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数名开国元勋寻找“代号OX”，被找到后，他享18级待遇

新中国刚刚成立，多少名开国元勋都请求寻找一个人，找到对方之后，他更是享受了18级待遇。他就是牛宝正。

他身上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1930年，北平城刮着能割破人脸的北风。山东无棣县来的牛宝正裹紧了身上打满补丁的棉袄，站在草岚子胡同口搓了搓冻僵的手。胡同深处那座灰墙高筑的院子，就是他刚找到的新去处，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老百姓都叫它草岚子监狱。

“进去吧，高队长打过招呼了，以后你就在这儿当看守。”门口的老兵斜眼看了看他，把腰间的钥匙串晃得叮当响。牛宝正点点头，脚刚迈过门槛，就闻到一股霉味混着血腥味，让他忍不住皱了皱眉。

那会儿的牛宝正，刚在北平混了没几年年。27岁背井离乡时，他以为皇城根下遍地是活路，没成想扛过大包、拉过洋车，最后还是靠老乡托关系，才在这监狱里谋了个饭碗。

他文化不高，只念过两年私塾，可爹妈教的“做人得实在”，一直都刻在骨子里。

草岚子监狱的牢房跟牛宝正想的不一样。别处监狱里的犯人要么哭天抢地，要么蔫头耷脑，这儿的“政治犯”却透着股硬气。每天放风的时候，总能看见几个穿着囚服的人凑在一起，低声说着什么，眼神亮得很。

有回牛宝正值夜班，路过最里头的牢房，听见有人在哼歌。调子他不熟，可听着却不像蹲大牢的，倒像在田埂上干活的庄稼汉，累归累，心里有盼头。

他悄悄凑过去看，昏黄的油灯下，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正借着光在墙上写东西，手指冻得通红，笔是用铁钉磨的，墨像是烧过的棉花灰拌的水。

“你叫啥？”牛宝正忍不住问了句。那人抬头看他，眼神平和：“我叫杨献珍。”后来牛宝正才知道，这些人大多是共产党。狱警里的老兵油子总说：“这些共产党是犟驴，打死不认错。”

可牛宝正瞧着，他们说话算话，待人也客气，不像外头传的那么“凶神恶煞”。有次他给牢房送饭，一个瘦高个的年轻人没接，指着旁边发烧的人说：“先给安子文吧，他烧得厉害。”

1931年开春，牛宝正收到一封老家寄来的信。同屋的狱警念给他听，说他娘得了急病，郎中开了方子，可家里凑不齐药钱。牛宝正蹲在墙角，烟袋锅子抽得吧嗒响，心里跟猫抓似的。他一个月饷银并不多，除去自己嚼用，攒下的还不够抓几副药。

那天他巡逻到杨献珍的牢房，见对方正借着天窗透的光看书，犹豫了半天，终于憋出一句：“杨先生，能帮个忙不？”杨献珍见他红着眼圈，放下书问咋了。牛宝正把家信递过去，搓着手说：“我想给家回信，可我不会写字……”

杨献珍接过信念了一遍，没多问，拿起他递来的炭笔就写。写完又从枕头底下摸出个小布包，倒出点钱：“这点钱你先寄回去，不够再说。”牛宝正愣住了。犯人哪来的钱？他后来才知道，那是杨献珍从家里带进来的，本想留着应急。

他攥着钱和信，手都在抖：“这……这咋好意思？”“你娘治病要紧。”杨献珍笑了笑，“以后有啥难处，尽管说。”

没过几天，牛宝正收到家里回信，说他娘的病见好了。他提着一兜子家里刚收的粮食，硬塞给杨献珍：“家里寄来的，你尝尝。”

也就是从这天起，他巡逻时总爱往这些共产党人的牢房多瞅两眼，听他们聊“穷人咋能过上好日子”，听他们讲“外头的仗打得咋样了”。

杨献珍看出牛宝正心善，有天跟他说：“牛班长，能不能帮着买几本书？比如《新青年》啥的，我闷得慌。”

牛宝正知道这些是“禁书”，可想起那封信和那些钱，咬咬牙应了。第一次去东安市场买书，他把书裹在棉袄里，过城门时心都提到嗓子眼。回到监狱，他趁换班时把书塞给杨献珍，对方眼里的光，让他觉得这险冒得值。

后来狱中党支部开会，殷鉴说：“这个牛宝正是可塑之才，得争取过来。”杨献珍便常跟牛宝正聊天，给他讲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事，讲共产党是为穷人打仗的。牛宝正虽不全懂，可他认准一点：这些人说的，跟他心里想的“好日子”对上了。

为了方便联系，同志们给牛宝正起了个代号。有人说他姓牛，英文里“牛”是OX，就叫“OX”吧。牛宝正听着新鲜，也没多问，只知道这俩字母代表自己，代表着“自己人”。

他成了监狱里的“隐形桥梁”。每月探视日，外头来的“家属”会把情报塞在窝头里，他假装检查，悄悄换成干净的递进去；同志们写的密信，他让老婆借着去菜市场的由头，送到地下党的联络点。

有次他儿子小牛放学路过，还帮着捎过一张写着“货已备齐，可分批运”的纸条，后来才知道，那是说营救计划可以开始了。

1936年夏天，局势越来越紧。日本人都打到北平城外了，国民党还在忙着抓共产党。狱中党支部收到消息：北方局想让他们出去，可出去得登报“声明脱党”。

“这不是叛变吗？”有人急得团团转。杨献珍把这事告诉牛宝正，让他把大家的顾虑传出去。没过几天，牛宝正带来一张小纸条，上面是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意思：“登报是权宜之计，出去后还是党的人，组织信得过你们。”

为了让同志们安全出狱，牛宝正动了不少脑筋。他把该第一批放的人名字，偷偷写在释放名单的最前面；特务要去“盯梢”，他就故意指错方向：“刚看见往南走了，你们快去追！”

从9月到年底，安子文、薄一波、刘澜涛……一批批人走出草岚子监狱的大门。最后清点，一共61个。牛宝正站在门岗上，看着他们消失在胡同口，心里既踏实又发慌，他知道，这么多人突然出去，迟早会露馅。

果不其然，这年年底，牛宝正刚换完班，就被两个便衣堵在了门口，“跟我们走一趟，有人告你通共。”

审讯室里，狱警长叼着烟冷笑：“我早看你不对劲，那些共产党出去得那么顺，不是你捣鬼是谁？”鞭子、烙铁、电棍轮番上阵，牛宝正被打得浑身是血，可嘴里就一句话：“我不知道你们说啥。”

他心里清楚，自己招了，那61个人就危险了。有回特务把他老婆孩子绑来，逼他签字画押，他闭着眼说：“别为难我家人，要杀要剐冲我来。”

判决下来那天，他听狱警说“要枪毙”，反倒松了口气。可临刑前一天，一个穿黑大褂的人提审他，塞给他一套便衣：“跟我走，党组织来救你了。”

原来北平地下党买通了狱卒，趁着夜色把他塞进运尸车，送出了北平。他一路颠沛，回到山东老家，改名“牛存义”，靠摆小摊过日子。只是夜里总梦见草岚子胡同，梦见那些穿着囚服却眼神发亮的人。

1949年10月，天安门城楼上的声音传到山东无棣县时，牛宝正正在田里割稻子。他直起腰，听着广播里说“新中国成立了”，抹了把汗，咧开嘴笑了。

可没过多久，县里来人把他带走了，“你当过国民党狱警，得接受管制。”牛宝正没辩解，他知道说不清。直到1950年春天，两个穿干部服的人找到劳改队，问他：“你是不是草岚子监狱的牛宝正？是不是叫‘OX’？”

牛宝正愣了半天，眼泪突然就下来了。到了北京，杨献珍、安子文他们早等在车站。刘澜涛拉着他的手，眼圈通红:”牛班长，可算找到你了！”那天在中南海的饭桌上，薄一波亲自给他倒酒:”当年没有你，我们哪能活着看到新中国？”

后来组织安排他回草岚子监狱工作，当预审员，享受行政18级待遇。他穿着新发的制服，站在曾经看守的牢房前，恍如隔世。

1954年冬天，牛宝正走完了68年的人生路,但他的故事，一直都流传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