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军队干部转入地方工作。相比之下,黄火青转入地方更早一些,在土地革命时期担任过红9军团政治部主任,抗战时期党校秘书长。解放战争时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职。
平津战役后,天津成立军管会,黄克诚担任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火青担任副书记。四野主力南下中南时,黄克诚调去湖南工作,黄敬主持天津工作,他担任市长。1952年,黄敬调离后,黄火青担任书记兼市长。
1958年,天津与河北合并后,准备让他担任河北省第二书记,可最终改为辽宁省第一书记,此后主政辽宁长达9年。天津是北方的重要工业城市,主要解决工人生产问题,而辽宁无论是人口还是地域都很大,不仅仅要管工业,农业问题也是刻不容缓的,因为这时候公社化,放卫星定指标时期。
实际上,黄火青虽然在辽宁工作9年,实际上也即是6年多,到1965年因身体不适进京手术,开始长时期休养。虽然没有被免职,可上级让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和辽宁省第二书记黄欧东抓具体工作。他先在北京几个月后,回沈阳休养。可不断有人找上门来汇报工作,听至少。他表示不要找自己,如今自己赋闲养病,不能拍板做主。
没多久,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而至,一开始受到冲击不大,因为不在位置上。后来形势的变化让其始料未及,当时上级将各省第一书记集中到北京保护起来,他觉得自己没事就没去,可后来受到冲击后找宋任穷坐上飞机到京,住在招待所,直到1969年全国备战,在京的无职老干部被就疏散外地。
黄火青被安排回辽宁,对他的行程安排也是保密的,先到沈阳站后,又向本溪走,然后翻过山到小市,又过山到朝阳寺侦察连驻地住下。
从行动上来说是被限制监护起来的,没有让其回家与亲人团聚。生活上给予60元生活费,吃细粮。他的活动范围可以在屋子里,也可以在院子里,相比一些老干部被监护在几平米的房间,他算是很自由。
住下后,他认为自己还可以发挥作用,能找个工作干干。给军区司令陈锡联写信,也说过自己在工作中有很多不足,希望帮自己把问题搞清楚。可是信发出去后,一直没有消息。可能他还多想了,觉得大家可能都避之不及。后来才知道,他给亲人以及其他人的信都被扣下来,发不出去。
后来,又让他搬家,给安排团级干部宿舍,但行动还是不自由。
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四年时间,生活很有规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为没事只能是开荒种地,练习书法,看书看报。他所在的地方归64军管辖,军领导对他也不错,要什么基本是也能保障。
1975年因身体不适,而去沈阳治病,后来在上级领导的过问下,为何不让出来工作,被拟定为市委书记,后改为省革委会副主任,因为没有写“任命”,而是写“同意”,最终没有同意去。因为其他人都是“任命”,只有自己是“同意”。
后来,再次去北京一直赋闲到1978年,上级恢复最高检,担任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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