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庐山会议后,作为曾经在志愿军工作上有交集的邓华、洪学智受到牵连,从而离开大军区级正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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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华调去四川副省长,洪学智调去吉林省农机厅厅长。
对于职务的高低,还是军队的去留,洪学智并没有显得很难过,相比之下邓华更有不舍,一开始要求到军事院校学习,不被允许后,将过去的军装染色继续穿着。
洪学智曾经在回忆里写道:降职安排国共内战,心里很坦然,也不觉得有多懊丧,只要有工作干就可以了。
他之所以能如此这般心胸,也算是过来人,因为在战争年代也经历过这样那样的运动,也都说是很快得到纠偏,恢复职务和工作。不过,这次似乎超出预期实际。
1931年,他在红四方军经历过“A B团”“改组派”,他所在的团刚经历一场仗,团长、政治处主任,都被扣上这样的名字,他所在的连对“A B团”是什么都不知道,连长被抓,排长被调走。这让他思想想不通,实际上不少干部因此而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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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虽然没有直接波及到他,可对此印象深刻,在短短几个月里部队各级指挥员都换了,他也被提拔为副连长。
真正让他有所感触的是,三大红军会师后,四方面军一部分高级干部到红军大学学习,期间得知西路军失利的消息,这时候张国焘错误路线被批,红军大学布置批判,结果四方面军的干部受到不明不白排挤,大家想不通,吵得很激烈,被扣上土匪、军费的帽子。许世友听后气得不行,刘世模还轻生,结果重伤住进医院。
许世友说了一些气话,有人向红大政治部报告,很快采取措施,把四方面军的干部抓起来,包括洪学智在内,最终许世友、洪学智、刘世模,洪学智、王建安倍判1年半到6个月不等。这是他第一次被扣上那么大罪名“企图组织逃跑未遂”。
抗战爆发后,他还被隔离审查,后来中央首长来看他们,对他们的生活待遇等各方进行了解,又问想不想出去工作,大家都表示愿意,因此有人上前线了许世友、王建安,有人留后方,洪学智留在抗大学习、工作。对此,也表示对他们进行平反。
在此后的整风运动,以及其他运动中,发现问题都能够及时纠偏,给当事人公道处理。这也是洪学智不担心的所在。因为事情对与错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或许他没有想到,这次的平反并没有像以往那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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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林工作时,从省农机厅厅长改为重工业厅厅长。随着大运动深入,也看到一些情况的发生,自己再次受到冲击到农场劳动。
1977年随着十一大顺利召开,他带领单位的人出来庆祝游行,被告知可以重返北京工作,并被任命国防工业办主任,负责常规武器的迭代。1980年,第二次担任总后勤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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