强在那一片区域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了一个小头目,跟随他的人都尊称他为‘一哥’。警察局的档案中,关于他的记录日益增多。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张子强遇到了一个人——罗艳芳。罗艳芳与张子强不同,从小学习就兢兢业业,就读于类似一所中学的时候,从小到大就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身边人眼中的乖乖女。当初张父教训子强时,或许就曾以罗艳芳这样的孩子为榜样,指着她说:‘你看看人家!’
然而,这两个前半生截然不同的人,却奇迹般地走到了一起。并且如今回过头来看,似乎张子强从一个混混小头目转变为世界贼王的契机,正是发生在他与罗艳芳在一起之后。所以也有人评价,她才是张子强背后的终极BOSS。
1990年,罗艳芳辞去老师的工作,进了香港卫安安保公司工作。这家安保公司负责押运香港启德机场(也就是香港国际机场)运输的一些贵重物品以及现金。来这儿自然不是老老实实工作的——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他们要干什么了,没错,要抢劫。
而这也不知是张子强给罗艳芳出的主意,还是罗艳芳给张子强出的主意。总之,从犯罪事先布局来看,张子强远胜同时期的季炳雄与叶继欢一筹。
就这样,罗艳芳在安保公司有意跟同事打好关系、兢兢业业工作了一年多,终于等到了机会。1991年7月12日,张子强与两名同伙在启德机场实施了一起震惊香港的抢劫案,他们持枪劫持了一辆运钞车,成功抢走了总值1.676亿港元的美金和港币。这一事件不仅给当时的香港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震撼,而且成为了香港历史上涉案金额最大的现金劫案。
香港警方迫于各界压力,派出大量警力调查此案,可始终一无所获。就在一筹莫展之际,事情突然迎来了转机——张子强与罗艳芳的计划出现了纰漏,有点顾头不顾腚。他们指示手下到其他银行存入连号赃款,在如此敏感的时刻,这种行为无疑会引起银行的警觉。
于是发现后直接报警,告知了警方这一情况。警方迅速赶到银行,将那名存钱的女子控制了起来。女子惊慌失措,立刻供出了罗艳芳,称是罗艳芳指使自己存钱的。警方一听,寻思着罗艳芳是谁呀?于是就去查,发现她是卫安安保公司的人。最后再一查,警察局关于她老公的记录已经厚厚一沓了。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
警方迅速将张子强和罗艳芳缉捕归案,但随即面临证据不足的难题。由于当时三名押运人员都在第一时间被蒙面歹徒戴上了眼罩,只有其中一人的眼罩在中途因出汗滑落,瞥到了露脸的张子强一眼。当时因紧张且视线模糊,指认张子强时并不十分确定。
至于罗艳芳,压根就没有出现在现场。怀疑归怀疑,证据呢?仅凭手下指认,证据不足以定罪。于是最后,罗艳芳被无罪释放,张子强被判入狱18年。
对于这个结果,张子强与罗艳芳都无法接受。张子强提出上诉,而罗艳芳则在被释放后一直四处奔波,用赃款请来了许多香港知名律师帮忙想办法,还不停地找记者来采访自己,当着众多记者的面上演了一出苦肉计,指着腿部自己划伤的伤口,说是警方刑讯逼供造成的。
上期我们讲过,对当时的香港媒体来说,内容真假不论,只要能吸引眼球即可。所以媒体纷纷大肆报道,一时之间,舆论纷纷,许多不明真相的民众都被煽动了起来。
1995年6月22日,香港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因孤证不力,所以撤销张子强的原判决,当庭无罪释放。张子强这张高举双手、脸上洋溢着灿烂笑容的照片,就是在那个时候拍的。
演戏就要演到底,张子强佯装被警方冤枉,召集记者,当众掀开衣服,声称曾遭刑讯逼供,要求警方给予说法,实则索要赔偿。
此时,罗艳芳犹如一位巧手的乐师,已将民众的情绪之弦缓缓拨动;而张子强,则如同一位狂放的鼓手,猛然间将民众的情绪之鼓擂击到了沸腾的顶点。在这场空前绝后的舆论风波面前,警方最终付出了八百万的代价。“几句话让警方为我花了八百万。”这对香港警方而言,是一场赤裸的羞辱,但偏偏他们还没办法。
事实上,早在运钞车惊天大劫案发生的前一年,启德机场便已上演过一出惊心动魄的大劫案。那是在1990年的2月22日,劳力士总公司往香港运了2500块劳力士,刚被撞上车就被五名蒙面大汉给跳出来劫了。当时一直找不到是谁干的,直到一年后启德机场的运钞车被张子强劫了,所以把这起案子给算到了张子强的头上。
然而,这起劫案的真正元凶究竟是谁,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或许,张子强正是那幕后黑手;又或许,张子强等人策划的运钞车劫案,正是从这场前案中汲取了某种诡异的灵感。都没有证据,只引发了无限猜想。但毫无疑问的是,张子强此时成了警方的眼中钉、肉中刺。
对一般人而言,身处这种情形,肯定撒丫子跑了,要不然再犯点什么事,警方一定不会给他好果子吃。可张子强不是一般人,他不仅没跑,还在暗中酝酿着干更大的事。
他在狱中那几年也不是白呆的,认识了叶继欢的小弟陈智浩。出来后,又通过这层关系与叶继欢碰了面。两人初次会面,相谈极为投机,最终一拍即合,决定携手共谋一桩大案,事成之后,他便金盆洗手,携眷远赴海外,永不归来。
他们最终商定的结果是绑架,绑架的对象自然是最有钱的人。于是,他们拿来了香港十大富豪的名单。张子强首先划掉了霍英东的名字,对叶继欢及手下们说,此人不能碰。接着,叶继欢又划掉了刘銮雄的名字。
在排除了霍英东和刘銮雄这两位人选后,叶继欢与张子强二人决定不再挑剔,索性依照富豪榜的排名,依次考虑。于是,他们初步将目标锁定为香港首富李嘉诚。然而,张子强却提出了异议,他认为绑架其子李泽钜更为稳妥,因为若绑架李嘉诚,其子可能会因恐慌而报警;反之,若绑架其子,李嘉诚为了救子,定会不惜一切代价。经过反复商议,他们最终决定将目标定为李嘉诚的长子李泽钜。
随后,叶继欢返回老家准备武器弹药,张子强留在香港,负责跟踪谋划。
1995年11月,张子强团伙一名叫蔡志雄的人身中三枪死在了深圳水库。关于为什么杀他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蔡志雄是警方的线人,因多次向警方汇报叶继欢的行踪被叶继欢怀疑,最终被灭口;还有一种说法是,蔡志雄坐牢坐怕了,不想再跟着他们干了,但张子强、叶继欢怕他离开后影响计划,于是在计划开始前铲除了这个不确定因素。
而关于是谁杀的,他也一直众说纷纭。关于凶手的身份,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张子强与叶继欢联手作案,也有人坚信是叶继欢与其手下马尚忠所为,而马尚忠本人则坚称此乃叶继欢一人所为。然而,由于缺乏确凿证据,真相至今仍扑朔迷离。
1996年5月13日凌晨,绑架计划的十天前,叶继欢意外被警方逮捕。这一过程中,他身中三枪半身瘫痪,被关在香港玛丽医院羁押病房接受治疗。由于救援难度过大,所以张子强劝叶继欢的小弟们放弃了救援计划,并将他们进行收编,扩大了自己的团队,然后按原计划开始了自己的绑架计划。
1996年5月23日,李泽钜正乘坐房车返回寿臣山道的住所。突然,张子强与同伙驾车出现,拦住了李泽钜的房车。一行人手持AK47与多支大黑星手枪对准了李泽钜和房车司机。李泽钜也懵了,你们不去抢金店来找我干什么?
张子强则逼着他下了房车,坐到了自己车上,随后命司机开着房车继续返回李家,告知李家李泽钜被绑架的消息。就这样,张子强团伙成功绑架了李泽钜。或许连张子强自己都没料到,这次行动竟如此顺利,他得意至极,竟抱着李泽钜的脑袋亲昵地拍了一下,随后命人剥去李泽钜的衣物,仅留下一条内裤,将其囚禁在新界粉岭区鹤薮村一处废弃的鸡场内。
张子强命同伙严加看管后,自己一个人腰缠炸弹去了李家。与此同时,另一边,李嘉诚听到司机传来的消息后,没有选择报警,在家里静静地等待张子强的到来。看到上门的张子强便问他要多少钱?
张子强说:“二十亿。”李嘉诚说:“现在银行取不出二十亿,最多只有十亿。您要的话,我去银行给你取,家里还有四千万,你可以先拿去。”张子强权衡利弊后表示同意,然而他对“四千万”这一数字心存忌讳,认为它与“死”谐音不吉利,因此只拿走了三千八百万现金便匆匆离去。后来在李嘉诚取完钱后给了张子强十亿。
张子强通过绑架李嘉诚之子,最终获得了10.38亿港元的赎金,这一数额不仅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也成为了他犯罪生涯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李嘉诚在给张子强赎金的时候,劝他拿钱买自己公司的股票,或者把钱存起来,够他花的了,趁现在远走高飞,洗心革面,当个好人是最好的选择。
而张子强的关注点并不在此,反而好奇地问李嘉诚:“你为什么这么冷静?”李嘉诚回:“因为这次是我错了。我们在香港知名度那么高,但是一点防备都没有。我要仔细检讨一下。”
在收到钱后,张子强亲自开车将李泽钜送到了铜锣湾的怡东酒店门口。李泽钜虽然身体没受到任何伤害,但精神上的创伤怕是得缓一阵子。
这次事件过后,李嘉诚吸取经验,把家人都给严加保护了起来。李泽钜共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除了大女儿李燕宁因在李泽钜绑架事件前诞生,其名字不幸被媒体公之于众,其余几位子女的姓名则如同秘密般被深藏,直至近年才缓缓揭开神秘面纱。
话再说回张子强,他非但未遵循李嘉诚的忠告携款潜逃,反而依旧嚣张跋扈,肆意挥霍巨额财富。他这次共分得了3.62亿,或许是这笔钱来得太快了,他花钱的速度也是飞快。有一次在澳门赌博就输了两千万,也有一说是输掉了一个亿。
总之,财富如同流水,自香港首富之手辗转至澳门首富之囊。他可能也意识到再这样继续下去不行,于是便再次给李嘉诚打电话,问他有什么是可以保险投资的。李嘉诚回答:“我只能教你做好人,其他的我不会。你只有一条大路——远走高飞,否则你的下场将是很可悲的。”
面对李嘉诚的二次劝告,张子强仍没放在心上,反而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绑架计划。
1997年9月29日下午,香港新鸿基大厦,郭炳湘开着宝马出了大厦,张子强团伙也同时出发。郭炳湘的车出了新鸿基大厦后,朝海滩道方向开去。在海滩道的一个拐弯处,郭炳湘的浅蓝色宝马车被前后夹住,张子强团伙跳出来,用武器将郭炳湘的车团团围住。郭炳湘被强行拖出车外,粗暴地塞进后面的面包车,并被绑上并封住了嘴。张子强团伙将郭炳湘囚禁在新界事先准备好的一个房间里。
张子强命郭炳湘给家里打电话要钱,郭炳湘不从。于是张子强等人开始对郭炳湘拳脚相加,最后还脱光他的衣服,让他蜷缩在一个小木箱里,每天给他喂叉烧饭和清水。就这么一直过了四天,在被绑架期间,郭炳湘向妻子李天颖求助,要求准备六亿港元的赎金。
李嘉诚一时之间无法筹集到张子强要求的二十亿港元赎金,经过多次讨价还价,最终双方同意将赎金定为10.38亿港元。在拿到赎金后,也不知是对这个金额不满意,还是最初郭炳湘不合作的缘故,张子强并没有第一时间释放郭炳湘,而是等到了第二天才将他释放。
这次被绑架对郭炳湘而言,是噩梦般的遭遇,他也因此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经过了一年的治疗后才逐渐康复。
这两起案件也使得当时的香港富豪们人人自危,安保公司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警方也对张子强团伙恨之入骨,可由于当事人及其家属都没有报警,他们也只得对着张子强等人干瞪眼。
张子强在这次绑架案中分得了三亿元的巨额财富,然而,他并未能守住这份不义之财,一部分用于购置豪车豪宅,而更多的,则是如流水般消逝在了澳门赌场的灯红酒绿之中。或许是因为总是输的缘故,张子强打起了澳门赌王何鸿燊的主意。
就在绑架郭炳湘的第二个月,也就是1997年10月,张子强带领同伙准备对何鸿燊下手。但由于计划走漏了风声,澳门警方早已有了准备,所以最终张子强紧急终止了这个计划。
接着他转移了目标,准备继续在香港干一票大的。他通过陈智浩联系上了一个叫钱汉寿的人,给他说自己想要购买大量炸药,并让自己的小弟刘鼎勋负责跟他对接,先后转给钱汉寿了15万至10万。
钱汉寿立即返回老家广东汕尾,非法购买了818.483公斤的炸药、2000支雷管以及750米导火索,并用40个泡沫箱分装伪装成海鲜。在1998年1月7日,钱汉寿又托人将这批炸药非法运到了香港。
早已在此等待的刘鼎勋接收了这批炸药,并于次日同张子强团伙的其余人一起将炸药运到了流水乡大窝村95号。这一过程中,他们意外被巡逻的警察发现。警察们虽然不知道张子强等人在干些什么事,但他们知道一定不是什么好事。
1998年1月17日清晨,香港警方在特定的码头密切监视,基于对张子强一伙长时间的侦查和信息搜集,警方掌握了该团伙计划从内地走私大量炸药到香港的确切时间和地点。在行动中,警方查封了该地点,并成功抓获了三名张子强的小弟。本以为收获颇丰,没想到打开那些箱子后,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收获颇丰,同时也让他们感到一阵阵后怕。
据专家评估,这批超过800公斤的炸药,一旦集中引爆,其威力足以摧毁一座高达十几层的大厦。幸好将这即将到来的惨剧扼杀在了摇篮里。
张子强以及团伙的其余人得知炸弹被警方发现后,知道完蛋了,于是四散而逃。张子强选择逃回广东,想以此来逃脱香港警方的追捕。可他不知道的是,广东警方也在盯着他们这些人,并在暗中布下了严密的包围网。
仅短短几天后,1月25日,张子强及其团伙二号人物、军师胡济舒在江门外海大桥被捕。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张子强团伙的其余三十几名成员也相继落网。
同年8月26日凌晨,香港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向张子强妻子罗艳芳下发法庭限制资产令,冻结其大部分资产,并逮捕15名关联人士及部分亲戚。
随后,罗艳芳委托律师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取消限制令,并释放抓捕人员。同年11月4日,法庭正式撤销限制资产令,被拘押的15名跟张子强有关的人以及部分亲戚也被释放。罗艳芳还获得了警方支付的惩罚性堂费赔偿。
后来,她将所有资产变现,带着两个孩子与张子强的母亲邓细妹离开了香港。有人说罗艳芳带走了二十亿,有人说罗艳芳去了泰国,但这些消息真真假假扑朔迷离。
1998年11月12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以张子强为首的43人犯罪集团进行了审判,其中张子强、陈智浩、马尚忠、梁辉、钱汉寿五名主犯被判处死刑。本来他以为他能跟当初在香港一样玩弄司法,可听到判决结果后直接傻眼——张子强、陈智浩、马尚忠、梁辉、钱汉寿5人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余38名罪犯也都被依法论罪。
连同张子强在内的29名被告不服,当即提出上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刑事案件一般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张子强律师认为所有犯罪行为都发生在香港,侵犯的是香港居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因此主张应由香港法院管辖。然而,根据法律,如果存在特殊情况,例如被告人在居住地民愤大或影响大,或可能判处缓刑需要由居住地监督改造等,案件也可能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并且张子强还举报了多名同伙的罪行,有立功表现,应当从轻处罚。
广东省高级法院接诉后,迅速组建合议庭并一致裁定:虽犯罪地在香港,但犯罪筹备工作均在内地完成,且所用枪支炸药亦由内地非法购得并走私至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内地法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1998年12月5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张子强等人上诉,维持原判,死刑判决未变。
宣判后,张子强、陈智浩、马尚忠、梁辉、钱汉寿5人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不知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会不会想到当年李嘉诚的二次劝告。但或许他早已做出了回答——在落网后,他接受采访时说过一句话:“要钱做什么?有钱当然要享受啊。”可多少钱算有钱呢?
彼时在香港,张子强的母亲面对媒体采访时,则给出了一个不同的回答:“是嗜赌如命导致了张子强的下场。所以不管有多少钱,只要有这个恶习在,张子强永远不会满足,结果都是一样的。”
由于张子强团伙其余成员涉案性质及金额都大不相同,加之服刑地也有所不同,所以出狱时间也是有的早有的晚。
2008年,张子强团伙的二号人物、喜欢读兵书的军师胡济舒提前出狱。此前,他被判了15年有期徒刑。出狱后的他,非但未改邪归正,反而暗中编织起一张运毒的罪恶之网,将境外可卡因引入深圳作为跳板,再将其销往更远的地方,这种行为犹如在刀尖上舔血,而他对此却浑然不觉。
2009年,他在香港召集了三名比他更早出狱的前张子强团伙成员以及五名香港黑社会后,听说“揭阳仔”黄某松以前就是专门干走私的,有一条比他这个更成熟且安全的走私运输线,于是带着团伙找到了黄某松,开始了合作——胡济舒出钱买货,黄某松出人运货。
仅2009年上半年,胡济舒就与黄某松合作了两次,共走私可卡因、冰毒60.6千克。胡济舒也很谨慎,每次黄某松等人运货时,他就会带着手下跑回香港避风头,等货运完后再重返内地,自以为可以瞒天过海。
殊不知这是在掩耳盗铃。深圳市公安局刑侦局早已盯上了他,并成立了专案组。有意思的是,专案组中的多名刑警就是当初抓捕张子强团伙的骨干力量。
2010年4月6日,历经9个月,胡济舒团伙被一网打尽,缴获毒品约63.1公斤,其中可卡因55.8公斤、氯胺酮(也就是K粉)1.2公斤、冰毒6.1公斤。按当时的黑市价,一公斤可卡因售价为五十万元。
胡济舒被捕后惊讶发现,来抓捕的刑警中不乏熟面孔,他苦笑:‘又见面了,但这次恐怕是永别了。’
2011年3月10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胡济舒因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胡济舒不服,并提出上诉。2012年9月14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胡济舒的上诉申请,维持原判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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