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周总理扣押毛主席最高指令，逝世后才被发觉，众人感动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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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8日这一天，鞠躬尽瘁的周恩来同志，永远地闭上了他那双疲惫不堪的眼睛。

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强忍着万分悲痛，打开了总理办公室的大门，整理他的遗物。

总理的个人物品十分简单，只有一只陈旧的搪瓷茶杯，和一副磨损严重的眼镜。

然而，办公桌左侧一个抽屉却被死死锁住，大家纷纷猜测里面有重要的遗物。

随着锁匠师傅到来，谜底被揭晓：

抽屉里除了一张委任状外，空无一物。

这份委任状是毛主席于1974年亲笔签发的，但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份委任状的主人并不是周总理。

显然，总理是冒着“得罪”毛主席的风险，故意扣下了这张委任状。

究竟周总理如此反常的举动，“针对”的是哪一位同志呢？

战火中的革命伴侣

其实，那张委任状，与邓颖超同志有着莫大的关系。

1919年9月，一个名为“草厂庵天津学生联合会办公室”的特殊机构正式宣告成立。

翌年一月，该机构出版了他们的第一本期刊，名为《觉悟》，于是后人在论及这个机构时，冠以“觉悟社”的大名。

觉悟社由周恩来担任主编，宗旨就是继承“五四精神”，研讨新思潮。

这个机构最别具一格的特点便是社员之间不以真实姓名示人，而以代号相称。

如周恩来为“伍豪”，谐音五号。

“伍豪”周恩来

而他们中的一号人物，便是代号“逸豪”的女中豪杰邓颖超。

“逸豪”邓颖超

邓颖超祖籍河南光山，出生于广西南宁。

她的母亲杨振德靠行医和教书为生，难能可贵的是其母具有前沿的思想，十分支持女儿投身革命。

1919年，年仅15岁的邓颖超来到天津求学。

很快，五四运动的思潮席卷全国，天津成为青年学生感受文化思潮的前沿阵地。

邓颖超顺势而为，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衔者，她经常在街头发表公开演讲，号召全体学生坚持爱国主张。

在聆听演讲的人群中，就有一双浓眉大眼注意到了这个热情洋溢的小姑娘。

周恩来在这一年结识了邓颖超，此后二人都在天津的学生会中工作，虽然职责不同，但是有着共同的信仰，配合起来十分默契。

邓颖超与周恩来合影

没过多久，他们就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著名的“觉悟社”，继续研究新潮思想，尤其是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研究与探索。

1921年，周恩来赴法国留学，自此与邓颖超第一次短暂分别，不过期间二人保持着书信往来。

只是此时虽然双方彼此有好感，但是谁都没有点破这一层窗户纸。

在异国他乡的周总理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他把自己的学习的感悟和思考中的困惑，全部都倾斜在的笔端，寄给了邓颖超。

邓颖超则在回信中不断安慰着周总理，并鼓励他锐意进取，早日学成归国。

这种默契的陪伴令二人的灵魂突破了空间的桎梏，得以升华成为一种名为“爱情”的情愫。

有一天，邓颖超惊喜地收到了来自法国的明信片。

明信片的正面是一幅油画，画着两位德国革命家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他们既是夫妻，亦是革命伴侣！

而更令邓颖超心绪难平的是在明信片的背面，周恩来写了这么一句话：

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邓颖超被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她在给周恩来的回信中写道：

我们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

1924年秋，一声汽笛划破了万里海疆的宁静，周恩来学成归国随即南下，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开始将自己的所学所思付诸实践。

周恩来

邓颖超此时也紧紧追随周总理的脚步，随后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

1925年8月8人，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完婚。

周恩来与邓颖超合影

由于时局艰难，二人并没有举办婚宴，只是象征性地摆了两桌，但是他们的感情却光耀了半个世纪。

两度流产的心酸往事

婚后二人的生活并没有普通人那样平静温馨，由于选择了革命事业，因此周总理与邓颖超长期处在聚少离多的现状。

但是因为彼此信仰的坚定，他们的感情随着岁月的沉淀而更加稳固。

然而，在邓颖超的心中，始终对周总理抱有一个巨大的亏欠，那就是没有给周总理留下血脉。

邓颖超知道周总理十分喜欢孩子，因此也渴望为总理生下爱情的结晶。

事实上，邓颖超有过两次怀孕，可惜的是都没能顺利诞下孩子。

邓颖超第一次怀孕是在婚后不久，当时总理受命前往汕头组织军队，开展第一次北伐运动。

当邓颖超得知自己怀孕的消息后又惊又喜，她自然是希望能够顺利地生下这个孩子。

可是转念一想自己和周总理都在为革命事业奔波，如果此时生下孩子一定会成为丈夫的羁绊，也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

于是邓颖超在没有和周总理商量的情况下，一狠心上街买了一包堕胎药吃了下去。

这成为她一生中最为后悔的一件事。

堕胎药把孩子带走了，也令邓颖超疼得死去活来。

后来周总理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他十分心疼邓颖超的身体，也十分惋惜这个孩子。

邓颖超晚年回忆称，她一辈子都没见过总理发这么大的火。

好在流产后的第二年，邓颖超再次怀孕，这一次邓颖超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当时周总理正奉命前往上海组建中央特科，所以无法照顾到邓颖超。

于是，母亲杨振德女士承担起照顾女儿的重任。

1927年4月，邓颖超感到腹痛难忍，她明白自己即将临盆。

杨振德七手八脚把女儿送到了医院，这一次谁都不敢再大意。

然而，一段时间过后，医生告诉杨振德，邓颖超难产了，里头正在全力抢救，要做好心理准备。

医生不得已用钳子把孩子夹了出来，结果钳子损伤了孩子的头部，最终这个可怜的男婴没有抢救过来。

邓颖超得知情况后泪水夺眶而出，随即昏死在了产房内。

就这样，邓颖超失去了和周总理的第二个孩子。

没多久，邓颖超就拖着病体继续工作，她不知道的是，她的身体已经亮起了红灯，一个更大的噩耗在等着她！

彼时蒋介石正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周总理命悬一线，又惊闻妻子流产的消息，内心的痛苦可见一斑。

此时，总理秘密电报给邓颖超，让她调理好身体后就转移来上海，自己好亲自照顾、安慰她。

邓颖超来到上海后，周总理立即安排她到福民医院进行身体调理。

医生经过细致地检查后告诉周总理，由于邓颖超两次流产都没有得到及时的调养，加之常年奔波精神紧张，已经彻底失去了成为母亲的权利。

邓颖超为此哭得死去活来，总理却抱着她不断安慰对方，总理表示没关系，以后全中国的孩子都是自己的孩子。

工作与生活的界限

经历两次流产的风波后，夫妻二人迅速调整了状态，开始全身心投入到各自的工作中。

总理有一个与邓颖超约定好的重要原则，那就是生活上互相关心，工作中互不干涉。

长征期间，周总理和邓颖超既是夫妻，又是战友。

他们一个负责大部队的指挥，一个负责领导女干部，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

可是由于长征路途的条件过于艰苦，二人在半途上就不约而同病倒了。

邓颖超早年曾有肺结核的病史，到了草地上风吹日晒身子越来越差劲。

有一次，她所骑着的马儿突然受惊发狂，把邓颖超从马背上直接甩了下来，邓颖超重重地摔在了沼泽里。

众人把她救起来后，当夜她就开始发烧拉肚子，身体变得十分虚弱。

与此同时，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也病倒了，没日没夜地发高烧。

起初总理还能带病工作，没几天就因高烧陷入了昏迷。

彭德怀紧急下令让陈赓和萧劲光组建一支担架队，抬着总理走，陈赓亲任担架队队长，无论如何要把总理安全带出草地。

邓颖超得知周总理因高烧屡次昏迷，内心十分焦急，无奈自己也发着高烧，根本无力去探视。

在这种情况下，她认为周总理更需要特效药，所以把部队里唯一一支剩下的退烧针留给了自己的丈夫，而她自己则是咬紧牙关硬生生挺了过来。

后来总理再次见到邓颖超时几乎都快认不出来彼此，因而二人都瘦脱了相。

生活中二人肝胆相照，但工作上却泾渭分明。

由于总理掌握的机密实在太多，关系到的人和事错综复杂，因此凡事都需要高度保密，即便是自己的妻子，总理也一视同仁，不应该透露的消息半个字也不会向邓颖超讲。

同样，邓颖超十分理解丈夫的工作，从来不会主动打听涉及工作的事情，即便是自己在开展工作中遇到了难题，也不会找总理开后门走捷径，往往自己想办法找同伴一起解决困难。

1927年7月，总理告诉邓颖超自己要出差一趟，组织上需要他去办点小事，邓颖超没有多问一句，默默替总理打点行装。

直到八月，邓颖超才从报纸上得知，自己丈夫这次所谓的出差，居然是去领导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

后来，周恩来成为中央特科最高领导人，大量机密都最终汇总到总理耳朵里，对此邓颖超从不打听，只要总理会客谈工作，她就会主动退出去，并且把房门关好。

即便是建国后，周总理兼任外交部长需要经常外出访问，邓颖超也从来没有跟随总理出国访问。

因为当时国家经费紧张，总理认为能省则省，邓颖超也十分支持这个主张。

正是夫妻二人秉持的这种默契，令总理能够放开手脚忙活事业，为革命的最终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做出杰出的贡献。

遗物无言诉衷肠

邓颖超所承受的委屈，不只是上述提到的内容，更有一点，是常人难以感同身受的。

民主人士张治中就曾开玩笑说总理：

“你这个周公，凡事都周到，偏偏对待邓大姐不周啊。”

张治中的言外之意便是总理生前不让邓颖超在政府担任要职，这个原则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总理便公开提出。

建国之初，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后来政务院改名为国务院，周恩来便开始着手组建新中国的首届内阁班子。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凭借邓颖超同志的工作能力，以及为革命作出的牺牲与贡献，完全有资格在政务院担任要职。

但是总理第一个就表示反对：

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那么邓颖超同志就不能到政府任职。

不少人提议，请邓颖超同志担任新中国第一届卫生部长，但最终总理还是选择请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女士出任这一职位。

认定工资等级时，周总理主动把邓颖超的工资等级降两等。

1959年国庆十周年阅兵，总理再次把邓颖超的名字，从天安门城楼上的观礼嘉宾名单中划去。

党内不少老同志都十分欣赏邓颖超的才干，纷纷为其鸣不平，认为总理看待这个问题太过严苛。

并且以“外举不避贤，内举不避亲”来试图说服总理，但周总理对此从不做回应，依旧恪守这一原则。

周总理知道，中国社会十分看重裙带关系，即便邓颖超凭借资历和威望完全能够胜任要职，可是别人的第一反应仍然会说她是总理的夫人。

一旦自己开了这个先后河，下面的人只会变本加厉地败坏风气，最终动摇党的执政根基。

因此，唯有让邓颖超同志作出牺牲，才能真正做到“大公无私”。

总理生前，邓颖超只在团体中担任职务，从未在政府中担任要职。

但是这丝毫没有打击邓颖超同志的拳拳报国之心，她无论身处在何种岗位上，都默默支持着总理，都在默默奉献自己的力量。

1974年，全国人大进行第四次换届，张春桥提命邓颖超同志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一职，在场代表欢声雷动。

病中休养的毛主席闻讯十分高兴，亲自签署了委任状，让周总理去落实。

然而，当总理看到委任状后顿感不妥，他知道这是毛主席和代表们的一番好意，但是这样做违背了他恪守了二十多年的原则。

于是，当时已经确诊绝症的总理选择将其锁在了抽屉里，准备作为遗物留给邓颖超。

等到抽屉再次打开时，人们才了解到了这样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起初这件遗物还遭人议论，但当众人得知来龙去脉后，纷纷为总理的高尚人格所打动。

周总理去世后，邓颖超同志化悲愤为力量，正式履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此后又担任了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一职，为祖国的发展奋斗终生。

邓颖超的一生中，有整整73年的时间为革命奔走，她不仅是周总理的知心人，更是总理身后伟大的一盏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