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 46 年的一个清晨,西汉都城长安,前将军萧望之的府邸里一片肃杀。
当宦官捧着汉元帝的 “赐死” 诏书和一壶毒酒走进庭院时,这位年过六旬的老臣呆立良久。
他望着皇宫的方向,眼中满是绝望与不甘,最终对身旁的门生叹息道:
“我曾辅佐先帝、教导当今陛下,如今却要被宦官诬陷而死,这不仅是我的耻辱,更是大汉的悲哀!” 说罢,他端起毒酒,一饮而尽。
消息传到皇宫,汉元帝刘奭(shì)当场崩溃,抱着萧望之的遗体痛哭不止:“我不该听弘恭、石显的话,害死了我的仲父啊!” 可再多的悔恨,也换不回这位名臣的性命。
萧望之,这位历经四朝、被誉为 “儒家脊梁” 的重臣,为何会从汉元帝最敬重的 “仲父”,沦为被迫自杀的 “罪臣”?
萧望之出身山东兰陵的儒学世家,早年拜《齐诗》大家后苍为师,满腹经纶却不愿走 “权贵举荐” 的捷径,而是靠着 “射策”一步步从基层做起。
汉武帝晚年,外戚霍光以 “大司马大将军” 的身份辅政,历经汉昭帝、汉废帝、汉宣帝三朝,权倾朝野。
当时的官员见了霍光,无不卑躬屈膝,唯独萧望之例外。
公元前 73 年,萧望之因才华被举荐给霍光,可他却当众批评霍光 “手握重兵、把持朝政,不符合君臣之道”。
霍光何等霸道,当即把萧望之打发到地方,让他去做 “郡国上计”—— 一个负责核对地方财政收支的苦差,故意刁难他。
有人劝萧望之 “服软”,可他却坚持:“为官者当守正道,若为了仕途阿谀权贵,与奸佞何异?”
就这样,他在地方辗转十余年,始终坚守儒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理想,直到汉宣帝即位后,才因政绩突出被召回长安。
汉宣帝刘询是西汉少有的 “务实皇帝”,他深知霍光专权的危害,却也明白 “霸王道杂之”(才能治国。
而萧望之的 “纯儒” 理念,既让汉宣帝欣赏其操守,又担心其过于理想化。
不过,萧望之的刚正和学识,还是让汉宣帝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 —— 让他担任太子刘奭的老师。
彼时的太子刘奭,从小体弱多病,性格软弱,却对儒学极为痴迷。
萧望之的到来,不仅为他讲授《论语》《尚书》,更教他 “民为邦本”“抑制外戚” 的治国之道。
刘奭对这位老师敬重有加,私下里称他为 “仲父”(仅次于父亲的长辈),甚至多次对人说:“将来我即位,必以仲父为辅,推行儒家仁政。”
汉宣帝晚年,为了给太子铺路,特意任命萧望之为 “前将军”,与外戚史高、儒臣周堪共同担任 “托孤大臣”。
他曾私下对萧望之说:“太子仁厚,却缺乏主见,外戚与宦官势力渐长,未来朝堂的稳定,全靠你了。”
萧望之含泪答应,却没料到,汉宣帝的这句嘱托,竟成了他日后的 “催命符”。
公元前 49 年,汉宣帝驾崩,太子刘奭即位,是为汉元帝。
萧望之作为 “辅政大臣”,本想大展拳脚,推行儒家治国理念,可他很快发现,朝堂早已被两股势力盘踞 —— 外戚史高和宦官弘恭、石显。
史高是汉宣帝皇后史良娣的兄长,也就是汉元帝的 “舅公”。
汉宣帝时期,史氏家族因 “外戚身份” 鸡犬升天,史高更是凭借 “托孤大臣” 的身份,垄断了朝堂的人事任免权。
他任人唯亲,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尚书台、御史台等关键部门,甚至公开收受贿赂,连地方官员的升迁都要向他 “进贡”。
萧望之看不下去,多次在朝堂上弹劾史高,可汉元帝只是打圆场:“仲父与舅公都是辅政大臣,当以国事为重,莫要争执。”
如果说史高是 “明面上的敌人”,那宦官弘恭、石显就是 “暗地里的毒蛇”。
汉元帝即位后,因身体不好,懒得处理繁琐的政务,便把中书省的权力全部交给弘恭、石显。
久而久之,两人竟成了 “皇帝的代言人”,萧望之对宦官干政深恶痛绝,自然免不了和对方产生矛盾。
后来弘恭、石显与史高的联手,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一步步将萧望之推向死亡深渊......
萧望之死了,可他的悲剧,远不止 “个人命运的不幸”,萧望之的死,让外戚和宦官更加肆无忌惮。
公元 8 年,外戚王莽称帝,建立 “新朝”,西汉灭亡。
而这一切的伏笔,早在萧望之被迫自杀的那一刻,就已经埋下 —— 当儒臣的脊梁被打断,当皇权沦为外戚和宦官的工具,这个曾经强大的王朝,注定会走向灭亡。
山东兰陵萧望之墓前,荒草掩没的不仅是三朝老臣的忠骨,更是一个帝国走向深渊时发出的第一声碎裂之音。
当鸩酒浸透史册,我们看到的岂止是一位贤臣的悲剧?
那是所有失去制衡的权力,必然走向的黑暗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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