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酱酒文明史》节选：抗战大后方

初旭

岁月悠悠，四季轮回，近百年的距离，所有的日子梳拢就能挽起白发三千丈；近百年的时光，弹指一挥间，江山已改红颜已老，生死两茫茫……

百年前的神州大地，山河破碎，哀鸿遍野，卢沟桥畔有豺狼在嚎叫。抗日战场的烽火燃到贵州的独山，云南的保山，重庆的巫山……四川告急，贵州告急，重庆告急……

川南黔北作为抗战的大后方，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也曾在这一带肆意践踏，泸州城惨遭空袭，合江城惨遭空袭，赤水河曾激起愤怒的浪花，到处火光冲天，母哭儿啼，泸州钟鼓楼的警报一次次地拉响……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虽然川南黔北地区没有遭受抗日战争的直接威胁，但当地人民的抗日热情从未熄灭，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从未停止……

1937 年 7 月抗战开始，遵义地区先后有约 15 万人应征入伍。以遵义籍官兵为主的参战部队主要有国民革命军 102 师、103 师、121 师、8师、新编第八师等。遵义籍官兵参加的著名战斗（战役）主要有淞沪会战、万家岭之战、徐州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四次长沙保卫战，南京保卫战、台儿庄战役、砀山战役、松山战役、忻口战役等。他们顽强抗击入侵日军，立下战功，许多遵义儿女为保卫国土而英勇献身。据不完全统计，当时遵义县、桐梓县、正安县、凤冈县、务川县、道真县、仁怀县、赤水县等八县在抗日战场上共阵亡一千四百余人，还有更多战士因姓名不可考证而长眠疆场。102 师原有贵州籍官兵近万人，历经百战，兵员虽不时补充，但士兵绝大部分战死沙场。抗战胜利时，102 全师官兵仅剩五百余人。

据史料记载，参加过抗日斗争的遵义籍中共著名人士有：韩念龙，现仁怀市中枢镇人，1935 年入党，抗战中曾参加抗日游击队，后任新四军一师三旅九团政治部主任，新四军苏浙军区三纵政治部主任等职；雍文涛，现汇川区板桥镇人，1935 年在上海入党，抗战中曾任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以及周林（现仁怀市中枢镇人）、陈沂（现遵义县人）、秦川（现赤水市人）等等。他们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从事军事、文化等工作，英勇打击日军、伪军，为抗战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八路军中牺牲的遵义籍烈士有：佘福谦、张宗启、胡畏、胡正文、彭镇贤等。在国民革命军里的遵义籍将士有：陈铁，现遵义县西坪人，国民革命军八十五师师长，所率国民革命军 85 师参加太原保卫战，重创日军。刘眉生，现遵义县南白镇人，国民革命军 8 师 510 团上校团长，在参加太原保卫战忻口战役中，两次负伤仍坚守阵地，历时 15 天，给骄横凶残的日军板垣师团以重创。刘眉生遭日军炮击英勇牺牲，后被追认为陆军少将。柏宪章，国民革命军 102 师 304 团团长。在徐州保卫战中，与土肥原师团遭遇激战，为保卫并抢运弹药而壮烈牺牲。新中国成立后，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被定为“抗日革命烈士”，并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1944 年 2 月 遵义地区知识青年 200 多人入伍参加青年远征军，应募赴缅甸，抗击日本侵略军，在异国他乡谱写了一曲可歌可颂的抗日凯歌。

抗日战争初期，尤其是皖南事变以前，在全国抗日救亡斗争日益在高涨的形势下，遵义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蓬勃发展，领导遵义人民采取各种形式开展活动，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抗战期间，中共遵义县委先后向延安和有关抗日根据地输送或转移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三十多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身民族解放战争，有的牺牲在抗日疆场，绝大多数后来成为党的领导骨干。其他各县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以学校为主阵地，团结带领进步师生，在城乡广泛开展传阅进步书籍、进行抗日宣传、教唱抗战歌曲、捐献、义卖、劳军等活动。

在赤水河畔的中枢、茅台、二合等地，由女党员带头组织部分妇女缝围腰、绣枕套、织线带、做鞋袜、扎树枝花、自制糕点，广为推销，多方集资，支援抗战。抗日战争期间迁来遵义、湄潭办学的国立浙江大学，爱国抗日民主运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他们依靠学生自治会和各学生社团，开展了反“总考”斗争、劳军运动、倡议筹组全国学联等一系列抗日救亡、反独裁、争民主的爱国运动。抗日救亡运动在赤水河畔风起云涌，如火如荼。

1945 年 8 月 15 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遵义、仁怀等地，当地人民游行庆祝至深夜。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的消息传到黔北地区，遵义县政府于体育场召开抗战胜利庆祝大会，并于晚间举行火炬游行，队伍长达数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胜利的喜悦。

近百年前，在全民抗战、国共合作的背景下，西南大后方的泸州人民在民族危亡的最关键时刻，不畏艰难、同仇敌忾、奋勇拼搏，尤其是在中共泸州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更是在长江岸边、赤水河畔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就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泸州先后接纳了转移到后方的许多单位，如在合江的第五保育院，在纳溪的化学兵总队，在高坝的 23 兵工厂，在叙永的西南联大等，用宽广的胸怀，接纳了外地单位，和他们一道共度时艰。

1938 年初，滇缅公路——川滇公路大通道动工，这条被称作“生命线”公路的建设，共有近十万名泸州籍民工参与，泸州主要负责隆昌至叙永赤水河段共 275 千米道路的建设，占川滇公路总长的三分之一。泸州的老百姓以一锄一镐、肩挑背扛、餐风饮露的方式，日夜奋战，历时 8 个月，几乎是“用手抠出了”一条抗战公路。滇缅公路——川滇公路全线贯通后，成为抗战中后期接受国际援助和华侨捐献物资的唯一陆运通道。

这一条关系国家危亡的川滇公路的修筑，贵州人民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生命线”北起四川隆昌，经泸州、叙永，跨川黔交界之赤水河进入毕节，再折西南向趋赫章、威宁，经过威宁所辖杉木箐南下云南宣威，止于沾益区天生桥，全长 726 公里。毕节北面毗邻四川，西部接壤云南，故历史上曾有“于滇为咽喉，于蜀为门户”和“川滇通衢”之称。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要冲，这条国际通道的延伸线，自然绕不过毕节。川滇公路在它腹地穿越的里程简称“赤杉段”，即从赤水河至威宁杉木箐线段，全长 359 公里，占川滇线总里程的 50﹪。这条抗战生命线的修筑，使得毕节这片古夜郎疆土，在大后方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作出特殊贡献。

继滇缅公路紧张施工之后，川滇公路的修筑也如火如荼地展开。1938 年 2 月，国民政府命令川滇黔三省火速修路，限 10 月底完工。除严令“违限以军法论处”外，国民政府还悲壮地动员道：“……为国家至急至急，关系存亡之重大建设，当前外患窘迫，国家以征役派款于人民，人民冒死扶伤，以应国家之征缮，上下交困，何等迫切……”因总工程量一半在贵州毕节，1938 年 3 月初，贵州省政府成立了“川滇公路赤威总段工程处”，初令省公路局局长宋麟休兼代总段长，即速上马；随后又任命省车务总段段长莘禄钟为总段长，李达为副总段长。下设 5个分段工程处，措办复测施工事宜。

路线从赤水河畔逶迤起伏，穿行于崇山峻岭、沟壑交错的山区，高差甚大。自赤水河谷逐步上升，到毕节海拔已抬升千米，继而再起伏攀升，经赫章翻越威宁最高峰段，海拔达 2800 米，然后缓降而行，过威宁而沿丛峰入滇。赤水河至毕节较多地段属另测新线外，毕节至威宁大体上沿古驿道修筑。按勘测线段，国民政府对公路的技术指标规定为：路基一般宽为 9 米，特殊地段 7.5 米，最大纵坡 5%，特殊地段为 8﹪，长度限 200 米，平曲线最小半径 15 米，特殊之处可用 10 米，路面宽 5 米，桥梁一律为永久式，载重 15 吨。这是一条没有报酬而只有奉献的道路。按《贵州修筑川滇公路赤威段实施办法》和《赶修川滇公路赤威段紧急办法》规定：征用工人数由省决定，县按数征用。普通工程以县为单位，划段包干完成。其征工人数由县决定。特殊工程由总段负责，统限 1938 年 10 月 15 日全线通车。各县及总段所担负的工程责任于国民政府验收后方能解除。

为保证工期进度，成立督工处。以省建设厅为主，第四区（毕节）专员协同办理九县工务考核，并权宜处理工地一切问题。总段派人指导民工工作，半月检查一次，各县完成的工程不得少于 1/6。各县承办民工粮食采办，必要时准备借用公仓积谷，秋收后归还。毕（节）、威（宁）、大（定）三县公仓积谷全数开放，由毕节专署统购供应民工。民工在筑路中的工伤抚恤少得可怜，县筑路委员会管理的费用规定（按人民币折算）：工伤致残的给予补助 30 元；工伤死亡的给予补助50 元，埋葬费 15 元；医药费按每千米 20 元包干使用。工具费规定：一般工具由民工自带，特殊工具由公家供给。全线公路及整个施工期间，没有工资报酬，只有少之又少的奖金——土方 0.05 元/立方米，石夯方 0.1 元/立方米，路面石料 0.5 元/立方米，路面铺压 100 元/千米。

对逃工、误工的惩罚也较为严厉，逃工、误工 1 日罚 2 日。形势紧迫，贵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紧急调集了赤水、仁怀、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织金、威宁、水城、郎岱（今六枝）9 县民工五万多人，浩浩荡荡地赶赴各段工地，于 4 月初正式动工。为保证工程进度，省政府另设“贵州省建设厅督修赤威段工程办公处”于毕节，由厅长叶纪元兼主任，亲临工地督修。同时，为保证川滇公路的工期与 抗战公路质量，省政府特令暂停定番（今惠水）至罗甸公路勘测施工，将技术力量集中到赤威段指导公路修筑。另外又征调贵阳等 5 个县市民工 1.4万人，参加赶修桥涵挡墙工程。时间过去了近百年，至今，川滇公路许多路段还在继续使用。

除了陆运通道，还有空中航线，泸州人更是功不可没。1941 年，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时期。日军切断了从越南、缅甸等地至中国的船舶、铁路和公路运输；苏联忙于卫国战争，致使经过新疆的进出口通道名存实亡。中国已无法进口战争所需的物资。泸州，地处川滇黔渝交界处，战略后方位置十分重要。

为了解决航运难题，1942 年 1 月 31 日，中美决定开辟印度东北阿萨姆邦至昆明、泸州、重庆的中印航线。1942 年 5 月，这条名为“驼峰”的航线正式开通，成为国际援助进入的空中通道。为了保障驼峰航线空运援华作战物资及时经水运、陆运到重庆，再运至华中抗战前线，国民政府决定在泸州修建蓝田机场。

蓝田机场建设一次性征地 1800 亩，共征用民工 7.5 万人，其建设速度非常惊人，仅用了 3 个月时间，堪称建设奇迹。蓝田机场投入使用后，物资不断运达泸州，再由泸州中转至重庆。作者初旭在泸州晚报工作期间，采写了长篇通讯《蓝田机场的前世今生》，先后采访了机场工程师黄汝光先生的女儿黄献真、女婿胡仲扬及亲自参战的老民工，谈起修筑机场的往事，更是饱含热泪，激情澎湃。蓝田机场的老跑道还在，废弃的机窝早已长满杂草，无声地诉说着那段悲壮苍凉的过往。

泸州长江边的蓝田坝，一面转运成千上万的士兵开赴抗日前线，一面接收前线回来的伤兵进行救治。与此同时，泸州儿女也积极地奔赴前线，为民族的存亡浴血奋战。泸州抗战将士于 1937 年 9 月，1938 年 4 月、7 月，1939 年 11 月乘船出川抗击日寇，先后参加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长沙会战。1942 年 3 月，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1943年、1945 年，又踊跃参加远征军，在滇缅战场，参与对日大反攻战役。

据《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中的统计，抗战期间，四川出川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的五分之一，阵亡 263，991 人，伤 356，267 人，失踪 26，025 人，共计六十四万余人，出川川军中泸州籍将士共计超过 13 万人，阵亡两千多人，涌现出了骆健郎、林相侯、袁治、舒汉璧、许邦宁等为国捐躯的英烈。

特别是在赤水河畔古蔺长大的骆健郎，青年时期，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启迪，积极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举办的各种抗敌雪耻救亡图存的宣传活动1928 年夏，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结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 88 师 528 团 3 营 2 连上尉连长，驻防沪杭线上。1932 年 2 月上旬，88 师进抵江湾镇北端至周巷无名河南岸防线，控制大场镇以北地区。苗行镇战役拉开后，日寇倾巢出动。骆建郎指挥连队坚守大场阵地，与敌人展开刀战。当与一日本中队长拼杀时，腹部被长刀刺入。骆建郎凭最后一息，将刺刀戳进敌人的胸膛，随即以身压倒敌酋，紧握刀柄不放。这时敌人机枪扫射，骆健郎身中六弹，壮烈捐躯。军部以骆建郎建有殊勋，追升为营长级衔，通令嘉奖，事迹见诸报端，忠骨葬于南京紫金山陵谷寺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墓。

1932 年 5 月，古蔺县各机关团体、学校、各界人士及广大群众为骆建郎举行追悼大会，挽联不计其数，内有张治中将军一联云：血溅淞江，千秋赢得英名在；猿啼巫峡，万古长为烈士悲。其妻舅挽联云：盛德孰如兄，一万里投笔从戎，竟自为国捐躯，蔺水相衡只独远；至亲唯有我，十余年通函达电，讯至沙场尽节，巫山遥葬我何依。国民政府为表彰骆建郎的抗日功绩，在烈士家乡田坝寨竖碑纪念，碑上镌刻“与子同仇”四字。古蔺县政府亦将田坝寨改名为彰德乡，家属每年按规定给以抚恤。骆建郎有 3 个女儿，新中国成立后均参加革命工作，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骆建郎为革命烈士，亲属享受现行烈士家属待遇。

如今，所有的征战都已经远去，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勇士扼守的关山，已风化成历史的碎片，所有的往事了无痕迹，这一切的一切，都被冲天的炮火装订成一部沉重的现代史书。赤水河两岸的川南黔北，早已不是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旧模样，而是交通发达，遍地酒香的如画江山。（标题为编者所加，图片来自于网络）

来源：2024年11月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中国酱酒文明史》（该书网络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