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河之畔，弦歌南开

▲天津南开大学 图源：视觉中国

成立于1919年的南开大学，最初的几年一直分用南开中学的校舍。校长张伯苓决定新建一座独立的大学部，校址选在八里台。1923年，新校舍初具规模。秀山堂、第一宿舍、教职员宿舍皆已竣工。

选址八里台，张伯苓看重的也是其地之清幽。学校就建在纵横交错的溪流湖塘之间。当时的南开，没有围墙，没有篱笆。门前一条小河，坐小船可直达青龙潭（现在的水上公园）。最重要的路，是大中路，笔直向西。路面用明砂铺成，日光之下微微泛红。大中路两旁，芦塘绿柳，小桥流水，南北通达。教师或学生，雇一条小船，可以到达校内任何地方。到了1928年底，木斋图书馆也已落成。水乡风光，配上雅致的建筑，新建的南开已是白河之南的园林胜景。

▲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 图源：图虫创意

张伯苓看重八里台的清幽，他希望他的教员和学生在这个清幽的地方观察时代，研究时代，改变时代。

这一年，来自浙江的陈省身已经三年级，正跟着姜立夫研习数学。他的好友吴大猷，正师从饶毓泰研习物理。南开的学生剧团公演了易卜生的名剧《娜拉》。还在念中学的男生万家宝扮演娜拉。他的戏剧引路人，是张伯苓的胞弟张彭春。一年之后，张彭春赴美，行前给他留下一套英文版的《易卜生全集》。再后来，万家宝成了《日出》、《雷雨》的作者，笔名曹禺。他跟易卜生一样，用戏剧研究社会问题。

这一年，南开的师资也进入鼎盛时期。数学有姜立夫，物理有饶毓泰，经济有何廉，历史有蒋廷黻，政治有萧公权……教授们研究学问，更用学问热切地参与时代。

这一年，经济学家何廉创办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地点就在八里台百树村的教工休息室。图书、打字机都由私人提供，启动资金也以何廉留学美国的工读节余为主。经济所同仁在《大公报》上开辟专栏，定期发布中国重要经济与金融数据。这就是著名的“南开指数”。当时的报纸说，这是中国“破天荒”的第一个经济指数。

这一年，张伯苓率领东北研究会赴东北调查。他有一个信念：“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险。”他认为，研究东北，便是研究日本：“国人欲愿与之抗衡，必先明了其经营之内幕不可。”

南开的教授们也有休闲时光。百树村十号，是教员俱乐部。晚饭后，教授们聚在那里喝咖啡、聊天，或做各种游戏。政治思想史家萧公权已经到南开两年了。他最喜欢的游戏是象棋。每晚限定一个钟头，兴尽而返。对弈结束，蒋廷黻还要回家继续研究，萧公权则要加紧备课。蒋廷黻当时的研究题目，是到南开附近的八里台村调查村史，了解河北逃荒农民在城市郊区聚落成村的变迁轨迹。萧公权要在课堂上阐明从封建到专制再到民主的政治大势。

▲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主楼 图源：视觉中国

南开大学的前身，是南开暑期学校。当时的课程表里，有一门《国语文学小史》，主讲人是胡适。另外一门《中等以上作文教授法》，主讲人是梁启超。这是仅有的表明主讲者的两门课，可见校方之重视。

梁启超和胡适，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最有声望的学术领袖。他们观点不同，却都有引领风气的智与勇。用科学方法重新审视本国历史，是他们共同的兴趣所在。

梁启超的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最初即是在南开授课的讲义。书的主旨，是要借鉴西洋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胡适的历史观念，要比梁启超更具颠覆性。他所谓的“国语文学史”，实则就是白话文学史。他最有名的观点是：中国文学史分为两条路，文言是死路，白话是生路；人间一切都在进化之中，白话代表着文学的进化方向；因此，要打倒僵死的落后的旧文学，开拓白话新文学。

这既是一套政治主张，又是一套历史方法。作为政治主张，胡适以文学进化为依据掀起白话文运动，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写作语言。作为历史方法，胡适用活文学、死文学的对垒重新讲述传统。

1928年，胡适以他的文学进化论为依据，出版了《白话文学史》。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他在京津沪的高校反复宣讲，几乎成了青年学子看待文学传统的标准指南。

▲天津梁启超故居 图源：视觉中国

整个二十年代，胡适经常往来于京津。到天津，主要是到南开，讲他的文学史。他的行程，日记里有详细记录。

1928年前后，胡适来南开的次数明显少了。他的文学进化论，曾是红极一时的新思想，此时似乎稍显陈旧了。南开的学生，正在接受更大胆更新潮的教育。这几年常驻南开的国文教授，是范文澜。范文澜开设的课程里，有一门《史观的中国文学》。正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重新解释传统。

不管信服哪位教授，南开的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是对逝去传统的痛心疾首、嬉笑怒骂。

1937年，日军轰炸南开大学，三分之二校舍被毁。

▲天津夜景 摄影：于嘉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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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任红 周伊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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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编：周伊萌

校对：段海英

审核：柳向阳

来源：《中国三峡》杂志 2015年第12期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