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2025年9月1日，台湾艺人炎亚纶对14名网友提起的名誉权诉讼，被台北地方法院正式驳回，全案确定不得抗告。 这已是他在此事上的第三次司法失败，此前检方已两次拒绝起诉这些网友。 法院明确认定，网友基于其已公开的司法判决和事实进行的批评，属于“可受公评之事”的合理评论，并未逾越界限。 作为公众人物，炎亚纶对舆论监督负有更高的容忍义务。
2023年6月，当时网红耀乐公开发文指控炎亚纶，称两人在2017年交往期间，当时自己年仅16岁，遭炎亚纶拍摄私密视频且视频后来外流。
耀乐还指控了未经同意的性侵犯行为。 此事件迅速引发广泛关注，炎亚纶的形象随之崩塌。针对耀乐的指控，士林地检署展开了调查。他们查出，炎亚纶在2017年间认识当时未满18岁的被害人，明知其未成年，仍在住处用手机拍摄与少年的私密视频，并传给了另外两人。
检方最终依《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制条例》中的“制造少年性交行为电子信号罪”和“意图散布而持有少年性影像罪”对炎亚纶提起公诉。 但性侵部分因证据不足未获起诉。
2024年5月30日，士林地方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炎亚纶被判处应执行有期徒刑7个月，可易科罚金，缓刑3年。 法院在判决中考量了炎亚纶坦承罪行，并与被害人于2024年3月11日达成和解，且履行了部分和解款项。
2024年7月2日，此案上诉期限截止。 由于检方仅对同案被告、一名陈姓男子提起上诉，而未对炎亚纶部分提起上诉，意味着炎亚纶获判的缓刑得以确定。
案件判决后，部分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对炎亚纶发表了批评性言论，内容包括“为什么偷拍”、“怕大家忘记，这家伙是性侵犯”等。
炎亚纶认为这些言论损害了其名誉，于是在2025年1月对14名网友提起了加重诽谤告诉。
然而，台北地检署最初即以“犯罪嫌疑不足”为由对网友作出了不起诉处分。 炎亚纶声请再议后，遭台湾高检署驳回。 他继而向法院提出自诉。
2025年9月1日，台北地方法院驳回了炎亚纶的自诉申请，全案确定不得抗告。 法院在判决中指出，网友的评论是基于已公开的司法事实，例如炎亚纶因拍摄、持有少年性影像被判刑7个月缓刑3年，以及其曾在受害人记者会中公开道歉等行为。 检察官还补充说明，炎亚纶在记者会中强行闯入道歉、无视受害人崩溃的表现，加剧了公众的负面观感。
法院认为，网友的批评属于公共议题的合理评论范畴，并未虚构事实，因此不构成诽谤。 判决书强调，炎亚纶作为公众人物，对舆论监督负有更高的容忍义务。
除了对14名网友的诉讼，炎亚纶另因5名网友指控其“私生活混乱”、“投资项目欺诈”等提起了名誉权诉讼，索赔总额超过200万元。
台北地方法院于2025年8月30日左右对这些案件作出了判决，驳回了炎亚纶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在这些案件的判决书中指出，炎亚纶未能举证网友的爆料为“恶意捏造”。 相反，网友提供的项目查处文件、聊天记录等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显示爆料基本属实。 关于“私生活混乱”的指控，法院认定网友引用的是炎亚纶过往公开采访中的争议言论，属于公众人物应容忍的合理评论范畴。
法院在这些判决中再次强调了公众人物的容忍义务，指出若仅因负面评价即认定侵权，将不当限制公众监督权。
炎亚纶的系列诉讼败诉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 多数网友支持法院的判决，认为公众人物应当接受监督，并调侃炎亚纶“告人告到翻车”。 也有部分声音对网络言论暴力表示担忧。
法律界人士指出，此类判决强化了公众人物对舆论监督的更高容忍度，特别是在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等公共利益问题时，公共利益往往优先于个人名誉。 在名誉权诉讼中，原告需承担证明被告“捏造事实、主观恶意、实际损害”的举证责任，公众人物由于其身份特性，在此类诉讼中败诉率较高。
回溯性影像风波本身，检方最终的认定是性行为与拍摄均未违反当事人意愿，因此仅依《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制条例》起诉其制造、持有及传播少年性影像罪。
尽管诉讼失利，炎亚纶在司法判决后曾尝试复出。 2024年8月，他声称自己已有稳定恋情。 2025年6月，他在台湾举办了脱口秀《炎上 炎亚纶》，并将其称为“复出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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