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最终爆发科学革命的，是欧洲，而不是阿拉伯

曾有读者问了我一个问题，：

小西，既然你所讲述的，欧洲从古典时代到文艺复兴、科学曾经出现过一次“断层”，欧洲人是通过翻译阿拉伯人转译的古典时代文献才继承了希腊罗马先贤们的思想的。

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偏偏是在丢过一次古典传统的西方起步的呢？为什么那些成功继承了古典时代智慧的中古文明，比如伊斯兰文明或古中国文明，反而没有成功萌发近代科学思想呢？

嗯，这的确是个很好的问题。在中国，比较著名的“李约瑟难题”问的其实也是这个意思。我之前听到的比较靠谱的解答，是古希腊罗马有较好的数学思想，当定量的数学思想与定性的“自然哲学”发生结合，近代科学就诞生了。

但这种解释，其实也回答不了一个问题——你可以说古代东方离着希腊远，没有受到希腊某些思想的“药引”的启发。但特别奇怪的是，中世纪的中东却不是这样。

伊斯兰文明的伍麦叶王朝在公元九世纪曾经掀起过一场声势浩大的“百年翻译运动”，不仅翻译了古希腊的大量思想典籍、还同时融合了古波斯、古印度等地的思想成果。从《至大论》到《金色格言》，从《理想国》到《法律篇》。阿拉伯文明几乎对古典时代（除中华文明外的）人类思想，做了一次集大成。

简单的说，就是近代启发西方的那些古典思想典籍，阿拉伯人全有，且早获得了好几百年。

但非常奇怪的是这种集大成，最终仅仅是集大成而已。

思想的汇聚，在9世纪的中东并没有像16世纪的意大利一样，完成一次“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型。中东文明随后反而因为这些知识的累砌，自满并固化了下去，直到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单纯的古典知识的堆积并不能积攒出一个近代思想革命的“核聚变”。欧洲人在那一次对知识的失而复得当中，一定发生了什么极为关键而又让我们不易察觉的质变。

这种质变，就好比后口动物在进化中先丧失了大部分神经、而后又重构了更加高效、适应两侧对称生活的脊索，从而进化为高等的脊椎动物一样。是通过重构完成了一场革命。

那么这场未经察觉的革命，究竟是怎样在被近代所鄙夷的欧洲中世纪悄然发生的呢？

我有些不确切的猜想，将它笼统的写在下面：

还是从昨天提到的古希腊（罗马）天文学家托勒密开始说起，如我昨天所讲述的，他并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那个阻碍伽利略认识宇宙的“反动学术权威”，而堪称“古典时代的哥白尼”。

但你要知道，托勒密这个“哥白尼”与后来真正的哥白尼、伽利略等人有个非常大的不同，那就是他虽然是伟大的天文学家，但他的主业却绝非天文学——他在世时，真正“正经的”、为人所铭记的职业其实是“占星术士”。

托勒密写过一本同样集古典占星学为大成的著作，叫《Tetrabiblos》（《四书》或翻译为《占星四书》）。这本书在占星学上的地位确实非常接近于儒学上的《四书》。你今天跟那种喜欢星座的妹子聊八卦，什么双鱼座喜欢幻想、狮子座有成功气质、金牛座讲求实际、射手座又怎样怎样之类的。这些说法最早其实全都是从这本《四书》来的。

想想游戏里，占星术士的装扮，是不是跟托勒密很像？像就对了。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么一本本应该很受星座迷喜欢占星学原典，反而没有中文译本。但我在大学时曾在上课中接触过一点该作的英文转译本。读过以后我觉得不翻译是对的。

因为以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人的眼光看来，托勒密这本《Tetrabiblos》写的比《聊斋》还《封神榜》——通篇看下来全是在扯淡。

英文版倒是可以买到。

比如不仅黄道十二宫的星座是有特定气质的，托勒密还会告诉你，太阳、月球、五大行星，都各自有自己的“气质”。他们的位置各自移入某个星座，又会预示着什么什么东西，把这些天象跟你的星座相位进行结合，又会怎样怎样……

看着托勒密连篇累牍，极其认真的在跟你探讨这些扯淡玩意儿，再想到他在《天文学大成》当中展现出的那种天才的理性与思辨时，你就会感觉到托勒密在占星术上耗费的时光，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蹉跎岁月。

如果这个人能够不花时间研究他那扯淡的占星术，而好好把他的天文学思想好好理一理，没准他就不是“古典时代的哥白尼”，而是真正的哥白尼了。

或者更确切的说，为了与他那套占星术理论完成逻辑自洽，托勒密理论的一个天花板。他为了自己的占星理论，也必须坚持地心说，否则日月和五大行星在黄道宫位中怎样移动，就不能算是一种有预言力的天象，而只是一种单纯的天文学现象了。

但是，我们也要体谅托勒密，请设身处地的为托勒密想一想。即便托勒密自己也知道作为其主业的占星学其实不过是一堆牵强附会、取象比类的胡扯，他真的能够抛弃占星术，彻底扑下身心去研究纯正的天文吗？

回答是——不可能。

因为古典社会，是不养“没用”的闲人的。

而古典世界的世界观里，占星术是“有用”的，天文学是“没用”的。

是的，在一个古典时代的老百姓眼中，占星术显然是“有用”的。因为它能够进行占卜，小到决定自己明天要不要出行、结婚、盖房子，大到决定自己的国家要不要与别国开战。问问占星学家，他们给你算算火星、太阳和黄道十二宫的相对位置，都能给你相应的解答。

可是天文学反而是没用的，如果像托勒密这样的天文学家，只研究天文而不研究占星，这就相当于一个“程序猿”，只了解一堆程序理论，而不会写程序，那老板要这种人有什么用呢？

所以生活在古典时代的托勒密们，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天文学知识与占星结合起来研究，并且将后者作为自己的主业。

这种错误的职业拼接，锁死了天文学的进一步发展的通路，导致其无法实现向近代科学的飞跃——即便托勒密会数学、引入定量计算，也依然没用。

而这种“托勒密困境”，其实也是所有古典时代学者的困境——他们在研究学问时，必须回答“求用”的问题。

因为每个知识分子都是活在自己的切实生活当中的，除非你是超级富二代（像柏拉图那样的），否则就必须回答自己研究的学问到底“有什么用”这个现实问题就将困扰你一生。但知识体系又是极为博大精深，像天文、医学、物理这些知识，要穷尽很多人毕生的经历才能研究出个所以然。而不可能一下子弄懂的，直达结论，“学以致用”。

所以很多古典自然哲学家们，都只能在一些粗浅、力所能及的观察之后，急于得出一个操之过急的理论，从而限制了自己及其后人的进一步思考。

这一点上，突出例子，就是古典时代的西方医学。

你看，希波克拉底、盖伦这些人，当然都是很聪明很勤奋的医生，盖伦更是解剖学的奠基人。我们可以想见，如果给盖伦一把解剖刀，让他想现代的医学生一样，先老老实实的研究透人体，然后再尝试得出一些医学结论，这些结论一定是更靠谱的。

可是问题是，盖伦遭遇的实践场景，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想象一下，一个病人在你面前正倒地在那儿抽抽了，你身为医生，就必须立刻做点什么，试着把他就活过来。这时候你哪有闲心思现去创立什么基因、细胞、解剖学啊。只能是什么放血啊、灌粪汁催吐啊，能直接来什么是什么。

而但凡其中有一样碰巧好使，医生就会基于这种碰巧奏效的疗法试着幻想出一套理论附会之。于是什么四素说、四体液论、血液潮动论之类的想法就都产生了。求用的干扰，让盖伦这辈子可能都没工夫停下来，把求用放在一边，先扎扎实实研究一点基础医学理论。

是的，“求用”思维导致的操之过急的错误职业、理论拼接，让古典时代所有文明有点近代科学萌芽的那些思想，最终遭遇了理论锁死。

这也就是为什么阿拉伯人虽然在百年翻译运动中继承了几乎全套的古希腊思想成果，却无法爆发近代科学革命的原因——学了托勒密全套天文知识的占星家，依然主业是占星家。锁死托勒密的求用困境，依然锁死着他们。一个文明当完全继承了古典文明的思想遗产时，也就同时继承了被“求用”思维锁死的“进化盲端”。

但当近代欧洲对古希腊的知识和思想完成了“失而复得”时，由于知识在这片土地上是被“清零重启”的，阴差阳错之间，事情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

比如那个继承托勒密、重新抬头对宇宙的开始思考的哥白尼，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非占星术士的天文学家。

当然，哥白尼也有主业，他是个教士，但基督教士恰恰是最反占星术的——比如像哥白尼这样受过正统神学训练的教士认为：这世间万物、一切运动都是上帝的安排，上帝的旨意有应该是写在圣经里，而不是天空中，人类不应该用占星术去妄自“揣摩上意”，否则就犯了被上帝所最厌弃的傲慢之罪。

毕竟哪个曹操会喜欢老算准自己下一步操作的杨修呢？

于是相比托勒密，哥白尼研究天文学时，就变得更加纯粹。教士的工资和对上帝的信仰，让哥白尼并不对急于“求用”，或者说，他即便要求，也是求的他心中的那个“大用”——

哥白尼觉得托勒密那种天空模型，让行星的轨道在本轮加均轮、均轮又加均轮的结构过于复杂。

上帝既然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他所创造的宇宙一定是简洁而优美的、可以被理解的，而不会刻意难为他的造物——人类。

于是他就试图用一种更简洁的模型去描述它，而这个模型，就是日心说。

有于是从托勒密到哥白尼，我们会发现西方在这一轮对天文学的失而复得中，其实并没有增添什么，而是丢掉了一种东西——那就是“求用”的思维。

而恰恰是这种丢弃，让西方完成了对科学革命的解锁。当牛顿写出他的万有引力定律，当拉瓦锡算出氧气的存在，他们其实都是并不负责解答自己的研究对人类有什么用的。

是的，“研究科学造福全人类”这种观念是很现代才有理念。而此前漫长的近代史上，欧洲知识分子们研究科学的正义性，，来自于他们认定：自然作为一种上帝的造物，其本身就是美的。因此研究它、探索它本身，就是在赞美上帝，所以科学研究不必“求用”也有天然的正义性。

这张理念上的护身符，不仅帮助西方科学摆脱了古典文明科技萌芽普遍“求用”的枷锁。也帮助科学躲过了“玩物丧志”“奇技淫巧”“别有用心”“华而不实”以及“饭都吃不饱，还琢磨这些破事儿，有啥用？”之类的指责。让科学可以持之以恒、规避取缔、不计成败利钝的进行长期的探索，最终迎来了科学的黎明。

所以说到这里，我觉得我把这问题解释清楚了：

为什么近代科学，恰恰是在对古典知识失而复得的欧洲率先爆发？因为，就像脊索动物重构神经系统一样。他们在这轮失而复得中丢掉了“求用”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