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党内多人支持邓公复出，汪东兴：那两把刷子比华同志差远了

1976年10月7日，那四个人被隔离审查的第二天，政治局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上进行了一系列新的人事任免，本是国务院总理的华同志被推举为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十届三中全会追认），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而同样在行动中立有大功劳的叶帅没有说及自己，只是提出应该让为邓公平反、让邓公重新出来工作。不过由于阻力过多，这次还没有形成定论。

不久后政治局召开正式会议，叶帅再次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得比较直接：我觉得应该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了，大家应该不会害怕吧？邓小平同志回到政治局，很多事情就好解决了，他总不会给我们穿小鞋吧？

他话一说完，几位老同志纷纷表示赞同，但是华同志还是认为当下时机并不成熟，需要从长计议。从1976年10月到1977年7月，邓公这第三次复出之路其实也并不顺利，当时高层中还有股力量站在了对立面上，像陈永贵和汪东兴就是其中的积极分子。

陈永贵在听到风声后，不止一次找到华同志说：华主席，你可千万不要把邓小平“解放”出来啊，不然在别人眼里，就成了我们背叛老人家了。

后来邓公复出之势不可阻挡后，陈永贵又去跟邓公说：小平同志，我们这回可要吸取教训了啊，否则还是会犯错误的，你年纪也不小了，就别折腾了，按毛主席的指示办吧。

从整体来看，陈永贵的思想还是停留在以前，他没有看到时代的发展，所以就比较顽固。

而汪东兴说的话就更多、更直接，其实当初邓公蛰伏江西时，汪东兴与邓公的关系也不算差，很多次都是汪东兴帮邓公传达信件、心意给毛主席，这才有了邓公的第二次复出，但两人在思想上也有很大的分歧。

1976年11月18日，汪东兴也是听到有人希望邓公复出，便在宣传口会议上当众说：1975年10月，毛主席就发现邓小平同志不行，而且错误是严重的，搞原来那一套。毛主席见邓不行，才另找华国锋。

同年12月一次会议上，汪东兴再次说：如今不少人要请邓小平同志出来，说他很能干、很有魄力，这么多年共事下来，他这个人我还是熟悉的，能力确实有，但错误更多。毛主席75年想让他当总理，结果呢？试了试还是不行嘛，那两把刷子比华差远了。

陈永贵至少说的话还是私人性质的，汪东兴却是多次当众表态，因为他职务的特殊，很多人就被误导了，像时任卫生部部长的江一真在回忆录中就提到了这些事，表示汪东兴的话让大家很疑惑。

当然，陈永贵也好，汪东兴也好，他们最多也就代表了部分意见，邓公是否复出，主要还得看华同志是否松口。

华同志当时的表现比较中间化，给予了邓公一定的政治权利，可绝口不提邓公复出的具体时间，他更希望一切都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这也好理解，毕竟他是毛主席亲点的接班人，而邓公的一些待遇又是毛主席定下了，华同志不能在短时间内毫无理由地推翻，必须有一个合适的契机。

华同志当时也平反过各种运动时期的旧案，只是基本上都没涉及到重要人员，这让那些曾被打压的老干部们很不满，后来就在1977年3月的中央会议上提了出来。

这次会议本来是讨论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华同志事先打了招呼，让大家不要提及邓公复出和“四五运动”的事，不过陈云在3月13日的西南组大会上作了书面发言，很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于“四五运动”和要邓公复出的看法。

在场众人为之感到惊讶，会场的工作人员私下里找到陈云，希望他能修改发言，但遭到了拒绝，当天的会议简报上就没有刊登陈云的发言。

王震随后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得到的也是类似的结果。有这两位老同志做了表率，后面的其他人就勇敢了起来，到最后商议邓公复出及“四五运动”倒成了主流，华同志只好也表了态。

虽然他在发言的前半段再度强调了“两个凡是”，但后半段还是肯定了“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以及这件事情邓没有参与，准备“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公于4月写了封信给华同志，表明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毛主席思想，并且还在信中否定了“两个凡是”。

这些内容，让华同志有些不悦，他让汪东兴、李鑫代为拜访邓公，希望邓公能改一改措辞，这样有利于将来的复出工作。但是邓公拒绝了，并且邓公希望这封信能得到公开，让更多人参与讨论。

华同志也的确够厚道，即便自己不满，也没有压住不发，还是印送至全国县、团级单位，各界为之引起了轰动。

后来邓公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拥护，终在1977年7月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正式复出。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又确定了全新的指导方针，“真理标准”取代“两个凡是”，一切都产生了巨大变化。

只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汪东兴的脚步还是没有向前，多次都站在了对立面。

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大家商谈关于少奇同志平反之事，多数人都赞成，汪东兴却反对，他说：对一些历史问题，不应推到少部分人身上，否则容易产生种种误会，将来可能会出问题。

这个发言得到了一些老干部的指责，汪东兴见群意如此，便主动提出了辞职。当时组织没有批准，只说这种大事应拿到五中全会上讨论。

到了1980年的五中全会，汪东兴再次提出辞职，中央这才同意。晚年的汪东兴生活特别简单，平时也不爱出现在公众面前、不喜多谈及往事，有人曾问过他为什么要辞职，他只回答了一句“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如此豁达，才能有那么长寿啊。