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暴走、互相推责，日本畸形的体制怎样一步步结出恶果？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沙青青】

80年前的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结束。但这个宣告过程并不平稳有序——就在前一天，日本国内还酝酿了一场风波。

1945年8月14日，日本东京，在皇居外的政治中枢发生了一次未遂政变。一批激进的日本军人在得知天皇和日本政府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他们还想把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虽然日本国内已被美军轰战得七零八落，废墟一片，但美军尚未攻入日本本土，还可以“本土决战”。于是14日深夜，这群激进的少壮派军官企图挟持军政要人，指挥调动近卫师团部队，推翻政府已经做出的无条件投降决策。

当然，这场政变没有成功。8月15日早上，天皇裕仁醒来后才得知昨夜发生了这样一场骚动。

电影《日本最长的一天》2015年版刻画的“宫城事件”

这起事件被称为“宫城事件”。20世纪60年代，日本著名文史作家半藤一利将此写成了一本很有名的著作《日本最长的一天》，刻画了战争末期日本社会的癫狂氛围。这本书很快被改编成电影，主演是著名演员三船敏郎。到了2015年，也就是日本战败70周年时，又翻拍了新版，主演是役所广司。这本书及两部电影为后世提供了一个观察战末日本的视角。

三船敏郎和役所广司在片中饰演的是日本末代陆军大臣阿南惟几。阿南惟几曾参加侵华战争，打过第二次和第三次长沙会战。由于日本战败后接受政治改革，不再允许拥有军队，只有自卫队，也就没有陆军大臣这一职务，阿南惟几就成了最后一任。

阿南惟几是日本宣布投降后少数几位立即自杀的陆军高层军官之一。东条英机曾试图开枪自杀，但未能成功；阿南惟几则是切腹自杀，且拒绝下属协助介错，自己用短刀砍向颈部动脉，过程极其血腥，在两部电影中都有表现。顺便一提，阿南惟几的第六个儿子阿南惟茂，曾在2001年至2006年间担任日本驻华大使。

资料图：阿南惟几

回顾这个历史插曲，是想提醒，即便侵略战争已进入投降阶段，日本国内还在经历如此激烈的反复。这种失败前的癫狂愚昧，又恰好印证了这个国家、民族是如何一步步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的。

而硬币的另一面则是，与德意不同，为什么日本似乎没有一个主体来为这场侵略战争负总责？为什么战后80年，东亚社会始终无法对历史和解，曾遭受日本殖民压迫的民众仍在追寻一个郑重的道歉？

无条件投降背后的“条件”

1945年，日本方面在磋商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时，提出一个附加条件——不变更天皇的地位，即保留所谓的“国体”。盟军在答复日方提出的要求时用了一个比较暧昧的表述——“subject to”，也就是说虽然不变更天皇地位，但天皇的权力从属于盟军最高司令部。事后，日本内部还因为如何翻译和理解“subject to”这个表述而引发争议。

“宫城事件”的导火索，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这个原因。青年军官们认为，如果天皇权力从属于盟军最高司令部，意味着日本的国体变了，这个国家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因此必须要做最后的挣扎。他们甚至一度想攻进皇居“夺玉”——这是一个颇有历史意味的词，明治维新时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控制年仅12岁的明治天皇，哪一派能控制天皇，哪一派就能获得绝对的政治优势和大义名分。

此时日本已经挨了两颗原子弹，苏联也对日宣战，在毫无任何胜算的情况下，这批青年军官仍垂死挣扎。他们的职位都不高，大多是少尉、中尉级别，但他们能威胁中央政府的决策；哪怕已经决定投降，还可以发起政变。类似事情在日本近代史上也不罕见，大众比较熟悉的就是“二二六”。

1967年版《日本最长的一天》

这些人为什么能激起巨大能量？这要从日本近代政治体制、天皇的地位以及战前日本的“国体论”等意识形态说起。

尽管现在日本天皇是一个象征性的“虚位”，不参与政治性活动。但在日本历史上，一旦搞政变，总会诉诸天皇，希望得到天皇支持或控制天皇。这些日本军国主义军官在投降前最后一刻，仍坚持保留的“国体论”，就是天皇制国家的正当性。

这也呼应了当下人们的一个疑问：日本天皇到底要为战争负多大责任？天皇应不应该被追究责任，以及为什么没有被追究？

回顾二战史，日本走上对外侵略扩张道路，与德意法西斯道路有很大区别，无论是纳粹德国还是意大利，都能找到所谓的“罪魁祸首”——希特勒、墨索里尼，但在日本，同样的问题就变得模棱两可：一个跟希特勒、墨索里尼同等量级的战犯是谁？昭和天皇？东条英机？

东条英机，1941年担任首相，1944年7月被推翻下台；在他之前，近卫文麿担任首相，侵华战争在其任内一步步扩大，他是不是该负首要责任？1945年战败时，时任首相的铃木贯太郎推动日本“无条件投降”，但他肯定不是当时日本的第一权力话语人。

事实上二战期间，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在面对日本时会有一个疑惑：日本的第一权力话语人到底是谁，谁是我的谈判对手？

在日本走向对外战争的过程中，好像有很多人握着方向盘，有文官政府，首相、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外交大臣、内务大臣……，也有议会，参议院、众议院、枢密院，还可以是陆海军实际负责人，等等。方向盘上有很多双手，但很多时候分不清到底是谁在真正操控，最终导致车子“暴走”。

1943-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场的局势越来越糟，所有人都知道这场战争无法维系下去，但所有人都不知道刹车在哪、也不知道司机是谁。它跟德意不同：希特勒自杀了，整个纳粹体制就崩溃了，墨索里尼被处决，法西斯意大利也覆灭了；但东条英机下台了，战争还在继续。

所以在日本出现了诡异的局面：似乎找不到一个核心首犯，但所有人都是从犯。借用日本学者丸山真男的话就是“无责任体系”，这套体系体现在方方面面，上至大政方针，下至日常决策。

那么，是真的没有战争第一责任人，还是藏在背后？理论上，根据明治宪法的规定，天皇是国家权力的拥有者，是陆海军统帅，所以天皇应该是第一责任人。

但从幕末走向明治维新，天皇被推上了日本统一的核心，同时为了塑造其绝对权威、不让他犯错，就把他“精心包装”起来——用一个立宪君主的外壳，装一个绝对君主的内核。天皇拥有一切权力，但不主动运用权力，而是交由下面的高级官员去执行；如果做成了，是天皇的功劳，但如果办砸了，下面这些人就是替罪羊。

《终战诏书》 维基百科

“无责任体系”

我们可以简单分两个层面来认知日本的侵略战争，第一个是宏观层面，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对中国、朝鲜半岛的基本国策是扩张，这是大趋势；第二是微观层面，到底采用什么具体策略、仗该怎么打，日本内部并没有一套明确作战计划，颇有些走一步算一步的意思。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内部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趁机扩大对华侵略，投入更多部队，另一种则认为当下应守住中国东北，也就是伪满洲地区，不宜在关内扩大战事。

当时反对扩大战事的代表之一是石原莞尔。他是九一八事变的始作俑者之一，一手策划伪满洲国的诞生；到了1937年他身居日本总参谋部高位，却主张守住中国东北，不要进一步扩大对华战争。

此时，讽刺的一幕就发生了。石原莞尔的部下武藤章反驳他，为什么反对我们扩大战争？我们现在做的事跟你在1931年做的事有什么区别吗？为什么你在1931年可以做，我们现在就不能做？

一个月以后，淞沪会战（1937年）时，日本大本营征召松井石根前往上海作战，出发前首相近卫文麿问他打算打到哪里为止，松井石根的回答很模糊，他说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打到南京去。换言之，这些前线作战计划并没有在日本内阁商议过。

可见，军政之间是极其脱节、且互不负责的状态。更糟糕的是，军队内部、各部门之间为了自身利益、争夺资源而内斗，这种畸形关系不仅出现在上层，也弥漫至中层、下层。

明治维新后，日本学习西方法律体制和政治体制，建立了近代官僚制度，慢慢地出现了“科长治国”现象。有些人实权不高，但控制着关键部门的重要岗位，成了国家的实际管理者。

比如，陆军省作战部的作战科，一个小科室，能量非常大，因为具体作战计划主要由这批中层领导来拟定。武藤章、石原莞尔等人都是从这些基层部门爬上来的，晋升路线非常清晰。而历史悠久的武家传统深刻影响着日本社会，实权高于名分。

此外，明治维新制度改革的关键之处，是日本首相对军队没有管辖权。日本历史上有七百多年的时间，天皇不掌权，军人掌权。为了防止这种局面重现，伊藤博文等人在起草明治宪法时就提出所有军队不听命文官政府，而是直接听命于天皇，天皇是日本陆海军总统帅。

这样一来，文官政府和陆海军就成为并列机构，但隐患也就此埋下。

举例而言，东条英机担任首相时，兼现役陆军大将，但他不能参加大本营会议，因为首相作为文官是没有资格参加大本营会议的；如果要参加，就必须兼任陆军大臣，但陆军大臣可以参会、没有表决权；如果想要有表决权，还要再兼任陆军参谋本部长。

另一个例子是近卫文麿，在其首先任内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化，但他同时向蒋介石政府抛出橄榄枝诱降，也曾期望通过纳粹德国的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他甚至还做了一些比军方更激进的行动试图结束战争。

典型事件是1938年后，近卫文麿发表一则声明，称日本帝国政府不再以蒋介石政权作为交涉对象，换言之不再承认蒋介石政权的合法性，扶持傀儡政权汪精卫政府。这在事后被认为是失败的策略，因为这样一来战争就更没有解决的可能性了。但近卫文麿对此的自辩是，希望能把战争主导权从军方那里抢过来。

资料图：近卫文麿

这种“内卷”不仅体现在军方跟政府之间，也反映在军方内部、军种之间。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袭击前，对于到底要不要对美开战，陆海军的矛盾非常大。陆军若要发动对美作战，必须依靠海军为主力，需要海军去袭击珍珠港，同时把陆军部署到东南亚各地。当时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陆军高层的想法是，日本打美国是没有把握的，只要海军表示没有足够力量去打这场战争，那就打不起来。但海军的想法是，我们要跟陆军争资源，怎么能示弱？所以肯定不会明说这场战争不能打，只能说如果你们陆军要打，我们海军就奉陪到底。

陆海军之间既想相互推责，指望由对方承担挑起战端的政治责任，但又都不想后退示弱，从而丧失自己在国内的政治资本。而这些具体言辞中，又笼罩着一层日本文化独有的暧昧拧巴，最终导致“暴走”。

以上种种看起来匪夷所思、荒唐至极，但放在那个畸形的军政体制之下似乎又有一定合理性。日本战前的这套制度设计，本质上造成高层分裂、军政分离，同时内部山头林立，相互斗争。各方为了争夺战争和政治主导权开始比赛谁更积极、谁更疯狂，整个国家越来越失控，走向万劫不复之路，却无人为此负总责。

“民族切腹”

约瑟夫·格鲁，曾在1932-1942年担任美国驻日大使，亲眼目睹并经历了日本从1930年代初的对华战争一步步走向太平洋战争。1941年珍珠港事变爆发后，他被日方扣押，1942年才返回美国。

格鲁在自己的日记《使日十年》中把日本的这套体制称为“民族切腹”，战争一定会走向这个地步，因为他们不愿面对此前犯下的种种错误。

资料图：约瑟夫·格鲁

1941年偷袭珍珠港前，近卫文麿通过格鲁传话给罗斯福，想跟他见面，亲自跟他进行最后的和平协商。但事实上，这只是近卫文麿的一厢情愿，不代表日本政府的立场。

而且，以近卫文麿当时所处的政治位置，也无法给出与之相应的承诺，罗斯福作为美国总统，可以拍板是战是和，但近卫文麿没有这个资格和能力去做这些决策。甚至在七七事变后，近卫文麿找了个中间人宫崎龙介（宫崎滔天之子）去南京找蒋介石谈，结果宫崎龙介都在神户上船了，还被陆军宪兵逮回去，因为陆军不愿和谈。

近卫文麿下台后，东条英机接任首相。昭和天皇后来被问及“为什么要选择陆军大将来担任首相，这岂不是鼓励军部的激进举动吗”，他的辩解是，只有军人才能压住军人，选择东条英机做首相，可以利用他在军队的威望来压制军队的反对意见。

在偷袭珍珠港之前的最后一刻，罗斯福给日本政府拍过一份电报，外务大臣松冈洋右把电报拿给东条英机，问他要不要回应。当时山本五十六的机动部队已经停在夏威夷外面，马上就要发起进攻，东条英机用了一个极不负责的说辞，大意是反正飞机马上就要起飞，我也管不了；你作为外务大臣，有必要直接入宫觐见天皇。

这种不干不脆、模棱两可的状态也出现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波茨坦公告》发布后，美国明确向日本表示，如果你们再不投降，我们就要投入大规模新型武器了。时任首相的铃木贯太郎虽然希望推动日本政府投降，但在对外发布政策时，他用了一个日语单词，汉字写作“默杀”，日语中可以理解为无视。

这个词翻译成英文后，美方就问了一个问题：是reject，还是ignore？反对还是忽略？后来美国人把它理解为“reject”，原子弹就丢出去了。可以说，暧昧的表述直接造成了政治上的恶果。

前现代社会，狂飙后的不适

1895年甲午战争胜利，对日本来说，某种意义上验证了明治维新的成功。但如果把明治维新放到更长的历史坐标去衡量，会发现这是一场急促的转型。明治维新时期的这批元老，在他们的幼年时代可能还是接受阳明学儒家教育，但30岁左右迎来“黑船来航”的西方文化冲击，到了壮年时代日本已经高喊“脱亚入欧”，几乎在一代人之内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四十年的时间，日本从一个远东边陲的前现代岛国，一跃成为自认有资格加入帝国主义游戏的现代国家。

这种切换带来的冲击异常剧烈，当他们带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和习惯像初生牛犊般冲进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时代，毋庸置疑，与之伴随的副作用也会非常强烈。

在日本社会的小团体文化中，人一定要挂靠在某个共同体中，才能在社会上生存，一旦脱离了团体，就像浮萍一样，失去安身立命之本。不管是政治家、民众，似乎都被一些东西拉扯着，丧失了独立人格，他们把个人价值寄托在更大的价值上，而这个最大的价值就是所谓的国体。一旦国体不在，日本这个国家、民族就相当于消亡了，所以投降前青年军官们要为此誓死一搏。这种在外界看来很离谱抽象的东西，却像宗教一样隐匿地滋生在日本社会的角角落落。

日本作为一个后发国家，社会的保守性很强，需要借用传统来维持政治统一，其间产生的巨大张力则通过外部释放，比如对外战争，以此推动国家近代化发展。这种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上的不协调，导致了国家的“暴走”和近代化的失败。

反省战争

这一套体制和思维模式一直影响至今，现在日本人对那段历史的认知，也非常混乱。大致可以分成几类。

绝大部分日本人的战争记忆是笼统的，他们会说战争非常悲惨，所以要和平不要战争，但他们不会细分战争的是与非，也不去明辨加害者和被害者的身份，他们会说日本人受苦，但没有想过被侵略者遭受更大的苦难。

还有一些是偏左翼的历史观，尤其是战后六七十年代，日本社会左翼思潮兴盛，他们抱持着更加反省的态度来面对战争；有些人也会呼吁道歉，强调和解。当时出现了一批左翼文艺工作者，著名导演山本萨夫曾拍过《战争与人》三部曲，展示的是偏左翼的视角。

再者就是如今为我们大力批判和揭露的右翼史观，美化歌颂战争。如果仔细剖析右翼史观，会发现很多吊诡之处。例如，他们认为战后日本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归根结底来自于战败；如果继续维持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就不会有现在的日本；正是因为1945年迎来了战败，整个社会体制经过一定改造，才创造了现在和平的日本。

这种右翼史观在回溯历史时，会跳过或美化、乃至否认对外侵略战争这部分事实，把明治以来日本近代化过程全部赋予合法性。但如前文所述，正是因为明治维新近代化存在的巨大缺陷，才导致日本走上军国主义法西斯化道路，最终在1945年接受败局。

还有一类右翼史观则认为，所谓的“大东亚战争”是要从欧美白人殖民者手中解放亚洲，是要破除欧美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是黄种人争取独立自由的战争。但罔顾了自己在用与欧美帝国主义相同的手段摧残亚洲人民。

1945年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场景的照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关于战争记忆，随着更多资料的披露与完善，逐渐拼凑出更真实、丰富的历史，但它会也被裹挟进现实世界，为当下政治所利用。

以原子弹爆炸为例，日本社会的战争记忆长期被原爆记忆主导，突出自己作为被害者的叙事基调。这些年来，受进步主义思潮的影响，世界范围内也有一批人在反思美国对日本扔原子弹。确实日本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遭受两颗原子弹轰炸的地方，但是放在战争的情境下、站在被侵略者和参战盟军的立场，这两颗原子弹挨得冤吗？并不冤。

况且，美国也可以自我辩护，美方已做出提前警告，但日方拒绝了。美国在选择原子弹投放地的时候也有一些考虑，首先最好是日本重要军工基地，而广岛当时被称为“军都”，也是航运重地。

1894年日本对清朝发动甲午战争，明治天皇把大本营从东京迁到广岛，作为前敌指挥部，进攻旅顺、威海的部队都是从广岛集结出发的。从1895年起，广岛就成为了日本的军事重镇。在战争末期，东京、大阪、名古屋等重要城市已遭到美军大规模轰炸，但广岛尚未经受，所以美国选择此地投放原子弹，从军事价值和检验原子弹威力来说，这是合适的地点。

最近在日本战败投降80周年的时间点，日本共同社发表了一篇访谈，看后有些感慨，想在此分享出来，作为本文结尾，也作为我们为什么要纪念这场战争的一个注解。

访谈的主角是一位95岁的日本老人，名叫冈田黎子。战争爆发时，她是一名中学生。

她回忆称，广岛附近有很多小岛，日本军方就在这些岛上生产化学武器。战争期间，她作为被征召的一名学生，被派到岛上去生产化学武器。军方要求他们严格保密，在岛上看到的、所做的一切事情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己家人。

这些军工厂生产出来的化学武器炮弹，有很多被用在中国战场，还把一些则被挂在高空气球上释放出去飘向美国，当时大概飘放了几千个高空气球——虽然战果不大，但仍造成了一些影响。

这位老人事后才知道自己亲手制造的这些化学武器曾被用在中国、也被丢到美国，造成当地民众的伤亡。

广岛原子弹爆炸后，冈田黎子又被派到城区做救护工作，但没有任何保护，她后来也被日本政府认定为原爆受害人。对此她表示，虽然我自己是原爆受害者之一，但我非常清楚自己在这段时间所做的这些加害别国的事情——参与制造了化学武器。最后，她说：应该认识到我们自己对战争的加害责任，对此要直面反省，道歉和补偿才能促进友好与和平。

沙青青：《暴走军国》，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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